慈禧：晚清“王熙凤”

　　人们往往对女王充满了想象，因为女王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自身的经历也经过了坊间的各种戏说和歪传，能够满足各种类型的想象。但是慈禧太后是个例外，她基本上从来没有被美化过，很少有人说慈禧太后是我的偶像，这和武则天形成了天壤之别。

　　为什么会这样？读过刘仲敬这篇深入浅出的评述文，各位读者自然会有各自的理解。

　　钦后（慈禧）生活在《红楼梦》的世界内。幻想总是比现实夸张一点，曹雪芹的包衣（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包衣”意为“家的”；“阿哈”意为奴隶、家奴、奴才。包衣为满族贵族占有的家奴，没有人身自由，受主人驱遣从事家务劳动或生产劳动。来源有战俘、罪犯、因债务破产者。包衣的子女也世为饮衣）家族和江南织造权位没有小说中荣、宁二府煊赫，非常接近于慈禧父辈如果走运就会达到的地位。

　　因此，他们幼年耳熏目染形成的认知图景异常接近。有些人认为这是晚期帝国士大夫的文化氛围，其实不是。八旗子弟虽然浸染儒学，绝非江东士大夫的同侪。他们属于宫廷系统，对侍从职位有本能的敏感性，对儒学的理解是高度功利性的，仅仅因为皇上尊儒，天子近臣自无反抗之理，然而他们理解的儒学就是贾政和贾母那种风格。

　　贾政的儒学就是元代以后的科举应试教育，朱注（朱熹所批注过的著作）以外的世界完全不存在，看到古注就觉得是异端邪说、甚至可能是反清复明的恶毒攻击（有些文字狱就是这样产生的，原因在于皇帝既不讲理又不读书，不能忍受孔孟汉宋诸儒偶尔冒出来的贬斥夷狄言论，拿他们的徒子徒孙开刀。），听到古风古诗就觉得是浪费时间的娱乐，因为《大清高考大纲》已经删除了这些内容。

　　贾母的儒学就是戏剧、小说教她的忠孝节义之类通俗说法，但有许多内容是宿儒（书念得很多的老学者。宿，长久从事某种工作的意思）从来没有接受的，例如雷劈不孝之子之类，其实照孔子的标准都属于怪力乱神。醇儒讲究博古通今、儒雅风流，并不瞧得起旗人乱七八糟的家学。

　　慈禧毕生没有走出她的家学世界。

　　在她的同侪看来，她是王熙凤一流“能干媳妇”，任劳任怨、泼辣弄权。大家族里少不了这种当家媳妇，可是她的心胸狭隘、乖戾恶毒委实坐实了孔门子弟对妇女的所有偏见。

　　在她自己心目中，她是从宝钗、探春起家的贾母。是她在男人不负责任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带领一大家子度过了难关，以后即使作威作福，也是她应得的报酬。如果她对小皇帝和晚辈作威作福，那就更是贾母作为老人的特权。

　　在江东士大夫的家教当中，贾政对贾母的孝道是有损门风的。

　　“夫死从子”、“惟家之索”（出处《尚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意思是母鸡在早上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的道理才是儒家的上层和正统。

　　李鸿章的母亲对家族和儿子的贡献绝不亚于慈禧，从来没有过问儿子家务以外的纪录。他的“政敌”李鸿藻（1820-1897，清廷重臣，清帝国同治、光绪二帝太傅，同治帝启蒙老师，历任五部尚书，被李鸿章视为政敌，与李鸿章无亲属关系但常被误认）以孝子闻名，他的母亲同样没有干预国事的欲望。

　　事实上，她如果有这种欲望，即使遭到男性家长的拒绝，都已经说明当事人的家教不好，足以丢尽娘家的脸面。陈寅恪（1890-1969，大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通晓二十余种语言，著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所谓礼法门风包括许多内容，其中就包括女性的家教在内。

　　名门的女孩之所以特别难娶，就因为她们自幼家教严格，懂得自觉遵守儒家礼法，不会做出让夫家难堪的事情。贾母和慈禧的做法就属于门风不正，在婚姻市场上卖不出高价。

　　曾国藩孜孜不倦地教育自己的女儿，就是生怕她们犯这种错误，给自己丢人。他送给女婿的嫁妆只有二百两银子，引起了士大夫同侪的一致崇拜。

　　慈禧听到消息，觉得不可理喻。

　　八旗“红白喜事”讲究大排场，否则就是没面子。这种面子观念在江东士大夫眼中，就叫没文化。

　　许多冲突产生于士大夫的上层儒学和八旗的通俗儒学之间。前述的李鸿藻丁忧请辞（丁忧，官员为父母居丧守制的代名词），慈禧就表示很不理解，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沽名钓誉？是不是有些大臣想借此机会逼他下台？这些怀疑在儒生看来，就是不该垂帘听政的证明，因为先王之道就是宪法性原则。

