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灵：时代的叛逆者（一）

　　床边的毒苹果

　　1954年6月8日星期二，女管家在早上5点打开了图灵家的大门。他干干净净地躺在床上，嘴里吐出白沫。房间里有一个果酱罐子，里面装满了氰化钾，床边放着一个咬过的苹果。验尸官断定，图灵死于氰化物中毒，死亡时间是星期一晚上。他推测，图灵将氰化钾蘸在了苹果上。

　　电影《模仿游戏》以这样一句话结尾：“在接受了一年的官方授权荷尔蒙疗法后，1954年，艾伦·图灵自杀。”在影片里，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饰演的图灵是我们熟悉的书呆子：不拘小节、邋邋遢遢、不解人情世故。除了琼·克拉克，他所有的同事都不喜欢他。他们对他的尊重仅仅出于对聪明大脑的赞叹。而反对者则对他恨之入骨，不但让他因间谍活动被捕，甚至试图放火烧死他。

　　大众化叙述的残酷之处在于：它将图灵推向一个极端困窘的境地。在这种叙述中，图灵之所以成为图腾式的人物，并不因为他是伟大的人工智能先驱，而在于他是执拗而苦苦挣扎的局外人，一个同性恋，一个被压迫者，更重要的是，他用一只毒苹果自杀。就在他死后半个世纪，人们还在逼问乔布斯，苹果公司的商标是不是源于图灵。这就是流行文化所需要的戏剧张力。

　　事实上，图灵的人生比他被赋予的标签要丰富得多。他充满谜团的死亡也并不能令人信服地用同性恋殉道者的故事来解释。

　　图灵服下氰化物的那一刻，他正在做的论文还摆在办公室杂乱的桌子上。他还在那儿留了一个便条，提醒他要做的事项。他预约了星期二晚上的计算机使用时间。6月3日，图灵为即将搬走的邻居韦伯一家举行了“欢乐的派对”。当时他兴致很高，说以后会去看望他们，还说他很喜欢即将搬来的新邻居。5月31日，挚友罗宾去威姆斯洛看望他：“要说有什么情况的话，就是他看起来比平时开心多了。”他们一起做实验，尝试用全天然的材料制造除草剂和洗涤剂。他们还讨论了类型论，并约好了7月再见面。皇家学会邀请图灵在6月24日出席一个活动，他接受了邀请，已经写好了回信，只是还没有寄出。

　　图灵习惯在睡前心满意足地吃一个苹果。母亲图灵夫人相信他的死是个意外。她记得曾经有一次，儿子躺在他的小床上，旁边的一个电解实验已经沸腾了很长时间，他却不加小心。他经常电解氰化物，因为这是镀金的必要步骤。最近，他正在利用祖父的金表给一个茶匙镀金。图灵夫人坚信，儿子只是手上沾了氰化物，然后不小心吃到了嘴里，因为他有吮手指的习惯。在1953年的圣诞节，她还提醒过他：“去把手洗干净，不要吮手指！”图灵回答说：“没事，妈妈，我不会毒死自己的。”

　　图灵夫人认为，图灵临死时正在从事一项“划时代的探索”。1952年10月，图灵曾粗略地告诉唐·贝利一件其他朋友都不知道的事：在战后，他仍然承担着政府的秘密情报工作。图灵死前几个月，剑桥发现了两个苏联间谍，其中一个是同性恋者。一些人揣测，图灵之死和这些事实有联系，有关方面出于安全考虑谋杀了图灵。但人们并没有任何证据。

　　似乎只有一条证据表明，图灵对死亡有过考虑：1954年2月11日，图灵立了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他把所有的数学书籍和资料都留给罗宾，至于钱财，首先给哥哥约翰家的每位成员50英镑，然后给管家30英镑。剩余部分平均分给他的母亲，以及朋友佛本科、罗宾、晨佩侬和奈维尔。

　　谁又真的知道这位天才在想些什么呢？1954年5月中旬，图灵和朋友格林拜姆全家在海边愉悦地散步，途中遇到一个吉卜赛人的算命帐篷。图灵走了进去。在1922年，曾有个吉卜赛人说过他是天才。格林拜姆全家站在帐篷外面，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图灵从帐篷里出来时，脸色惨白，呆若木鸡，在回曼彻斯特的途中，他一言未发。

