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云南防空

　　日军对昆明的轰炸，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威慑。然而，他们没想到，在跑警报的日子里，人们该干嘛干嘛。生意、学习、讲课、研究，甚至爱情，都没停下来。西南联大学生跑警报就是成双结对情侣一起跑。

　　抗战时期，随着沿海各省的相继沦陷，中国与外部联系通道只剩下西北和云南。云南是大后方最重要的战略基地。滇西战役爆发后，云南又身兼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双重角色。因此，日寇对云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防空成为云南抗战的主题。

　　日军轰炸计划代号为“火计划”。其授意者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他对云南人有私怨。1924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进行兵棋演练，他败于同窗、云南大理人杨杰(民国军学泰斗，曾任蒋介石参谋长)，失去天皇赏赐的军刀。在台儿庄战役中，坂垣军团又和滇军60军交手，再次尝到云南人的厉害。“火计划”正好给他一个公报私怨的机会。

　　日机把昆明当靶场

　　1938年9月28日的昆明，风和日丽。上午，昆华小学正在上课，日机突来。从没见过飞机的学生都好奇地挤在窗边。老师吓得脸都青了，大叫：“快钻到桌子下边！”话没说完，声声巨响，幸好没有炸着学校。但不远的昆师、潘家湾、苗圃、凤翥街一带就惨了。炸弹如冰雹一样从天空倾泻而下，和小学生一样好奇观看的人群没来得及叫一声便血肉横飞。当场炸死190人，重伤173人。

　　日机探实昆明防空能力极弱，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排着品字队形耀武扬威而来，来3架排小品，来9架3个小品排成中品，来27架3个中品排成大品。空袭前一天居然还进行预报。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日军甚至把昆明当做学员训练的打靶场，到昆明来炸一次回去就可以拿文凭。

　　最初日机是从珠海的横琴岛起飞，路途远，轰炸还不频繁。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飞机从河内起飞很快就可进入云南，对云南的空袭全面升级。

　　日机专门在人口密集的时候和地方扔炸弹。1942年5月4日是保山的集市，中午人最多时，54架日机突来，对保山城狂轰乱炸。第二天，54架日机再度轰炸保山城。日机投完炸弹后，追逐着逃命的人群俯冲用机枪扫射。据统计，对保山的两次轰炸，九千多人被炸死。日机还在保山城内投下了大量的细菌弹，致使烈性传染病在保山与滇西各县大规模流行，致10万多人死亡。

　　从1938年9月28日到1944年12月最后一次空袭，6年间，日机空袭云南共281天，508批次，出动飞机3599架次，投弹7588枚。

　　防空力量弱不禁风

　　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空军名义上有500余架飞机，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而日军飞机有2700架。日本空军进犯广东时，广州只有九架飞机防守。日军零式战斗机爬升率高，转弯半径小，速度快，航程远。而中国空军使用的主要还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古董——一种帆布蒙皮、敞着座舱的双翼飞机，飞行员们把它们叫做“老道格拉斯”，由航校毕业到战死，平均只有六个月。

　　悬殊的空中实力，决定我方只能“消极防空”，即以减少损失和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为目的，以实施对空隐蔽、防护和消除空袭后果为主要手段的防空。它包括疏散、消防、防毒、除奸、救护、避难、工务抢修等。

　　为此，抗战一开始，昆明就成立了以昆明警备司令禄国藩为司令官的云南省防空司令部。不久又成立了昆明防护团，以禄国藩为团长，下设总务、警报、警备、消防、掩埋、抢修、灯火管制、交通管制。防护团依照省会警察分局分成8个防护区团，区团长由警察分局长兼任，宪兵各区队长兼任副区团长。还成立防空协会，龙云亲任会长。

　　逐渐适应“跑警报”

　　一说起跑警报，至今70岁以上的老昆明人仍会胆战心惊。一些老人，每年9月18日听到拉响纪念警报声，头皮就会发麻。对防空警报，开始人们有些慌乱。但跑多了，跑警报就成为昆明居民生活方式了。警报分预行(敌机起飞)、空袭(敌机进入云南)、紧急(敌机往昆明飞来)、解除(敌机走了)四种。

