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骐鸣：艺术是思想与精神游戏的表达方式

　　极细的线和丝是他的绘画中主要的语言，这似乎已经是刘骐鸣的绘画风格，而这一风格的形成是一系列经历的到达。这种到达重合了两种经历，一是绘画的经历，二是人生的经历。这线，如同身体内的神经，牵动着生活中最敏感的部位。

　　逃脱体制内，选择做职业艺术家

　　刘骐鸣1995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2006年以前都是一位大学老师。先后在汶川县阿坝师专和绵阳市西南科大任教。后来辞去了工作，在北京面临拆迁的索家村待下来，选择了做职业艺术家。辞职的时候有好心同事劝他三思，说十年寒窗不就为了有一个单位吗？何必自己把自己弄成一个下岗职工？“他们说的我都理解，但不大赞成，我认为生存得有尊严还是没有尊严，是一个很紧要的问题。如果生存不伴随做人的尊严，就够不上行使生存权而只是苟且偷生。其实我是很喜欢大学老师这个职业的，但在目前不适合，因为中国还没有本质意义的大学”。

　　在后来几年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火爆的艺术市场一下子变成了传说，北漂艺术家中不少人遭遇了残酷的现实，有的人出现了生活困顿。而刘骐鸣却算是脱险者之一，甚至他的画还卖得相当不错。对此，他并没有什么经验之谈，从体制内挣脱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等于选择了随时准备面对困顿生活的风险。他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只要收入不影响艺术创作就应该很满足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潜心自己的艺术创作，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困难总是有的，艺术家就要搞创作，这跟农民要种地、工人要做工的道理是一样的，“有一句话叫做‘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了，但还是有几分道理。”

　　以一种远距离静观的方式记录

　　观看刘骐鸣的画，会让人突然置身于一种被悬置的状态，感到无依无靠。他的画面是空旷而寂寥、静谧而辽远的。他总是用灰暗的色彩：灰蓝、灰绿或者是灰灰的淡红色，来构成朦胧的、含混的背景。他以空旷的构图和散落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视觉片段，构成超现实的情境，记录了一个个内省时刻的梦魇，在陌生与熟悉之间，使我们痛感“被抛”的无奈。

　　刘骐鸣说，他“喜欢以一种远距离静观的方式记录”，从而放大了孤独，使人顿生忧惧、迷茫和面临“无限”之时才能产生的绝望。从刘骐鸣的画中，你可以看出来，他对人的描绘就是远距离的，空间的渺小与时间的消逝相互沟通。无论他们是在行走、在游弋，还是在做着运动的姿式、在树枝绳索上悬垂，他都有意利用透光的背景把他们画得如同剪影，轻薄、微小、飘浮，无根无源，无倚无靠，无始无终，无奈而又宿命。刘骐鸣说这是些被抛弃的人，被权利意识、意识形态所抛弃、所遗忘的人。

　　任何一种艺术方式，都是思想表达的媒介

　　刘骐鸣近年来除了绘画事业以外，还从事影像、行为以及网络互动作品创作等，在他的认知里，所有的艺术手段都不是冲突的，做艺术的核心是表达思想、情感与观念，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手艺活。

　　《飞》这件5分钟的影像作品，是人在机上对飞机降落的观看，但只留下翅膀，空间和视点都改变了，刘骐鸣把一个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具象情景改变成了抽象画面，配合不作处理的现场声音，产生出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印象。刘骐鸣解释，在发现形式的时候，生活就成了艺术。另外一部作品——《受伤的影像》，是把《色戒》被迫剪掉的内容与影片《刺杀希特勒》的一些场景进行叠加，图像用电脑软件进行了例如红黄黑锐化等效果的处理。它们运用了数字技术条件下的波普手法，因为影片限制问题，内地和港台、国外看到的《色戒》是不一样的，而受伤的是否只是影像？刘骐鸣想通过这些，表达他很多的内心想法。

　　历史与当下科技给我们提供了多种媒介表达的可能，艺术家有权利去尝试与运用。任何一种媒介都具有其它媒介无法替代的独特性，这也是他们相互不被替代而共存的原因，但是这种独特性又恰恰是一种局限性。艺术家的注意力在思想、情感与观念的表达而非手艺活上时，他面对生活中事与物有所感悟与想法时，遵从表达的需要便是第一位的。比如，有些通过绘画表达最合适，有些可能影像方式最合适，有些只有通过行为的方式才最适合，如果当他有能力去驾驭这些表达方式，他就没有理由不去选择最适合的媒介方式与手段。一如刘骐鸣，艺术于他而言是思想与精神游戏的表达方式，他并不局限于绘画这一种方式，但终究任何一种方式，都是他思想表达的媒介而已。

　　艺术史根本轮不上你来“前卫”

　　当代艺术，过去习惯叫做“前卫艺术”。其实，前卫艺术经历了一个从库尔贝时代的社会（政治）前卫到格林伯格时代的艺术史前卫的转化过程。简而言之，前者是要艺术做社会批判的手段，后者是要在艺术史内部创造新的视觉样态。

　　刘骐鸣作品不大看重叙事功能，也不大看重视觉震撼，而是对这个社会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达着一种态度，用作品介入社会批判。如此说来，库尔贝式的前卫艺术更符合刘骐鸣的艺术审美，而他的作品，包括绘画、行为和影像，常常会涉及到一些较为敏感的话题，从中也能看出刘骐鸣对这种前卫观念的实践，“作为一名生活在中国社会现实中的艺术家，你如果遵从良心的召唤，肯定会对许多问题发生敏感。例如贫富悬殊、强拆、腐败、矿难、污染……你怎么能够无动于衷？而这时你就会感到所谓‘艺术史前卫’是不重要的；不但不重要，对中国艺术家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而且，艺术史根本轮不上你来‘前卫’。别人什么招数没有用过？资源早就耗尽了，你难道以为你真的还能创造出什么‘新的视觉样态’吗？如果有人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不是狂妄就是无知。还有，你自以为创造了一个新的符号，然后天天重复，十几年一贯，对现实苦难假装视而不见，你跟传统文人画家一辈子玩弄笔墨趣味，翻来覆去地画山水花鸟、画四君子又有什么区别呢？”

　　文|张元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