　　毒药和苹果或许在他脑海中盘旋已久。1937年2月初，图灵的《可计算数》论文发表后没有得到预想的重视。他情绪沮丧，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悲伤地说，他曾经想到了自杀，要用苹果和电线。1938年10月，戏剧《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在剑桥演出，图灵最喜欢的场面，是那个邪恶的巫婆把一个苹果放进沸腾的毒汤：“让苹果浸满这汤，渗入沉睡与死亡。”1953年夏天，图灵和罗宾在一起玩寻宝游戏。他准备了一瓶红色的液体，并用红色墨水把线索写在瓶子标签的背面。当瓶中的液体被倒空，字就显露了出来：“美酒令人作呕，毒药十里飘香。”

　　解释图灵的死亡，或许是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可以追问的是：吃下那口毒苹果时，图灵的人生到底处于何种状态？和《模仿游戏》的暗示相反，《艾伦·图灵传》的作者安德鲁·霍奇斯这样总结：“在图灵传奇的一生中，并没有任何明显的低谷或失败能够解释他的突然死亡。从他的事业生涯来看，这段时期正是一个过渡期，他的涉猎范围已经充分展开，而且他对学术和情感生活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开放了。”

　　1951年是图灵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2月，曼彻斯特大学拥有了一台“马克1号”计算机。这是图灵21年来探索人工智能的成果。虽然他不是行政管理的头头脑脑，但在新建立的计算机实验室里，他是“老大”，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随时可以使用机器。常用程序的标准形式描述也是由他制定的。3月15日，图灵被选为皇家学会院士。母亲对他当选院士感到非常自豪，她在格尔福特举办了一场聚会。图灵虽然对这种聚会毫无兴趣，但内心里也备感荣耀。他在给朋友的信件中说自己像“参加奥运会一样开心”。

　　也是在这一年，图灵对计算机的改进失去了研究兴趣。11月初，他完成了一篇关于形态学的论文，并寄给皇家学会的生物学会刊。论文里，他以一个数学家的眼光分析生物学。图灵认为，这是一篇与《可计算数》同样伟大的论文，不只是提出了一个新成果，而且还建立了新格局，开创了新领域。

　　在生活中，图灵并非不谙人情。他一生中有许多亲密的朋友。公学时期的初恋克里斯托弗·莫科姆在1930年死后，图灵一直和他的母亲保持通信和往来，直到50年代初莫科姆夫人辞世。1951年的圣诞节，像往年一样，选礼物是图灵的头等大事。他为瞎了眼睛的印度传教士希比尔阿姨买了一台盲文机。这位数学天才还以挑礼物为题材写了一篇小说。主人公艾里克“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商店里来回溜达，碰到中意的东西，就想一下，哪个朋友会喜欢……他看到了一个木制的果盘，正适合比尔维夫人，她一定会喜欢的。艾里克还给血管不畅的母亲买了一个电热毯，他没想到价格会那么贵，可是她肯定需要这个，而且她肯定不会自己买”。

　　在小说中，图灵写起艾里克的人生状态：“他写的技术文章很有水平……最近这篇论文，比他二十几岁时写的那篇更加出色……他从来不隐藏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但在去年夏天，在巴黎遇到那位士兵之后，他已经很久没有伴侣了。现在他的论文完成了，他有充分的理由，去找一个美男。去哪里找呢，他是知道的。”

　　图灵确实知道。就在12月的那一天，他走在牛津街上，搭讪了一个19岁的青年——阿诺德·莫瑞，举止文雅，长着漂亮的蓝眼睛。莫瑞出身贫寒。5个月前，他在伦敦因为一些小偷小摸行为被遣送回曼彻斯特，成了无业游民。

　　1952年1月12日，莫瑞第二次去图灵的家。他们共进晚餐，聊了时政、天文学和小提琴，愉快地喝了点酒，然后一起躺在毯子上。图灵天花乱坠地讲着智能机器的故事，把莫瑞听呆了。莫瑞说起自己的窘境。图灵甚至开导他：“有志者，事竟成。”“一切都会变好，我会帮你走出来。”第二天清晨，图灵起床料理早餐。他们商量好，两星期后再见面。这本来是一份惬意的同性恋情。但莫瑞犯了错误：在图灵想要给他些钱的时候，他出于羞耻感违心地拒绝了，但又接连以难以证实的理由向图灵借钱。