　　拥护不尊重宪法的领袖当权，这还得了！最后只有由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峰，清末重臣，保守派儒家学者的代表）和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瓶生，号声甫，晚号松禅、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1856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领袖）等人联袂解释，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同治无子，醇王之子光绪继位。

　　礼部的大臣和御史吴可读（1812-1879，1879年以死谏慈禧为太皇太后而废垂帘听政殉命）立刻看到：如果光绪的继承人拒绝替同治传递香火，就会构成严重的宪法危机。慈禧一度感到不能理解，也说明她的儒学教育非常肤浅。她侵夺儿子和侄子的皇权，还认为这是小辈应有的孝顺。

　　戊戌政变后，她喜欢看《天雷报》之类通俗戏剧，内容是不孝之子受天罚，一方面说明她的品味委实不高，对比一下武则天就非常清楚。武则天是诗歌革命的发起人，宋之问（656-712，唐朝著名诗人）和沈诠期（约656-约715，唐代诗人，与宋之问齐名，称“沈宋”）的保护人，豪放粗糙的古体诗在她的宫廷里演化成精致典雅的近体诗。

　　慈禧身边没有诗人，甚至不爱当时认为比较高雅的昆曲。她保护和培养的京剧，在当时社会看来属于通俗文化。贾母和王熙凤喜欢看戏，左宗棠的周夫人肯定会认为有辱门风。

　　士大夫的闺秀即使想要吟风弄月，也是李清照一流人物。柳如是（1618-1664年，本名杨爱，后改名柳隐，钱谦益之妾。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曾为“秦淮八艳”之首）的诗歌入得了上流人士的法眼，京剧即使日本人都不放在眼里。

　　这种爱好另一方面说明在她心目中，政策对不对还是其次，关键在于晚辈竟敢顶撞长辈，就是大逆不道。儒家士大夫绝不可能支持她的想法。周礼的先例是毋庸置疑的：周文王的妻子、周武王的王后早已垂范在先，丧父的太后应该把政务交给儿子，自己管好家务事就行了。太后篡夺儿子的皇权，同样是僭主，必须受到千秋万代的唾骂。何况根据大清家法，先皇应该任命托孤的摄政大臣，不应该垂帘听政。

　　文宗（咸丰帝）的遗嘱并不疑义，完全符合周孔之道和祖宗家法。慈禧作为未亡人，竟敢撕毁丈夫的遗嘱，蔑视先王之道，肯定要为宪法危机承担主要责任。恭亲王（1833-1898，1860年与西太后慈禧合谋发动辛酉政变，处死或贬逐了载垣、端华、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成功夺取政权，此后被授予议政王之衔，任总理衙门大臣等职）有“大清亡于方家园（京师朝阳门内巷名。慈禧、隆裕两后母家所在地）”之说，就代表了真正儒家应有的看法，但恭亲王自己就是垂帘听政的始作俑者，当然不能正色极谏，尽周公吐哺之道。

　　从儒家史观看，慈禧夺权本身就是罪行。不合法的权力本身会产生出更多的弊政，因为忠臣不能服侍不合法权力，小人当国自然会引进更多的小人，用歪曲的伦理为自己辩护，最终用更大的错误掩饰最初的错误，最终导致王朝的崩溃。具体的错误都是这样造成的，相当于原则性错误不算重要。

　　依据“赵盾（前655-前601）弑灵公即赵宣子，时人尊称其赵孟或宣孟。春秋中前期晋国卿大夫，赵衰之子，杰出的政治家、战略指挥家。晋灵公（前624-前607），晋襄公之子，幼年继位，宠信屠岸贾，荒淫无道，以重税来满足奢侈的生活致使民不聊生。多次刺杀找盾未遂，最终被赵盾、赵穿兄弟杀死”的原则，恭亲王和曾国藩李鸿章做不到周勃（？-前169，汉开朝功臣，曾被汉太祖刘邦认为“厚重少文”，可以托付大事，前180年汉高后吕雉死后，周勃成功平定诸吕叛乱）灌婴（？-前176，汉开朝功臣，后与周勃共同平定诸吕叛乱）和狄仁杰（630-700，字怀英，唐代名相，曾力劝武则天续立唐嗣，唐祚得以维系）张柬之（625-706，字孟将，曾与崔玄暐、桓彦范、敬晖等发动神龙革命，迫武则天禅让予唐中宗，唐朝因而复辟）的拨乱反正，已经有亏职守。

