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思想“核爆炸”——曾雄飞先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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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雄飞先生，广东龙川人，1938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六年制国防专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事核武器用高能炸药研究，文革期间该所国防部分曾先后转入国防科委、兵科院，后又转入兵器部、兵总等单位。但曾先生的研究工作没有大的变化，把自己主要科技生涯，献给了国防建设，为我国尖端武器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曾经获得过科学大会、国防科工委等多项国家级奖励和发明奖等。1984年，兵科院214所整建制并入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曾先生亦调入西安，并开始研究民品——饲料添加剂。曾先生来自农村，对农民感情至深。他说：过去做的东西是给敌人吃的，现在需要做点给自己人吃的东西了。1988年终于取得成功，这就是氨基酸微量元素合物——蛋白微素精，其制造技术取得了中国发明专利。这一发明，在1991年西安举办的第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上，获得了发明金牌奖，以及陕西省政府设置的三秦杯奖。他的发明业绩曾经载入《陕西年鉴》1992卷，也载入《中国当代发明家大辞典》和英国世界名人录。

　　我国专利法公布后，曾先生也做了点非职务发明，这就是高级碳素墨水，取得了中国发明专利，曾经获得全国星火杯发明竞赛奖。有位陕西日报记者，把曾先生的这两项发明，推荐给他的家乡，北京顺义，曾先生便只身来到北京农村，主持实施这两项发明专利，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贡献了宝贵的时光，历时八年。

　　曾雄飞先生1994年退休，对于许多人来说，退休就意味着养老。他创办的顺义企业的个别领导，也希望他回西安。可曾雄飞并没有这样想，他认为，这正是他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奉献给世界的最好机缘。他可以展翅高飞，把自己的光和热，自由地献给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人民，献给全人类，献给农民，也献给中国共产党。

　　1997年8月，退休后的曾先生回到广东，在惠州创办了惠州市三宝生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服务于养殖业，尤其是水产业，生产自己发明的产品。这时，正是我国对虾养殖遭受病毒病严重袭击的时候，没有好的抗病毒药物。曾先生思量，那就自己搞吧。可是许多中外专家说，发明这类原创新药，需要10～12年时间，8～10亿美元，还说中国人搞不了。曾雄飞先生的科技生涯中，最擅长的就是逆向思维，最钟情的就是发明创造。他分析，药物发明最费钱的是临床试验，人药作1例，都要很多钱，确实不堪重负。为什么不可以先做渔药呢？拿几亿条虾来做试验，我们也负担得起啊！曾先生把流行的做渔药方法叫“从人到鱼”，他自己的方法叫“从鱼到人”。成败就在一个字的颠倒。从1993年开始，曾先生投入对虾病毒病的攻关，历时十年，2002年4月17日向农业部申请新渔药。2004年6月10日取得新兽药证书，2005年11月21日取得蛋氨酸碘溶液批准文号；2006年9月11日取得蛋氨酸碘溶液的GMP证书，当年正式投放市场。从列题研究到第一个产品投放市场，历时14年；2008年，变更蛋氨酸碘溶液的注册，从虾扩展到鱼和畜禽，历时17年。迄今，还没有到人呢。这是一个何等漫长的新药发明长征！当然如果有比较充足的资金，这一过程将会缩短。这竟然是一位退休老人所做的事，请想想，需要何等的意志、毅力和智慧啊！如今，这一中国自己发明的原创新药，已经在养殖业中大面积推广应用了。瑞士驻广州领事馆，还曾多次通过《广东科技》购买，说是预防禽流感。

　　曾先生可算是退休后成功转型、创业的科学家。2007年他开始筹办金鳄科技公司；2006又开始第二轮虾病的攻关，2011年亲自到湛江养虾，寻找病原和防治规律，持续两年半，有两个春节都在虾塘度过。曾雄飞金鳄科技团队，发现了7种优势病原菌，形成了金鳄对虾科学养殖法，《傻瓜对虾养殖法》，引领着对虾养殖行业走向新高度。