　　图灵一生为人坦荡，与人交往从来直截了当，平生最忌讳谎言和背叛。1月23日晚上，图灵的住宅被盗。损失包括一件衬衫、一些鱼刀、一条裤子、几双鞋、几把剃须刀，还有一个指南针，以及一瓶喝了一半的雪利酒，总共大约值50英镑。莫瑞此前的表现引起了图灵的怀疑。或许出于对背叛的愤怒，2月2日晚上，当莫瑞再次光临时，图灵悄悄把带有莫瑞指纹的杯子收拾起来，在第二天交到了警察局。

　　图灵并不认为他和莫瑞的关系是一个问题。当莫瑞检举，警察就此拷问图灵时，他用半官方的语言，详细地描述了他们之间的交往。他甚至主动提供了5页手写的陈述报告，让警察们大跌眼镜：“太可爱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异端……他真的相信他的行为无罪”。图灵理直气壮地向警察们指出，皇家委员会理应将同性恋合法化。

　　就像他的小说主人公艾里克一样，图灵从未刻意隐藏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让世俗传统规范自己的感情生活。幸运的是，他似乎从不需要隐瞒。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到布莱切利公园、到曼彻斯特大学，图灵一生都处在由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组成的圈子里。这是一个在社交上相对封闭，在观念上却足够开放自由的群体。他多次在实验室、办公室和私人场合主动表明自己的性取向，或是评论某个诱人的小伙子。朋友和同事们几乎都镇定地表示理解。只有一次，在战争结束前研究语音加密的黛丽拉实验室里，图灵自己引起了话题，使他年轻的助手唐·贝利既惊讶又恐慌。他尖锐地说，他从没见过有这种恶心的习性而且对此自鸣得意的人。这令艾伦感到非常沮丧和失望。但尽管如此，唐·贝利还是决定接受图灵——那个一起做研究的、他能够理解的图灵。

　　图灵并不理解外面世界可能给他带来的伤害。他提交的材料自证其罪。法庭判处他违反1885年“刑法修正案”第11条“严重猥亵罪”。此罪针对男性之间的身体接触，刑期两年。

　　这一事件对图灵的伤害有多大？警察去传唤他时，图灵正托着小提琴，演奏爱尔兰小曲，旁边还有美酒相伴。图灵对罗宾说，他觉得最痛苦的，就是要把这件事告诉母亲。最初他请哥哥约翰去说说，但是约翰拒绝了。于是，他亲自说出了一切。图灵夫人安静地接受了事实。

　　在和亦师亦父的剑桥拓扑学家纽曼一起用午餐时，图灵轻描淡写地讲了他被逮捕的过程及其原因。他讲得格外大声，仿佛要让所有人都听到。纽曼当时震惊了，但他接受邀请作为证人出席庭审。当他被质问能否接受图灵这样的家庭成员时，纽曼回答，他已经这样做了，图灵是他们夫妻最亲密的朋友，而且是一位非常真诚厚道的朋友。安德鲁·霍奇斯说：剑桥的自由主义准备好了，要站出来保护图灵。

　　在实验室里，大家为图灵可能会丢掉饭碗而担心。物理学家布莱克特找到副校长、神经学家约翰·斯托福德爵士，表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务必保住图灵的工作。他引用了金西报告中的数据，来论证他的观点。图灵的职位保住了。部门领导纽曼动用了他的自主权。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图灵都没有停止工作。在被逮捕的那一天，他还在伦敦参加比率俱乐部的研讨会，在会上大谈形态学。他完成了对形态学论文的修改，向出版社提交了关于黎曼ζ函数计算的论文。3月，图灵出席了一场关于生物学的大型研讨会，因控制论及形态学问题得到了许多共鸣。朋友安慰他，别人并不会把法院判决看得那么重要。

　　图灵被处以缓刑，条件是必须在曼彻斯特皇家医院接受治疗。图灵写信给菲利浦·霍尔：“……审判的那天，感觉还不错。当我和其他犯人拘留在一起时，我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那些看守就像监督生。”他对待判决的态度是：接受，但绝不忏悔。

