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思念忆乔石

　　乔石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我是一名普通干部，而且是晚辈，本没有资格写回忆乔石的文章。但乔石的逝世，令我悲痛万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旋。因而写一点我所接触的点点滴滴，从一个侧面来更多地了解乔石。

　　初识乔石和他的夫人郁文

　　乔石于1963年4月同夫人郁文一起从中央党校理论班学习近一年之后调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并在五处（即西亚非洲局）吴学谦领导下工作。郁文在十一处（即编译室，后并入研究室）工作，编审内稿。我当时在一处（苏联东欧局）工作。60年代中期，中苏论战进入高潮。我常写些文章，送郁文审看，刊登在当时中联部报中央的内刊《动向》上。

　　“文革”刚开始，中联部成立“部文革委员会”（又称“部文革小组”）。伍修权任组长，吴学谦任副组长。半年后，“部文革委员会”因被批判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解散。我是该小组成员，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是搞“红海洋”，即在每一栋楼的外墙刷标语。对于此事我很小心，生怕刷错一个字，因而事事去请示吴学谦。我到吴学谦办公室，除谈工作外，他还要我说说部内“文革”情况及我的看法。有时乔石也在，但他只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有一天，吴学谦打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乔石也在。吴学谦对我说：“小吴，我可能有麻烦了，中科院已经贴了几张大字报，说上海地下党烂掉了，还说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晓和上海地下党学联负责人张本是叛徒。”乔石听后说：“那我可能也有麻烦了。”几天之后，我在办公楼前见到吴学谦被押上吉普车带走了。

　　1967年年初，“文革”进入高潮。一天，我在中联部大院里看到“揭发”乔石和郁文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乔石原姓蒋，是蒋介石同乡，并同有一个“石”字；郁文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侄女。结论是：乔、郁两人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看完之后，我默然地想，这算什么，中联部不少领导都是“出身不好”，叛逆了自己的家庭出来革命的。乔石本姓蒋，但同蒋介石毫无关系。因陈布雷太有名了，这张大字报也成了当时中联部的一件轰动性新闻。接着，乔石被“隔离审查”，郁文也受到“靠边审查”。

　　2013年，我在读到《郁文纪念文集》初稿时才知道，郁文是浙江宁波慈溪人，原名翁郁文。她在18岁时就告别母亲离家背着行李，穿越日军据点，千辛万苦来到新四军四明山上的鲁迅学院。

　　1945年9月，鲁迅学院院长黄源向浙东解放区党委书记谭启龙推荐，认为郁文与陈布雷有亲属关系（郁文的母亲是陈布雷的五妹），宜派郁文去上海工作。1946年5月起，郁文任上海地下党支持主办的《联合晚报》记者和《青年知识》半月刊特约编辑和撰稿人。乔石浙江定海人，出生在上海，194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吴学谦领导下进行上海地下党学运工作，《联合晚报》是乔石工作联系点之一，因而郁文在这里认识了乔石，并确立了恋爱关系。

　　陈布雷小女儿陈琏在学生时期就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同其丈夫袁永熙（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从被国民党关押的狱中出来后希望去解放区。郁文知晓后向党组织报告，得到了当时党内联系郁文的（国统区）全国学联党组书记钱李仁的同意，并由上海地下党学委总交通乔石安排，郁文、陈琏和袁永熙三人秘密投奔解放区。

　　稳重与谦和的本色

　　乔石为人稳重、低调、谦和、清廉。他一向说话不多，尤其反对说大话、空话。他外冷内热，是性格使然，如“热水瓶”。在内心，他对事业、对亲友、对同事和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灼热的情感，对前辈、长辈更是十分尊重。有两件事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第一件事是他离任中联部时作了一次深情的讲话。乔石在离任中联部部长时，在当时简陋的中联部礼堂向全体干部作了一次深情的讲话。他说：“我在60年代中期从中央党校学习后就分配到中联部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要从头学起。20年来，我在中联部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耿飚和李一氓领导下，提高了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思维能力。1982年把我选进中央书记处当候补书记。别人以为官做大了，很得意吧。其实，老实说，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我想这一辈子也就在中联部干点具体的事，有空闲看看书，写写字，生活得简单点。我感到，职务越高，工作担子越重，越复杂，任务越艰巨。心里总是没有底。但我相信，在中联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中联部有勤奋工作的风气。我对中联部永远是感恩的。”大家知道乔石的性格比较内向与稳重，行事低调和务实，平时言语并不多。但这次讲话使我看到，在他朴实无华的外表下，心里充满着激情。说到动情处，他声音哽咽，眼中噙着泪花。