　　对虾养殖遍及我国的万里海疆，从南海岸到北海岸，这20多年，曾雄飞的行程可绕地球几圈了。但他的思想并未局限于虾塘，而是投向了浩渺的宇宙和无限可分的微观粒子世界。高能化学动力学，爆炸力学与核物理学是曾先生的知识本底。类似于链爆炸的虾病传播过程，细菌和病毒的繁殖理论，深深触动着他的科学神经，唤醒着他长久以来一直在关注的天文学。2005年11月的一天，临睡前，他翻看天文爱好者手册，发现太阳系行星质量比，竟然同他过去研究反坦克武器碎甲弹层裂的质量比极其相似，顿悟太阳系行星应是星球撞击爆炸产生的。于是他停掉了其它理论研究，转向行星起源。在2005年12月19日，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太阳系行星形成的爆炸波理论——新原子层级和场》。指出：金星和水星，地球和火星是一颗原始的石头型行星与太阳撞击后层裂产生的。2006年，通过对两千多核素和七百多基本粒子的系统研究，发现原子核内有核，原子核并非原来想像的只是简单的由质子和中子构成，原子是由核内电子、核电子和核外电子，三层电子构成，它们的排布服从“28”规则。这就是他的“新原子论”。此后，他将爆炸力学和新原子论的触角深入到地质学领域，把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发展成为爆炸地质动力学，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大地构造学说。他直言，地球上的盆地山系，海谷海岭，海与洋，不可能依靠地球自转或是月球作用产生，这样的作用力远小于原子弹爆炸产生的作用力，小到可以忽略，而一颗数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至多只能炸出数百米的断裂。而地球上的断裂，盆地大断裂是数十至数百公里，环太平洋断裂是数万公里。他依据核爆炸的数据进行模拟计算，形成海级构造（如地中海）所需的能量，相当于2.5亿颗百万吨TNT当量原子弹释放的能量，形成洋级构造（如印度洋）所需的能量，相当于239亿颗百万吨TNT当量原子弹释放的能量。地球上的断裂只能是星球级撞击，大尺度物质波作用的结果。他利用爆炸波理论计算：地球上北纬30度附近何以会成为能源富集带；大断裂之间的间距同大爆炸冲击波的波长有关；中国是来自南部、北部、太平洋和印度洋大爆炸冲击波的汇聚区，中国的大地构造和独特的文明沿革反映了这样的特征。

　　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又将研究重点转向地震。我国是遭受地震灾害打击最深重的国家，单只唐山和汶川地震，死伤人数就达86.7693万人，死亡31.1227万人，经济损失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他写道：“这令人何等的痛心疾首。中国科技工作者，不弄明白地震的规律，简直就是耻辱！”对地震研究，他从收集中国和世界的大震资料开始，时间跨度，初是百年，后是一千五百多年。他发挥基础理论扎实、深厚的优势，不停留在现象上面，而是紧追现象背后的物理本质、物理机制。例如，他从调查中得知汶川地震，从牛圈沟喷出至少400万立方米的岩石，烟雾弥漫数十平方公里的天空，震中距离地表19公里；他沉思：这样的喷发需要通道，提出爆炸烟囱概念，又提出地震爆发需满足力学条件，即地震结构体内的压力必须超过覆盖它的岩层的断裂强度和重力之和。他说，这是地震研究的突破口。他依据地震能的计算，力学条件，同热力学第一定律，即能量守恒定律相结合，计算出，汶川地震结构体的体积是6000万立方米，于是又提出地震包体概念，形成了地震结构爆裂动力学理论。随后他系统地研究了钱复业、赵玉林和赵璧如团队所发明的PS100地电仪取得的观测资料，以及他们的发现：引潮力谐振共振波；快慢波波时差决定震中距，共振周期决定震级，月潮规则决定发震时间。他终于发现了共振包，破解了地震的机理，地震三要素就藏在共振包中，研究出识别地震前兆共振波信息，同地震的震级、震中和发震时间之间相互关联的理论和技术方法。把地震的预测预报建立在物理定律的基础上，使地震的科学预测预报成为可能，指出我国将会首先实现地震的预测预报。

　　2013年11月28～29日，欧洲自然科学院在德国汉诺威召开的国际年会上，曾雄飞应邀参加，用英语作了《论地震机理与短临预报》的报告，震动了该年会。欧洲自然科学院鉴于他的杰出贡献，院长亲自授予他莱伯尼兹奖奖牌和证书，欧洲大学授予曾雄飞荣誉博士学位。2013年第20卷第6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北京大学主办的《地学前缘》，曾佐勋特约编辑的《地震监测预测理论方法与实践》专辑，将曾雄飞的《地震结构爆裂理论与短临预测》论文，作为首篇刊出。2014年3月5日，香港大公报以《中国有望在世界上首先实现地震预测预报》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曾雄飞的事迹，向全世界宣告了地震预报春天的即将到来。《论地震机理与地震预报》，2014年7月赴俄罗斯交流，也获得了俄罗斯专家的好评。