　　1952年五朔节，图灵到剑桥参加比率俱乐部的研讨会，听说挪威有一种“仅限男人”的舞会。当年夏天他就去挪威度假了。他没有找到那种舞会，但是得到了五六个地址。回来之后，他把其中一位男士的照片拿给罗宾看。他在巴黎也有过一段艳遇，把自己的手表给对方做了信物。图灵还发现一位女政客的儿子也是同性恋，于是天真率直地给这位官员写了一封信，要求修改法律。他从女官员的秘书那里得到了一封言辞粗鲁的拒绝信。

　　邻居韦伯一家仍然是图灵的好朋友。他们一起喝茶，有时一起用餐，共用一个花园。图灵偶尔做点园艺，平时在花园里下棋或者跑步。韦伯一家甚至请他帮忙照看他们1948年出生的儿子劳伯。图灵很喜欢这项工作。他和男孩有时会坐在韦伯家的车库顶上。他们大逆不道地讨论：如果上帝来到人间，准会得一场重感冒。在韦伯一家的熏陶下，图灵学会了自己做饭，知道如何做松软的蛋糕。他很喜欢向客人炫耀这些成果。

　　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图灵享受着平凡生活的乐趣。朋友琳·纽曼回忆说，审判之后，一切大白于天下，图灵为人似乎更为坦荡放松了。他变得更有趣，也更合群。琳·纽曼送给图灵《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战争与和平》。图灵给她回信说，《战争与和平》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以及他面临的问题。在书里，托尔斯泰写道：无论“自由意志”的说法多么不合理，但如果“没有这个概念，人们不但无法理解生命，而且片刻都不能生存。生命会变得无法忍受，因为人类一切的渴望和趣味，完全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那就和没有生命是一样的”。

　　自由意志

　　1926年5月，艾伦·图灵的名字第一次上了报纸。当时恰逢大罢工，只有慢速火车还在运行。为了赶上夏季学期的开学，这个14岁少年带着一张南安普顿地图，花了两天时间，只身骑车60英里（96公里）到舍尔伯尼公学报道。

　　经维多利亚时期的改革，英国公学的目标是选拔国家里的知识阶级。好学生不但要学习成绩优秀，还要在学校里学会顺从、合作和忠诚。资格和级别，权利和责任的平衡是大英帝国所珍视的东西。然而，这都是图灵做不到的。

　　图灵父亲的家族是没落贵族。祖父获得过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数学学位，但最终成为牧师。父亲朱利叶斯毕业于牛津大学基督学院，通过激烈的竞争考入公务员系统，兢兢业业地在印度殖民政府当差。母亲艾赛尔·斯托尼来自一个殖民开拓者家庭，出生在印度，后来被送回爱尔兰上学。少女时代，她吃过远离父母、缺衣少食的苦，怀过学习音乐艺术的梦，最终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印度。1907年，在从印度回国的船上，她遇到朱利叶斯。门当户对，一拍即合，两人不久就结为连理。1908年他们生下了长子约翰，1912年6月23日，艾伦·图灵出生。按照当时的社会期待，这样“上层中产阶级里的下层”家庭出身的男孩子，应当把陆军、海军、牧师、医生、律师当作自己的职业目标，而进入公学就是达成目标的必需步骤。

　　与许多男孩不同的是，图灵拥有的是一段恣意生长的童年。他出生15个月后，父母就回到印度当差了。图灵和比他大4岁的哥哥约翰被寄养在一对夫妇家里。等到图灵夫人离开丈夫，长期留在英国照顾兄弟俩时，图灵已经5岁了。图灵夫人每个星期都带儿子去圣公会教堂做礼拜，拉着他与上帝交流。“怪味教堂”，图灵闻着焚香的味道抱怨说。母亲的宗教熏陶已经不能浸入他的心灵。

　　图灵的兴趣在于探索客观世界。3岁时，他把坏掉的木偶种到土里，指望能长出一个新的。7岁那年，他尚分不清左右，但却通过一本叫《快乐阅读》的书，用3周时间学会了阅读，用更短时间学会了识数。每次走过路灯，他都要停下来看上面的编号。小图灵在笔记本上抄写治疗荨麻疹的酸模合剂的成分；用磁铁在下水道里寻找铁屑。他对事物的探究超出了一般孩童对乐趣的单纯追求。一次，母亲给他读一本科普书籍，偷懒跳过了一篇很长的理论论文，小图灵为此气得跑回了卧室：“你全给搞糟了！”