　　昆明的警报器一开始以电笛和汽笛为主，辅以六个城门楼的大铜钟，还由警员骑自行车在市区疾行摇不同颜色的信号旗，分别表示预行、空袭、紧急、解除。大型电警报器主要设在五华山瞭望台和兵工厂、纺织厂、电厂等大工厂的烟囱上，小型手摇警报器置于市区主要街道的守望所。后来改进为在五华山的瞭望台挂灯笼。为防备敌机夜袭，灯火管制的具体办法也订了出来。为了快速疏散居民出城，还把昆明城墙拆开，挖出了八个数十米的大缺口。

　　日军专门策划多次针对西南联大和云大的轰炸。联大就要求教师疏散到郊外甚至邻县，将疏散者的课程放在每周的两天内集中讲授。还根据日机到昆明的时间和特点，采取早晨七点开始上课，一堂课时间压缩到四十分钟，到上午十点就能上完四节课，尔后的时间便是跑警报和自习。疏散保证了安全，可苦了教师上课。住在东郊的闻一多、朱自清，要步行近10公里来校上课。吴大猷每天凌晨5点出发走路，周培源住在15公里外的西山滇池畔，特意买一匹棕褐色大马骑着来上课。住在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三楼的陈寅恪右眼失明，左眼也患眼疾，行动不便，无法疏散。他的家人又不在昆明。傅斯年给他在住处楼下挖一个简易防空洞。每当警报响起，住楼上的其他人都是慌忙往下跑，住一楼的傅斯年却反向跑到楼上，把陈寅恪搀扶到楼下，送进防空洞里。但一下雨洞常积水。陈寅恪就拿张凳子坐在水里。后来他曾做对联调侃：“闻机而坐，入土为安。”华罗庚经常与得意门生闵嗣鹤在一个防空洞跑警报，为的是跑警报时两人可以讨论数学问题。一次被埋在洞里，多亏联大学生不顾生命危险把他们救出来。

　　昆明军事目标不多，日军对昆明的轰炸，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威慑。然而，他们没想到，在跑警报的日子，人们该干嘛干嘛。生意、学习、讲课、研究，甚至爱情，都没停下来。西南联大学生跑警报就是成双结对情侣一起跑。

　　空袭造就消防车

　　抗战时期的昆明，房屋绝大多数还是土木结构，特别是铺面，木材用得更多。1940到1943年，昆明城内因空袭引发的大火灾就接近30次。1940年3月30日，日本飞机轰炸昆明东南城区，火灾引发20间民房毁于一旦，死亡120余人，伤350余人。

　　昆明在1918年就有自来水。但没有专门的工具，用自来水消防并没有优势。一旦发生火情，救火全靠人工。每遭轰炸，城内四处起火，救火难度更大了。省会警察局先后充实补充了其所管辖的消防大队，使之具有大号邦浦车(消防汽车)，水柜车(拉水的汽车)及各种先进的消防器械。

　　当时滇军三个军几十万人在前线，又正在修筑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云南省政府财政负担极重，购买这些消防车及消防器械的费用除政府拨款外，防空司令部、省会警察局及市政府发起，向社会各界劝募消防捐款，共募得捐款四十万七千余元。首批购进的两辆美国生产的雪佛兰消防车运进昆明时，在云大操场进行演示。这也是昆明历史上的第一台消防车。

　　与警局消防队一起并肩救火的，还有一大批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务消防队和义务救护队。在这些民间消防队中，两广和浙江义勇消防队声誉最高。他们有故乡驻滇商会和同乡会的财力支援作强大后盾，消防器材先进。

　　不怕轰炸怕间谍

　　每次日机轰炸后，昆明市民们都觉得很纳闷：为何敌机会炸得那样准？后来便衣警员混在平民中，在被炸目标中发现有光闪烁，原来是间谍用镜子的反光提示敌机轰炸目标。因此老百姓中有“不怕轰炸怕间谍”之说。因此，省会警察局把除奸防谍作为云南防空的重要任务。但那时外来的人口太多，社会秩序相当混乱，要抓到间谍决非易事。