　　通过上面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曾先生所做学问的范围十分宽阔，表面上看起来，涉及到似乎是互不相关的各个领域：原子弹引爆炸药、虾药、人药、太阳系形成、地球起源、大地构造成因、石油天然气成因与成藏条件、未来新能源、地震机理与预测等等。我想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学者面对如此庞杂的知识体系都会有些发懵，跨的领域太多了，而且都有突破性的见解，这既需要既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又有对整体科学的系统理解才行。这可能是曾先生的学说缺少共鸣的原因之一。

　　笔者是文科生出身，对曾先生所研究的诸多领域完全缺少基础知识，只是在石油地质学和地震方面，略做了些功课。依笔者粗浅的理解：太阳系和地球是否发生过撞击“核爆炸”是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曾先生头脑中的“思想核爆炸”是十分确凿的事实，他所释放出的巨大思想能量会对中国科学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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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先生的思想看似庞杂，但深入看下去，也有清晰的线索，主要是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从原子论到宏观物质波理论，他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从原子核到宇宙星体间的运动变化规律，油气成因、新能源、地震预测等，只是这一理论的若干个应用节点而已。第二条线索是生物化学与生命科学，沿着这条思路，他发明出了虾药（这是经过100万亩以上虾塘实践验证有效的良药），也走到了发明人药、人用保健品的路上。第三条线索是他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思考。能做如此宽阔的研究，没有高屋建瓴的哲学思维是不行的，在他的书房里，专门就有一架讲人类文明史的书，包括100卷的《中国全史》。他告诉我们，他正在倾心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以及人类未来的命运。

　　笔者学术功底浅，依自己不成熟的理解，将曾先生的学说分为三类，一类是被实践验证过的确凿的真理，比如他做过的原子弹启爆炸药（包括与之相关的很多理论计算）、虾药等；一类是笔者认为可能也是事实，但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来检验的，如油气成藏的原因、地震的预报等；第三类是笔者根据现有的知识基础尚难判识的理论假设，如大地构造的成因、新能源的方向等。但第二类和第三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难以切割。

　　试举一例，曾先生讲盆地和大洋是爆炸冲击波产生的。地下核爆炸产生地表弹坑唇缘，环太平洋的地貌，从外形上看，确实有几分相像。但是，弹坑及其唇缘是一次爆炸，或是多次反复地质构造运动形成的？我对曾先生这一学说暂时存疑。然而，对曾先生用爆炸动力波解释油气藏赋存体我又是同意的，尤其是透镜体的岩性油气藏，其几何形状用沉积学、流体力学来解释都有些牵强，而用曾先生的爆炸动力波理论解释，更为合适一些。可一旦承认油气构造是爆炸形成的，就得承认核爆炸（我们请教过曾先生，所谓地下核爆炸只是指其爆炸能量与核爆炸相似，并非指地下真存在着铀、钚等核材料发生了爆炸）的存在，而如果存在足以造成储油构造的爆炸，那也就可能存在造成大地构造的爆炸，问题就是这么复杂地纠结在一起。

　　只有“真理”的知识体系已是常识体系，已经失去了科学的活力，需要新的科学探索。真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知识都是真理与假说并存的知识体系，一部分已被证实，一部分尚未证实，一部分已被证伪；那尚未证实部分可能被证实，也可能被证伪，而证伪了那部分又不能推翻已被证实的部分。这种不确定性正是科学研究的魅力之所在。

　　以笔者当下的理解水平，认为至少曾先生的三项科学见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第一项是前面说过的油气构造的成因理论，上文已讲过，不再赘述。

　　第二项是他关于地震成因和探测手段的观点，值得深入研究。他认为地震是类似于油气储体那样的地震包体爆裂的结果。地震前兆观测仪，观测到的共振波，正是地震包体的固有特性，如共振频率、共振周期等。这些信息是地球物理技术可以获取的，对这些信号的分析和处理，可用于寻找油气藏，也可用于地震的监测和预报。钱复业、赵玉林和赵璧如等学者发明的“HRT波”仪就属于可以捕获这类信号的国际先进仪器。只可惜后来有关方面没能重视，没有继续支持。曾先生本人现在正对此项技术做更加深入的研究，该仪器近期也将在他的公司安装，以期尽快实现国务院2020年前实现有减灾实效的地震预报的要求。