　　第二件事是他尊李一氓为“良师挚友”。李一氓和乔石相识相知是在中联部。李一氓是位革命阅历十分丰富的老一辈革命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化人。他在中联部时为政党外交拔乱反正、开创新局面，以及推动我国国际战略在新时期的“两大转变”（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从“三个世界”理论和“一条线”战略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出过重要贡献。乔石参与了这“两大转变”的工作。

　　李一氓逝世后，《人民日报》于1990年12月11日发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纪念李一氓的文章《一位令人崇敬的老共产党员》。这是一篇难得的纪念性的好文章。没有官气，没有浮躁之词，没有陈词，不落俗套。乔石当时已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而从这篇纪念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李一氓真诚地怀有一个晚辈对前辈的尊敬之心。文章指出：“他对我这样一个新认识的革命经历和外交工作经验与他无法比拟的较年轻同志，能够经常平等地交换意见、商量问题、议论形势。”“他的意见总是完全从大局考虑，从工作出发，又能替较年轻同志着想，关切备至，每每使我深受教益和感动”，他是“我极尊敬的老领导”，“一位相知颇深的良师挚友”。

　　理论功底十分深厚

　　乔石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和功底。当时我们还没有电脑，都靠写卡片积累资料。乔石做卡片在中联部是很有名的，有几大箱子。他说，主要内容是摘录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同时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在国际国内形势重大转折时期，他总是提出十分明确的意见，并以理论为依据。

　　1977年8月，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访华后，李一氓提出要到南斯拉夫进行实地考察，得到中央批准。1978年3月10-31日，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深入考察三周。代表团团长是李一氓，副团长是于光远和乔石。这两位副团长都是李一氓指定的。于光远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李一氓要求他关注南斯拉夫的经济问题。对乔石，李一氓要求他多关注理论问题。访问结束后，代表团向中央报告，用事实说明南斯拉夫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以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为中心的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道路。乔石在提出思路和起草报告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代表团结束访问后，李一氓和乔石于5月12日向中联部全体干部作访问南斯拉夫的报告。乔石讲了以下几点：一是关于借外债问题。我们当时认为，我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是社会主义制度独立自主的表现，而南斯拉夫借外债是依附帝国主义的表现。实际上借外债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对发展经济有利。二是关于“工人自治”问题。南斯拉夫从1950年就开始推行“工人自治”，我们认为这是脱离党的领导的修正主义。现在看来，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工人自治”的做法。但别人有别人的做法，我们不能干涉。南斯拉夫还提到“理论依据”，认为“工人自治”是“基层民主”的表现，而“基层民主”是马克思论述过的。三是关于所有制问题，过去我们批判南斯拉夫放弃国有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南斯拉夫的同志告诉我们，认为应改变苏联式的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改国家所有制为社会所有制。南斯拉夫的同志还说马克思没有讲过“国有制”，只讲过“社会所有制”。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他们的提法，但应允许人家探索。

　　1984年5月，我从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工作近五年后回国，到中联部研究室工作。上班第一天，郁文就叫我到她的办公室说：“老乔要我把中苏论战的几份材料给你看看。老乔和其他几位部领导认为，对十年‘文革’中央已作出决议，而对在此之前的中苏论战尚未全面的研究和清理。中联部是当时中苏论战的主要参与单位之一，我们有责任整理一下。搞得好也想上报中央。现在已经搞了一年多，形成了几份部内讨论稿，你可以看看，也可提出意见和看法。”我看了一下，共有六份材料，包括对十年大论战的总体评价和看法、斯大林问题、革命道路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政党关系准则等。我认为，这是回中联部工作后交给我的“第一份功课”，我必须认真做好。我用了三天时间，查阅了有关资料，用书面提出了几条意见。最主要的一条是，我认为，中苏论战是十年文革的“温床”，批判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联系我国国内，就要打倒睡在我们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最近两年，我写了两篇关于中苏论战的文章，也是源于乔石布置的“第一份功课”。