　　这种看法现在不大流行，说明儒家的传统已经中断。目前流行的判断其实是：她是不是优秀的中国领导人。这是个伪问题，因为“保中国不保大清”是她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当时中国一词多半用在外交上面，而且只能用在外交上面。谁主张大清皇帝就是中国皇帝，谁就有颠覆帝国的嫌疑。即使在张勋复辟的时候，各位亲王都不能接受他们也是中国人的理论。

　　近代中国——不如说华夏——政治变化的速度太快，因此造成了诸如此类的混乱。国民党就曾经以反革命的罪名，审判武昌守将刘玉春。

　　后者的回答等于是：我什么时候参加或赞成过你们的革命？吴大帅提拔任用我，不就是镇压你们这些革命党吗？国民党还算比较要脸，没有勇气把这种荒谬的指责坚持下去。

　　后来许多人的理论比国民党更不要脸。这些理论的实质都跟皮萨罗（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1或1476-1541）西班牙文盲冒险家、秘鲁印加帝国的征服者。开启西班牙征服南美洲时代，现代秘鲁首都利玛的建立者）审判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的理论依据相同。

　　当时孟德斯鸠和格劳修斯（胡果·格劳秀斯（1583-1645）荷兰人，古典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之一，世界近代国际法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就忍不住反问：印加人为什么要遵守西班牙的法律？阿塔瓦尔帕当权的时间不是在西班牙人统治美洲之前吗？

　　如果你想问慈禧应不应该为中国负责，也就可以问罗马皇帝应不应该为那不勒斯国王多修几条大路。

　　如果一定要考虑慈禧和中国的关系，答案应该是：相对于文宗（咸丰）和士大夫，她的政策既不好也不坏。她只想要权力和利益，政策上继续走她丈夫临死前确定的道路：宫廷应该跟南方士大夫合作，避免元顺帝的命运（1368年9月14日，明军攻陷大都，元顺帝出逃，蒙古退出中原，元朝对全国的统治结束）。

　　在这方面，他们是成功的。至于应付西方及其世界体系，在庚子以前，他们的水准几乎相等，但慈禧对庚子和《辛丑条约》负有特殊责任。在恭亲王或李鸿章的领导下，这些事情几乎没有发生的可能。她缺乏良好的教育，因此容易上当受骗，也不肯承认夺取儿子的权力本身就不合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即使不了解西方外交原理，至少比较忠于儒家道德原则，认为忠信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而是想做君子的人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他们不会认为：只要能打赢洋人，即使火烧翰林院也没关系。刚毅（1837-1900，满族镶蓝旗人，广东、云南布政使，擢山西巡抚。甲午战争爆发后主战，反对戊戌变法，率领义和团同八国联军开战。与毓贤（著名的酷吏和极端排外人士）皆是刘鹗《老残游记》中清官比贪官可恨的代表）和端王（载漪（1856-1922），义和团事变祸首之一。载漪是光绪帝的堂兄弟）周围的亲贵却就是这么理解的，他们的儒学水准就跟贾政差不多。他们能够欺骗慈禧，因为慈禧的水准本来就跟贾母差不多。

　　晚年的慈禧陷入自己无法理解的新世界，变得很容易上当受骗。一张PS的照片就能骗到她，而且大臣不骗她几乎不能办任何事情。这种情况跟顽固派老人在晚辈当中的处境非常相似。

　　张之洞骗她说，立宪对朝廷有好处。她也就信了。但她毕竟是王熙凤。虽然不关心政策，却关心权力。她始终积极部署，不让戊戌翻案。心术之巧，不亚于王熙凤对待尤二姐。

　　满人的权力能不能保持，大清今后的命运如何，她反倒可以放手交给大臣，王熙凤对贾府的态度也是这样。根据儒家的忠诚观，她当然不是维护大清的楷模。

　　（此篇为武汉大学知名历史学者刘仲敬点评近世人物中的一篇。刘仲敬点评近世人物，是共识网对刘仲敬老师的独家约稿，同步在共识网以及共识网APP上发布，特此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