　　第三项是曾先生提出的“碳聚变”设想，按这种设想，碳的能值将提高200万倍，比磁约束核聚变更易实现。通俗地说，就是要让现在的1吨煤发出200万吨煤才能产生的能量。这是一个惊人（或者用网络流行语叫雷人）的设想！这一设想，基于曾先生的“新原子论”。曾先生学养深厚，持论有据。可是笔者不要说“新原子论”，就是卢瑟福等人的“老原子论”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为了理解曾先生的这一学说，还得从头补课。但我觉得，已经具有相关学科基础知识的读者应该给予关注，对此发表有份量的评论，以促进其发展。无论石油、天然气、煤炭是否是化石原料，它们终有枯竭的一天，而提高现有物质的能量使用效率，无疑是更有益于人类未来的能源科学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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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12日，笔者和年轻的同事商昭一起前往惠州采访曾先生，直接观察到了曾先生的个人风采，有几点印象记述如下：

　　1、曾先生不但是成功的企业家，更是一位科学家。

　　按曾先生现在的身份，是公司董事长，是商人（或企业家），算是“老板”了，可他身上，丝毫没有半分的“土豪”气息，不要说戴金表、挂金链子那些招牌配饰，就是一般的企业家所有的“商业气质”，他都没有。谈到科学问题，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论及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轻描淡写、若有若无地一笔带过。他的董事长办公室简朴得像间普通业务员的办公室，在其办公室的二楼，是他的研究所，那是数间房子组成的，是他的图书馆、实验室、兼卧室，家具简朴，图书众多。他自己有明确的分区，分别为我们介绍：围着办公桌的是分析化学、生物化学的书，桌上还有些小型的试验设备，这是研究虾药及生物化学的区域；围着床的是天文、物理、地质方面的书，这里是研究天文方面的地方；门旁边一个区域是研究哲学和人类文明史的书；另一个区域是地震方面的书……。他说这些时，洋溢着由衷的快乐。我们能想象到，他每天穿梭在这些思想领域中忘我的兴奋状态。在这里，他已晨昏不分，天人难辩，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万象为宾客”！

　　曾先生讲过他的一次“炫富”经历，那是1997年，曾先生结束了八年的“北漂”生涯，由北京回到西安，解下腰上的腰包，拿出八万块钱，往桌子上一放，呼唤孩子们，“你们数数有多少钱”，女儿们一拥而上，高兴地数钱，那时候，哪见过这么多钱啊。不过第三天，曾先生又把钱束在腰间，南下广东，这就是他创业的本钱。

　　据我们的观察，曾先生对挣钱没多大的热情，他能挣钱，纯属机缘巧合，甚至还有点逼上梁山的味道。现在公司的业务，也多赖其夫人和孩子们打理，他本人的兴趣，主要是投入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基础理论研究上。如果从挣钱的角度看，他应全力投入虾药（哪怕是人药）的研究上，快速做大做强。可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与此似不相关的“新原子论”、地球起源、油气成因、地震预报、营养医学、新能源、文明发展趋势上了，这些事情至少占用了他70%以上的时间，可见他的精神追求主要是科学。

　　下海经商，给曾先生带来的最大好处是经济上的独立，他自己挣钱自己花，有一定的资金来支持自己的研究。由于退休了，他的研究成果也难以再到体制内去评什么奖，由于是民营企业，也争取不到国家科技专项资金的支持。他也曾为自己的“新原子论”和“营养医学论”申报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但石沉大海。不过，曾先生没有半点牢骚（采访中他就没提过这茬儿，笔者是在后来整理资料时，在别的资料中看到这段记载的）。我觉得他是顾不上发牢骚，忙的，一方面忙着挣钱，另一方面忙着做有价值的科学研究，顾不上纠结于这类永远也扯不清的咸淡。