　　日本在越南西贡、缅甸马德望、泰国曼谷清迈等地训练越、缅、泰籍间谍约七千人(包括一些摆夷即傣族)，化装后潜入云南。有的本身就是僧侣或商人。这些间谍的任务是：破坏我各机场及油库，暗设目标以供日机轰炸；收买各地散兵土匪及流氓，抢劫为乱；运动滇越铁路工人怠工，破坏车头；利用奸商秘密囤积日用品粮食，以断我军供给。

　　无孔不入的日本间谍曾经在美国云南空军基地弄到过飞行员的名单，日本飞机到机场上空轰炸时，竟然能够在空中用扩音器喊出美国飞行员们的名字。更有甚者，有段时间内，在第14航空队的飞机上的收音机频道中，经常会在寂静中突然传出敌人的广播，一个说英语的日本女人直接叫出正在飞行的美国飞行员的姓名，或甜言蜜语，或威胁恐吓，严重干扰了军心。

　　护卫滇缅公路的防空战

　　云龙县澜沧江功果村渡口地处滇缅公路咽喉的深山峡谷。为满足抗战运输要求，滇缅公路在此修建了两座桥：功果桥和功果新桥，由滇缅公路桥梁设计处长钱昌淦设计。1940年10月29日，钱昌淦乘坐的客机在云南沾益被日机击落而牺牲。为纪念他，功果新桥改名昌淦桥。

　　1940年秋日寇占领越南后，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成为除西北外的唯一对外通道。10月，日军组成“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调集100架飞机以河内为基地频繁轰炸滇缅公路。功果渡口成为日机轰炸重点。当时维护功果两桥和桥两岸公路的是永平第四工程段，有83人组成的功果桥工队，还有民工6200名。就是这些血肉之躯，冒着敌人的轰炸，昼夜抢修桥梁，维护着滇缅公路的通畅。

　　为配备防空设备，又在两桥之东山修一条高炮路，全长18公里。修好后，功果东山架设了防空高炮阵地。在一些炸桥日机被击毁后，日寇停止了对功果渡口的轰炸。

　　飞虎队来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中名为“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中队和名为“熊猫”的第二中队，驻军昆明。12月20日上午，巫家坝机场地下室指挥部，空情传来：“日军10架轰炸机，于9时30分越过中越边境，往昆明飞来。”陈纳德命令24架P-40B型战斗机升空分头迎敌。

　　最终，美国志愿航空队以9：0的战绩大胜日军。目击者后来说，那天的空战，就像是一群勇敢的鲨鱼在蓝天打野鸭。昆明居民没见过鲨鱼，于是误将鲨鱼戏称作“飞老虎”。第二天“飞虎队”的名声通过媒体大噪。

　　据《云南防空实录》披露，从12·20空战到1943年，飞虎队在云南境内空战共击落77架敌机。

　　从消极防空到积极防空

　　飞虎队的到来，使中国夺取了东南亚战场的制空权。云南由消极防空转为积极防空。

　　为适任“积极防空”的需要，云南大力兴建机场。1937年抗战爆发前云南已有24个飞机场。1942年云南先后出动150余万人次的民工大军，又另行新建了28个飞机场。52个机场数量达到全国第一。在云南这样一个多山地少而贫穷落后的地方，建设机场困难很多。很多老百姓为抗战机场舍家弃地。修建机场依靠人力，上百万农民因此离开家乡，劳累和疾病让很多民工付出生命的代价。

　　积极防空需要大量飞机。原在杭州的中美合资的中央飞机制造厂于1939年迁到了瑞丽雷允，这里临近缅甸、印度，有利于进口机件。它是当时世界一流的飞机制造厂，员工有2500多人。

　　雷允飞机厂主要是制造机身、机翼、机尾、油箱、起落架和螺旋桨等次要部件，发动机、仪表、机载武器系统等核心部件都从美国进口。从1939年7月到1940年10月，雷允飞机厂生产了112架飞机，大修过蒋介石的座机西科斯基水陆两用飞机，并检修了大批飞虎队及英国驻缅战斗机。警卫大队军官绝大部分都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可见，蒋介石对飞机制造厂十分重视。

　　进入积极防空阶段，跑警报的次数显著减少。据《云南防空实录》统计数字，1938年7次，1939年28次，1940年63次，1941年92次，1942年34次，1943年21次。

　　文-林文俏 广东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