　　成为科学家并不是父亲对图灵的期望。原因很简单，一般科学家每年顶多能挣500英镑，父亲退休时的薪酬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但朱利叶斯并没有干涉儿子的兴趣。这或许是因为他思想宽容，也或许是因为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儿子天赋异禀。有一次，小图灵在花丛里观察蜜蜂的飞行路线，标出交会点，确定了蜂巢的方位。这给朱利叶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图灵夫人会给儿子看印有法国化学家巴斯德肖像的邮票。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见过远亲乔治·约翰斯托·斯托尼一面。他是“电子”这个词的创造者，一位皇家科学院成员。她不懂科学，但那种头衔和地位让她觉得恍若贵族。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进入公学前的少年图灵已经成了一个“杂家”。他知道怎样在无需爬山的情况下测量山的高度。全家人一起去斯诺登尼亚山度假时，他绘制了一张这座山的地图。他还研究错综复杂的图灵家谱，找出一个又一个准男爵。

　　当哥哥约翰把课余时间花在网球、高尔夫球、跳舞和调情上时，图灵在树林里烧泥巴。12岁那年圣诞节，图灵得到了一套化学药品、坩埚、试管和一间地下室。他从海边拖了一堆海草回来，用来提取碘。他已经开始了创造：11岁时，他用自己发明的墨水和钢笔给父母写信，阐述了一个制造打字机的想法。

　　同时，图灵的脾气也越来越直率倔强。他不喜欢人们斩钉截铁地向他灌输知识。哥哥约翰说：你说地球是圆的，艾伦就偏要提出一堆证据，来证明它是平的，或者是胚珠形的，或者是在1000华氏度的液体中煮了15分钟的暹罗猫形的。图灵还常常和父亲顶嘴。有一回，朱利叶斯叫他把鞋舌整理好，说鞋舌应该像烙饼一样平。图灵立即反驳说，烙饼明明是卷的。朱利叶斯从未教会图灵在权威面前忍声吞气。事实上，儿子的性格和他颇为相似。他在印度马德拉斯担任首席助理。有时候意见相左，朱利叶斯会直接冲上司开火：“你记住，你不是印度的老大！”1926年，朱利叶斯的竞争对手本来在上岗考试中成绩不如他，但却被提拔成马德拉斯首席秘书长。他一怒之下干脆告老还乡了。

　　这样图灵与舍尔伯尼几乎格格不入。他毫不像未来的绅士：身上到处是墨水，头发凌乱，衬衫从裤子里耷拉出来，领带总是在领子外面，扣对扣子似乎是件难事。学校里流行的橄榄球和板球他都不大会玩。在老师眼里，他也不是好学生。刚进校门，图灵就对希腊语不感兴趣。他考了三个学期的倒数第一，最后学校干脆允许他放弃这门课。几乎同样糟糕的还有英语和拉丁语成绩。

　　在科学和数学两个科目上，他得到了一些认可。1927年夏天，数学老师兰多夫看到图灵独立给出了反正切函数的无穷级数，觉得他是个天才。但也仅止于此。校长知道图灵对科学的兴趣，但是他说：“如果他要留在公学，他必须接受良好教育为目标。如果他只不过想当科学家，那么上公学对他来说就是浪费。”在保守的教育力量看来，科学并非是什么高贵的事。有一次，图灵在宗教课上做代数，被老师罗斯逮到了。罗斯批判道：“我可以容忍他写那些玩意，尽管那是我见过的最恶心的东西，我也可以容忍他难辨的、像鸡爬一样的字迹，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他对待《新约》的那种愚蠢态度。”

　　舍尔伯尼的图灵沉默寡言。院长乔弗雷·奥汉兰看出来：“他不觉得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总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人们看到他用“两根破蜡烛烧那些恶心的玩意”。而在图灵眼中，那是高温加热蜡烛时产生的蒸气，燃烧起来的颜色非常好看。他默默读《相对论》和《物理世界的本质》。他觉得爱因斯坦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他一直在怀疑。

　　然而作为一种知识界思维状态的怀疑并不能被公学所理解。1927年圣诞节，校长写道：“艾伦是个走到哪儿都让人头疼的孩子。某种程度上讲，他是反社会的。”学校已经动了让图灵退学的念头。