　　2、曾先生具有极好的吃苦耐劳的品格。

　　为了款待远道而来的我们，曾先生的夫人亲自为我们做了一大桌子饭菜，像年夜饭一样丰盛。吃饭时，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我们每一个人都端着一个饭碗在吃饭，而曾先生却端着一个大的不锈钢缸子吃饭。“他一直就这样”，曾夫人说。这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大学时在食堂打饭时自带的搪瓷饭盆（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这样了，食堂提供现成的餐具），这是长期野外集体生活养成的习惯，到了家里，他仍未改变。曾先生说搞虾药研究，不亲自养虾不行，所以，他和虾农一样，亲自养虾，他在湛江租的虾塘，有两年的春节都是在虾塘度过的。常年风餐露宿的野外生活，给了曾先生一付强健的体魄，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上山下坡身手敏捷，还能精力充沛地从事这么繁重的研究工作。而亲力亲为的动手实践习惯，又让他的科学研究具有坚实的实验基础，每一组数据都是反复观察、反复试验获得的。

　　3、在科学上，曾先生有清醒的自觉与强烈的自信。

　　对中国科学界的现存状态，曾先生有过透彻的批评，比如，他在一段思考札记写道：“思想保守（迷信洋人），专家自私（审评只为自己的名和利），银行不给创新融资，才是中国科技创新的三大绳索。中国有发明大家，有创新学派的大科学家，政府发现了吗？支持了没有？北京一份科技刊物，公开申明自选题目一般不录用。试问牛顿、爱因斯坦的题目是政府给的，还是上帝给的？简直是乱弹琴，庸人自扰！”

　　他自谓有三不迷信：“不迷信洋人，不迷信老祖宗，不迷信钞票”。不迷信洋人，就是不能迷信洋人说的都是对的，诚然洋人有过大科学家，但是任何科学认识都是有成立条件的，不是永恒的真理，不能把国外的科学结论当作永恒不变的教条，更不能把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当作是衡量科学水平的标准。不迷信老祖宗，就是不能对国内以往的权威学者的结论盲目相信，也要根据自己对事实的认识，做出独立的判断。不迷信钞票是不能一谈科学研究就认为要花很多钱，好像只要花钱，就能搞出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似的。基础理论创新，主要不是钱的问题，根本问题是思想的解放，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克里克等发现DNA双螺旋结构，都没花多少钱！

　　在科学研究上，曾先生有强烈的自信，在其著作《新原子论》中写道：“科学积累需要一百年。1803年英国道尔顿提出近代原子论；1911年另一位英国人卢瑟福提出现代原子论；2006年中国学者提出新原子论。”曾先生说这话是有充分底气的，这种底气来源于对科学认识方式与科学证据的充分把握。在曾先生眼里，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不是高不可攀的“神圣”，一切科学家所做的工作都是相同的：面对同一个对象，以相同的探索精神进行追问、分析、实验，根据可靠的证据作出判断，科学研究是个没有等级的自由王国，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我们无须仰视过往那些伟大的科学家，而是与他们一起，并肩站在试验台前，共同工作。

　　我认为，曾先生代表着一种新科学家的形象，这一形象的核心气质是独立。首先，他们的精神是独立的。他们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洋人，已经结束了科学的学习阶段，进入到独立探索、独立研究的状态，面对客观世界，用自己独立的思考，得出独到的判断。他们已不再是“为往圣继绝学”，而是“为后代开新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精神、真正的科学精神。

　　其次，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靠自己的科学发明和辛勤劳动，赚取了足以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钱。在有所多余的时候，他们不像“暴发土豪”（那只是中世纪地主思维在现代世界的存在形式）一样花天酒地，而是将钱投入到没有任何经济目的的科学探索之上。他们不为职称搞科研，不为拉项目搞科研，不会花费巨大的精力去申请政府基金，也不受企业追求市场效益的实用主义目标牵引，不逢迎主流观念，搞逢迎潮流的跟踪研究（其实叫跟风起哄更准确些）。挣脱了经济羁绊后所进行的是纯粹探索真理的研究活动，这才是真正的科学活动。实际上，西方科学事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现了这样一批独立的科学家，像爱迪生、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等人，这些人首先是科学家，然后才是企业家。他们最强烈的兴趣是创造出世界上没有的新东西，很幸运地，他们又会赚钱，用自己赚的钱支持按自己兴趣进行的研究，而这些研究中的一部分（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也形成了被市场接受的产品，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钱，使他们的研究进一步拓宽、深化，这才形成了实业（商业）与科学的正循环。

　　在中国，这种新科学家虽然很少，但毕竟出现了，而且一定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出现，是中国本土发生科学革命的标志之一。

　　文/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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