　　从1988年开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一年多之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急剧变动。中联部积极主动向中央提出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如何看待苏联解体，主要原因何在？如何对待改变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如何看待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演变”？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制度思潮？对这些问题人们都议论纷纷。当时要讨论的，主要有三个问题：苏东剧变是内因还是外因起主要作用；是否要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和社会民主党；苏东剧变对我国冲击到底有多大，我们能否稳住阵脚。中央政治局要中联部提出分析报告。

　　有一天晚上8点多种，郁文给我打电话说：“老乔请你来一趟。”乔石问了我对苏东剧变的看法和我们应采取的立场。我简单地谈了对苏东剧变的看法后，说：“有不少人，特别是一些老干部来信说，对苏共解散十分气愤，要求我们党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批判社会党和坚决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乔石听后对我说：“苏联剧变有很复杂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但内因是主要的。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对内因和外因问题说得很清楚，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对苏联的变化，也要持这个观点。有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的因素，但我看主要是苏联内部的原因。社会主义制度搞得经济不发展又缺乏民主，老百姓都不相信了，那是主要原因。我们可以在内部批判戈尔巴乔夫，但不要公开点名批判，否则就是再搞公开论战了，论战会引起很多麻烦，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我对江泽民同志说了我的看法，江泽民同志同意我的观点。”乔石又说：“苏联剧变肯定对我国以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很大的冲击。但中国不同于苏联，我们的改革是成功的，人民是拥护的。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要继续下去。对外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国家关系还是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他说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上升为理论

　　1999年春，在乔石卸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一年之后，我到他家拜访他。乔石说：“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只参加一些礼仪性活动。闲来写写字，听听音乐，散散步，同家人多接触。过去由于工作事务忙，同孩子们接触很少，他们对我也有点意见。好在他们都自己努力，自立成才。”

　　他又说：“我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脑子里不断地思考一些问题。”

　　我问：“主要思考哪些问题？”

　　“我想研究党史。”

　　“是否想写一本党史？”

　　“这不可能，也做不到。过去毛主席想自己写本党史，后来又请董老写党史，都没有做成。几年前有一本《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有个班子，写了大约一年时间，写得比较好，但太简要。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在组织一个班子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可能至少要好多年才能写出来。党史最重要的是要写好经验与教训，上升为理论。”

　　“您有什么具体想法？”

　　“我现在正在考虑，我们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可以上升为理论。这些研究也要同研究国际共运、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例如，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们都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但他们对革命往往带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总想很快把革命搞成，却往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马克思认为，发达国家可以同时起来革命，实行社会主义。但这是做不到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后来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有了改变。我们党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实行‘左’的政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想马上进入共产主义。总是想急于求成，结果欲速则不达。”

　　他说：“我们党有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延安，在毛主席领导下作出的历史决议，是反对王明路线的，王明路线也是共产国际和苏共斯大林的路线。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来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历史进行了回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总结，对”文革“作了全面否定，对毛主席功过作了正确的评价。这是邓小平重要的历史和理论贡献。”

　　他又说：“还有毛主席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但什么是中国实际，如何调查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往往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我们同时还要准确地研究世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过去中联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历史将铭记他的功绩

　　2011年9月，我应郁文之邀，参加乔石文集编辑组。郁文在世时，我们经常去乔石家讨论文集之事。2012年6月，《乔石谈民主和法制》出版，乔石感到很高兴。我们正在编辑乔石的第二本、第三本文集，可惜他看不到了。在阅看文集的原始材料中，我感到这两本文集的内容十分丰富。

　　乔石经历了改革开放重要决策的全过程，经历了谋划与确定在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与转折时期的重大方针政策，并有他自己的重要和独特的看法和论述。乔石是邓小平理论的忠实践行者，他对邓小平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并联系国内国际实际进行深入分析和阐述。乔石是坚定而稳健的改革者，是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推动者。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党风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历史将铭记他的功绩。

　　吴兴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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