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旅行的起点——杭州为民地质标本厂及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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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岩石与矿物，是地质学专业的基本功，但要掌握这项基本功，却不大容易，这需要反复观察实践才能积累起来。这几年为了将地质学的选题做得深入，本刊编辑部从杭州为民地质标本厂邮购了一套岩石标本，用于编辑培训，至少让我们这些非地质专业出身的人对矿物、岩石有个基本的概念。但毕竟不是专业科班出身，每次到了野外地质现场，还是常常分辨不清什么是什么。

　　2015年4月，本刊记者一行三人借着去浙江考察地质学“金钉子”之机，参观了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新桥村的为民地质标本厂，拜访了厂长钟惠民先生。此行目的一是再补充些矿物、岩石标本，二是集中突击学习一下鉴别岩石矿物标本的知识。结果确实是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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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惠民先生，今年五十岁出头，身材壮健，为人质朴豪放，自称老钟，鉴别岩石的功夫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工厂里遍地都是岩石，仿佛随地乱放的，也没有什么标志。我们提出了需要购买的岩石和矿物标本的类型（成套的除外，这次提出的完全是根据我们的需要，特别指定的），钟先生二话没说，转身就去那些石头堆里转悠，随手就拣选出各种需要的标本，不到半小时，五十多种标本已配齐。他顺手掇了条长条凳当桌子，逐一写明标本标鉴贴上，边写边为我们讲解每种岩石矿物的特征，根本不需要翻检任何资料，那状态，仿佛闭着眼睛，也不会认错。我们非常羡慕他这身本事，钟先生不以为然，说：你们到我厂里来干上三个月，也就学会了。确实，标本厂的工作就是砸石头、分类贴标鉴，且各种岩石、矿物都有，数量充分，远远超过任何一所地质或矿业大学的教学实验室。如果在这里学习识别岩石矿物标本，获得的是超强度的集中训练，效果一定好于地质大学正常的教学实习。事实上，国内很多大中院校都是从钟先生这里采购岩石、矿物标本，有些大学地质系或矿业系刚留校任教的博士生包括留学回国的博士生，也经常到钟先生这里来实习上十天半月，完成他们基本功的速成训练。

　　一般地质专业的学生学的内容很多，鉴别岩石、矿物标本只是其中一门课的一部分，四年本科，用于这门课上的时间，也不过百八十个学时。进入研究生阶段，又另有专门的课题，多是对着电脑做图，基本上不再看岩石、矿物实物，所以，近些年毕业的这类专业的学生，鉴别岩石、矿物标本的能力普遍偏弱。而钟先生这里，只从事这一项工作，且各种岩石、矿物标本都有，这种集中强化的训练是在一般学校教育难以获得的。但是，钟先生他们不接受本科生学习，“地方太小，人也太少，本科生人多，招呼不过来。”钟先生说。按他的说法，主要是帮忙培训刚教这门课的博士生或副教授，这些人已有些基础，能很快学到东西，他们学会了，再回学校去培训本科生。“您这里干脆办成一个博士后培训基地算了”我们建议。“哪里，”钟先生很坦诚地说，“我没那么多时间，也没那么全面的知识，只是在鉴别标本方面经验多些，能给他们些帮助。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正式地接受什么培训委托，都是那些学校的老教授推荐来的，都是我的朋友。我呢，也就算维持一个长期客户，他们需要岩石或矿物标本时，就会找我。”

　　“您的矿物、岩石标本从何而来呢？”

　　“一部分是自己亲自去采集，每年我都要去野外几次采集标本；另一个就是多年积累起来的合作网络，你缺什么我这里如果没有，我马上打电话能从别的朋友那里找到。”

　　除了给大学实验室提供标本之外，他们还给各地博物馆提供各种标本，包括做展厅布置设计，生意虽然单笔都不太大（像我们买的标本，才十来块钱一块），但总有，而且是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别人难以做进来，所以，也很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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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历史，为民地质标本厂创建于1954年，创建者为钟惠民厂长的父亲钟公佩先生。

　　在互联网上搜索“钟公佩”，出来的是称号有“书画篆刻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画家”。林乾良《杭州印海钩沉》一文有这样的介绍：“中国之印社，以西泠为鼻祖。此后，国内外均多印社之组织。其能为抗日战争贡献者，则有起源于浙南山城龙泉而抗战胜利后迁往杭州之龙渊印社。当时，龙渊诸公所刻之抗战印，其一片印花则一纸抗日标语。以艺术鼓励民族斗志，厥功甚伟。龙渊印社之崛起，全靠当时任职于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之前身）中之金维坚、余任天与钟公佩。钟公佩（1925—？），杭州人，祖籍绍兴。字飘逸，号淡如子，室名天地吾庐。钟氏自幼颖悟，诸书无所不读。喜博物，遂入博物馆工作。日寇陷杭州，随馆南迁于龙泉。虽然烽火遍地，仍不忘华夏文化，力助金、余创办龙渊印社，以印宣传抗日。……公佩虽历经坎坷而依然挺立。晚年创办的地质标本厂，曾为全国唯一之民办厂。所著《玩石》数册，早已风行海内外。”