　　如果图灵从公学被清退，他还有多大的概率成就日后的人生？幸运的是，这只是个假设。也就是在1927年，图灵第一次见到克里斯托弗·莫科姆。莫科姆比图灵大一岁，个子瘦小，金发。图灵觉得：“好想再看一眼他的脸，太有魅力了。”

　　在男生寄宿学校，那些盥洗室里的脏话、私下传阅的禁书对图灵进行了性启蒙。就是在那儿，图灵意识到了自己的秘密。莫科姆是他诸多同性爱人中的第一个，也是付诸最深感情的一个。他“崇拜他踩过的泥土”，觉得在他的衬托下，“别人看起来都黯然失色”。

　　可以揣测，图灵之所以对莫科姆爱得热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不合群的邋遢小子终于找到了一个人，能够分享他对科学的热爱。克里斯托弗的母亲是约瑟夫·斯万爵士的女儿。约瑟夫·斯万1879年独立于爱迪生发明了电灯。

　　他们的第一次搭讪就是从讨论数学题开始的。克里斯托弗的哥哥拉普特·莫科姆在苏黎世的一家科研机构从事科研。克里斯托弗和图灵一样，是一个劲头十足的实验者，他父母甚至在家里给他建一个实验室。这让图灵艳羡不已。他们在一块儿上化学课。克里斯托弗向图灵介绍拉普特做的实验：将碘溶液和亚硫酸盐溶液放在烧杯里混合，使碘在30秒后以一种特殊的状态析出沉淀，液体会突然变成深蓝色。两位少年的好奇是如何延长这一化学反应的时间，其中涉及的物理化学知识和公式都在学校的教学大纲之外。图灵乐此不疲：“我和克里斯想知道时间与沉淀之间的关系……克里斯已经做了一些相关实验，我们对这些实验期望很高，但结果却很不幸地与理论不相符。在接下来的假期里，我做了更多实验，并提出了一个新理论。我把结果寄给他，于是我们在假期开始通信了。”

　　在信件里，他们谈薛定谔的量子理论，那时，这一理论问世刚刚3年。他们还讨论天文学家詹姆士·简爵士关于宇宙膨胀了一百万倍的说法，并且提出了怀疑。那也是天文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一切对图灵来说几乎是完美的。但那时，图灵并不懂得表达他的柔情。他在后来回忆：“有些时候，我尤其深刻地感觉到他的魅力。我总是在想，会有一个夜晚，他在实验室外面等我，我到了之后，他用他的大手拉着我，出去一起看星星。”

　　1930年2月6日，一些歌手到公学表演，图灵和克里斯托弗都在。这是离别之夜，克里斯托弗马上要去剑桥三一学院了。图灵看着他，告诉自己，这不是最后一次见面。但就是这天夜里，克里斯托弗的结核病爆发，被救护车送到伦敦。6天的痛苦折磨之后，2月13日中午，他死了。

　　舍尔伯尼公学似乎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但是图灵却改变了。他写了好几封信给克里斯托弗的母亲：“如果你能寄一些克里斯的照片给我，我将感激不尽。他的照片可以作为榜样，提醒我努力、细心、整洁。我很想念他的脸，还有他在小路上对我笑的样子。还好，我保存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

　　在给自己母亲的信里，图灵说：“我相信，我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再次遇到莫科姆，在那里，我们又可以一起工作。现在，我要暂时独自前行，我不能让他失望，就算物是人非，我也要保持一样的干劲，就像他还活着一样。我只有获得成功，才能有资格享受他的陪伴。”

　　莫科姆是众星捧月的优等生，公学体制的获益者，图灵看他如何为人处事，他做不到他那样，但也早已不再和公学体系拧着干了。他的期末成绩节节攀升，连卷面凌乱的习惯都纠正了过来，因为克里斯托弗的考试成绩“高得让人绝望”。当初，听说克里斯托弗要报考剑桥三一学院，图灵担心两人以后不能在一起，在信里问他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其他学院。克里斯托弗回信说：“亲爱的图灵……我个人更希望你能来三一学院，这样我就可以经常看到你了。”

　　考上剑桥三一学院，为了这个目标，艾伦从一个小跟班，成了学校监督生、军事训练营小队长。他在数学方面的才华获得了爱德华六世金奖。公学校刊里这样写着：A.M.图灵，他是近年来这个年龄段最卓越的男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