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榕寺“奸僧”

　　铁禅和尚（1865——1946）俗姓刘，名秀梅，法号新镜，又号铁头陀，法名铁禅，为六榕寺主持，把持六榕寺48年之久，其间热衷于结交权贵，附庸风雅，抗战时期附敌，留得一世骂名。

　　当然，铁禅也曾经被视为高僧。辛亥革命前，铁禅和尚结识孙中山，孙中山曾在六榕寺内召开秘密会议，进行革命活动，因此铁禅和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等都有交往。1909年，柳亚子、苏曼殊等名流创建研究文学为宗旨的南社，拟在广州成立广东分社，铁禅请求把南社社址设在六榕寺，借此结识了文化名流。上世纪20年代，他还为国画研究会提供了会址人月堂，为当时画界名流提供了挥毫场所。从此，铁禅和尚混迹于名人墨客之林，附庸风雅。

　　不过，铁禅的善举似乎另有所图。比如，关于为国画研究会提供会址的善举，黄金海曾道出隐情：“平素与国画名家交往的六榕寺主持人铁禅和尚，为了避免市教育局征用，主动向赵浩公等人提出把人月堂让出来作国画研究会会址之用。这样，可以使这地方仍归六榕寺所有。”当然，这也不是铁禅第一次用政治手段保持寺产。早在1903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时，借名办学，强行变卖各间佛寺财产，铁禅为了保持寺产，以部分铺业、田亩和书画捐献岑春煊，约值数万元。结果，不仅保持了寺产，岑春煊还奏闻光绪皇帝，敕赐铁禅“清修忠悃”匾额。还有，1923年，广州市政厅为筑路、整顿市容筹措经费，下令没收市内寺产拍卖，六榕寺因铁禅与孙中山的关系又得以完整保存。历史上对铁禅的评价比较中肯的说法是：“铁禅的一生对维护六榕文物古迹，确有一番贡献。”当时六榕寺的财政大权被铁禅和尚一人把持，其费尽心机保护寺产，也在情理之中。

　　从历次保持寺产的手段可以看出铁禅的政治手腕，这与他年轻时的经历不无关系。19岁时，铁禅曾为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充当文书，随军赴越南参加抗法战争，1886年卸甲归田，以书画辅助生计，如果命运眷顾他的话，也许他可以如此平静安乐度过一生，也不会有后世的附敌卖国的污点。可惜，命运在1894年发生了突变，那一年，番禺发生大疫，铁禅的妻、子均死于疫病，他的生活陷入困境，便投六榕寺出家，拜六榕寺友石堂当家渠欣源善为师，不久就继承源善成为友石堂当家。那时候六榕寺系子孙制，分为六房，友石堂是第二房。铁禅凭借刘永福驻军广州燕塘的时势，总揽全寺大权，很快成为六榕寺主持。

　　铁禅虽在佛门近50年，但据资料显示，他耽于俗务，很少礼佛吟经，甚至早晚进香都由职事僧代劳，他的主要活动就是逢迎交际、结交权贵，与书画界交往，借此敛财，购山地、筑别墅、买股票。不得不说，铁禅是敛财的高手，花塔重修完成后，他命侄子坐收门票，并开设高级斋菜馆“榕荫园”，收入非常可观。此外，他还经常给大商行写招牌，索价高达千元。佛门的清规戒律更是对他毫无约束力，据说他平时嗜吃“油散炖牛仔肉”和狗肉，常以山珍海味逢迎权贵。更有传说他生活糜烂，玩弄女性，奸情败露后收买流氓把一个姘妇灭口，以保其声誉。

　　1940年，铁禅和尚经不起威逼利诱，丧节投敌，为日寇利用，任广州地区日华佛教会会长，配合日伪创办“平民义学”，举办“佛教演讲员训练所”，赴日本考察，并曾去谒见日本天皇，舆论斥其为“奸僧”。

　　1946年，铁禅和尚迫于形势欲告老还乡，随即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8年徒刑，1946年9月病死于狱中。死前一个月，虚云和尚曾到狱中看他，铁禅双膝跪倒，老泪纵横，恳求虚云搭救。虚云一言不发，相对达一小时之久。事后，虚云只能叹其罪孽深重，无可救药。

　　鉴于铁禅的附敌行为，后世对于他的评价贬远大于褒，甚至他的书画也遭到贬斥，“铁禅以方外人而附庸风雅，日与人写字写画，以沽名钓誉，但一看其故作扭捏恰如火枝文之书法，已令人望而却步，盖俗不可耐，除下等市侩爱好其书法外，稍自爱而知书画之人无不背而冷笑，至于所代人作画，又非铁禅本人执笔，实为一姓容者代之……铁禅乃与计立私人协定，每一画若干金，款则留回奸僧自题”。但据知情人所言，铁禅弃职归田时曾以书画为生，入六榕寺后，仍旧以诗词书画度日，并以书画作为交朋结友的必要手段。

　　铁禅和尚一生富有争议，毁大于誉，但因保护六榕寺与推动国画研究会，而略有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