　　“字飘逸，号淡如子，室名天地吾庐”，给我们呈现的是一幅超然于世外的隐者形象。他儿子钟惠民的叙述却更有生活质感。大约在1948年，钟公佩先生通过考试进入“公务员”系统，任国民党政府上虞县县长，但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快速逼近，钟公佩先生只干了49天县长就挂印辞职。但就是这49天“伪县长”的经历，让他在解放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发配到杭州采矿厂劳动改造，从事的是一线采石工作。但钟公佩先生毕竟是位大文化人，在采石中，他发现很多碎片中含有化石，便用心收集起来，利用星期天跑到杭州的中学给教生物学的老师看，那些老师一看，非常高兴，他们要给学生上课，正好缺这样的标本，便提出购买要求。钟先生说得回去给厂长汇报，请厂长定个价。厂长一听，说是好事儿，一块小小的标本，能卖出超过几吨石头的价。从此，钟先生就专门去整理各种化石标本，在采石厂里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标本研究室（也就是为民地质标本厂的前身），给国内学校和博物馆提供标本。在收集、整理标本的过程中，钟公佩先生勤奋学习，曾经向穆恩之等很多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请教，学养日益深厚。杭州采石厂就在西湖附近，当时一些地质学家来杭州，常到采石厂揭示出的地方去看剖面，借此机会，钟公佩先生得以结识李四光、黄汲清等地质学大家，当面向他们请教。“我父亲是给李四光拉过皮尺的”，钟惠民如是说。

　　这个标本厂原来是国营采石厂的一个部门，1978年从西湖附近迁到仁和镇现址。1988年才改制成为民营企业。2008年钟公佩先生去世。

　　钟惠民出生于1962年，1978年恢复高考时，仅差五分没考上大学，便留在家里，给父亲做助手，父亲去世后，他独立支撑起这个标本厂。

　　我们已无缘瞻仰钟公佩先生的风采，只能从那些风雅飘逸的“字、号”上，遥想那一位风度超逸的文人。钟惠民先生似乎没有这类“小资情调”，在父亲的诸多爱好中，他没有继承书画篆刻方面的本事，只是继承了岩石、矿物（包括古生物化石）的鉴别本领，而且将其发展得更加出神入化。

　　我们要的岩浆岩和变质岩标本备齐之后，他从地上拿起一块鹅卵石，看着我们说：“这块石头里有一条三叠纪的鱼化石，信不信？”笔者接过来细看，就是一块普通的泥质鹅卵石，没有任何外露或裂缝的痕迹，便说：“凭什么断定？能否敲开看一看？”钟先生二话没说，放在地上，拿起榔头就敲，边敲边说“这可是个技术活儿，敲不好，会把鱼化石敲碎的”。他的技术当然没问题，只两三下，鹅卵石便被一剖两半，中间果然是一条三叠纪鳞齿鱼的完整化石，刚一打开，其鳞片闪着晶亮的光芒，栩栩如生，我们被震住了，又有些不可置信地说，“这怎么可能？”“不信还有，我再给你们敲几块。”“这几块一定有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有的，也有少数可能落空，”钟先生说。记者舍不得让他再敲了，说“这两块没剖开的我们带走，有机会也像您一样给别人炫一把。”后来在网上查资料得知，江苏华容一个小山上曾集中发现了一批三叠纪的“鳞齿鱼化石”，钟先生的这些化石，可能是那时候收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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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地说，钟惠民先生鉴定岩石、矿物以及化石标本的水平，远超于国内相关大学一般的教授之上，对于初入门的人来说，是难得的良师，但他忙于厂务，无暇给更多的人上课。当地政府也意识到了他的重要价值，在当地著名的超山风景区里开设了一家“地质博物馆”，约有1000多平方米的面积，场地由政府无偿提供，但陈列的岩石、矿物标本由钟先生提供，管理、讲解人员的工资也由他发放。钟先生带我们参观了这个博物馆，环境幽美，人又少，展品丰富，是静心学习的好地方。为远道而来的各路学习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也算是为民地质标本厂业务的向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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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地质学起源于欧洲，最早是源于地质旅行，那些旅行家们本来是欣赏大自然的奇境妙境去的，但玩着玩着就玩进去了，开始分门别类地收集化石标本，记录地层信息，逐渐发展出了古生物学、岩石学、地层学。兴趣，是科学发展的天然老师。但后来，随着科学知识的日益完善化，也越来越能创造经济价值，逐渐形成了以培养谋生手段为目的的教育机制，这时，再入大学学习地质学的人的直接动因不是兴趣，而是谋生，要在短时间内生吞活剥地记住些将来混饭吃的知识，这种高强度的“异化劳动”自然泯灭了许多天生的闲情雅致，本来很好玩儿的科学变成了强迫性的苦差事，又被那些先进入道者包装成高深莫测职业门槛，以致于如今想以朴素快乐的心情学习科学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出于兴趣学习科学的人越来越多。每逢节假日旅游点人群爆满，这意味着，他们之中总会有些人从看热闹发展到看门道。像钟先生的“地质博物馆”这类与景区结合在一起的场馆，是人们由看热闹到看门道转化的一个起点。无论对于大学相关专业的学生，还是初入门的业余爱好者，这都是一个绝佳的大课堂。

　　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地质旅行，不妨从此起步。

　　文/李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