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的斗士——回忆和满子兄相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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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0-08-10 09:06
时间的结局，往往是极为残酷的：2008年的一年里，有几位老朋友相继的离世，先是耿庸（1月18日），后是彭燕郊（3月31日）、贾植芳（4月24日）、王元化（5月9日）；2009年5月8日晚二十二时，何满子兄也告别了这个世界。满子对自己的一生，谦虚地称自己是一个“称职的人”。他说：“能念兹在兹地提出，如果我是我的自问，判定我该怎么说，怎么做，也已可算是称职的人了。”其实他应该是如贾植芳兄所说，把“人”字写端正的人——他更应该是“人”中疾恶如仇的对那些早已腐朽了的旧事物勇猛战斗的一个“荷戟”的战士。
自前年秋后，满子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我们见面时他常说：“没有劲，胃口不好，不想吃东西。”渐渐的，他也很少动笔了。有一次在电话里，我和他说：“我们也都老了，我想，应该有人把《胡风全集》中有关于谈现实主义的评论，选编一部书，加上注释，给年轻读者读读。目前看来，这个名词，快被人遗忘了？”在电话中他哈哈的大笑起来，说我这个人不看市面，谁还会理什么现实主义！他是在笑我迂腐、背时。我想，他这位一生在文学上坚决捍卫现实主义传统的战士，已渐渐的灰心、失望了。对于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次小组会上曾提出“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应该更多地从马恩的原著中去研究探索”，结果是他已定为“胡风分子”外又加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可如今，又有谁来争论这个问题？于是他叹一口气喟然说：“算了。”他似乎感到自己已力不从心，无能为力了。但即使在这样情况下，有时我们见面时，总不免要谈起目前的一些“文化现象”。记得是前年初冬，他身体正逐渐恢复，我们见面时，我说：“在《南方周末》见到载文说，德国一位汉学家顾彬说现在中国文学是‘一堆垃圾’……引起一些‘文学捍卫’者口诛笔伐。当然这位德国汉学家的话也许有些夸张偏见，但从他人的意见中，去区分是非，对的就听，不对的不听就是了。”他平静地说：“多读读鲁迅的书，鲁迅的话是不会过时的，鲁迅所抨击的现象正在‘沉渣泛起’……”
如今满子走了，他的杂文是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既是“匕首”、“投枪”，又是一把“铁扫帚”，他是一个勤劳的“清道夫”，如今“清道夫”走了，还有谁来做呢？
二
去年年初，他又一次住院，经医生对他健康全面检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吴仲华大姐告诉我，他的肺癌已全面扩散，医生意思，不必住院了，稍好就回家疗养，似乎是到了晚期，医也无用。于是他又回家了。我和我女儿小阳去看他，当时他斜躺在沙发上，看上去精神尚佳，比平时略显疲惫而已。他笑着对我女儿说：“这回又可以多活几天了……”我女儿对他说：“哪里，我看何伯伯正在恢复健康，何伯伯会更长寿的。”我想起彭小莲和我说过，这种病对老年人来说，会拖得很长的，我暗暗祝愿她的话会应验。谈着谈着，又照常会谈起“文坛”之事。听说有人报道，在什么新闸路一带又找到“张爱玲的另一故居”。如今的张爱玲已被一些人炒成“九天护国娘娘”了。他又显得无可奈何地说：“这本是有根源的。”他不再说了，我怕他疲劳，就向他告别。在回家路上，我想起鲁迅的一段话：“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成为九天护国娘娘了。”我细细地咀嚼他俩的话，我暗自好笑，佩服满子在病重中头脑仍很清楚。但我担心，他毕竟已是九十一岁的高龄，以后不太可能重握他那支锋利的笔，再写出他犀利的文章了。不想此次见面，竟成诀别。
5月9日一早，我接到吴仲华大姐打来电话，我立即意识到“不好”！果然，她说：“满子昨晚二十二时走了！”我只能哀声叹息“满子还是走了！”
那天上午，我和女儿赶去他住的天钥桥路寓所吊唁，我们进他平时见面时的房间，但此时出来开门的已不是那相见三十余年的满子。抬头迎面的是他那张极大的遗像，边上供奉的是彭小莲送的洁白的玫瑰花。“满子真的不在了！唉……”我抑不住哽咽起来，从此再也不能和他交谈了，听他对文学问题的深刻剖析，对丑恶现象的抨击。我哭着说道：“从此再也无人谈话了！”——“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三
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所被牵扯进去的胡风冤案尚未公开平反。我去复旦大学找贾植芳兄，此时我们已阔别了二十余年，那时他已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工作。接着是罗洛从兰州调来上海，我们见了面。而耿庸，在七十年代初与我在奉贤五七干校同一个养猪场劳动。此时王戎也从新疆调回上海，而何满子则是我最晚见面的一位“难友”。
有一天上午，老贾、耿庸、王戎一起来我家，还有一位生客，看样子文质彬彬，中等身材，背后略有隆起的驼峰——后来听他说，那是发配到宁夏中卫县劳改，他每天超负荷拉板车累出的病根。老贾介绍：“何满子你见过吗？”我想起早在五十年代初，就读过他的大作《论〈儒林外史〉》。这次我们虽初见面，正如满子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对那些同案犯，也即是‘分子’们，也仿佛有了同一命运而产生的组织亲情。”而因此“一见如故”了，从此我和满子那样的“亲情”相交三十余年。
四
1989年1月21日子时，我妻方佩萱走完了她受尽苦难的六十三年人生历程，离我而去，她以伟大的母爱在千辛万苦中哺育了我们的五个孩子。尤其难得的，她在惨绝人寰的“文革”十年中坚强不屈，从不向那些“坏货”低头。她的那种不畏强势的傲骨，我是自愧不如的。在极度的悲伤中，我就去共和新路闸北公园对面找好友满子兄倾诉。
他见我那样悲痛，就安慰我，夫妻之间本是有先有后的离开的，应该节哀，振作起来。他还当即取出宣纸，为我妻写了一幅挽联：“情怀绵绵儿女慈母艰辛中掬育恒以身教，铁骨铮铮巾帼丈夫压力下坚持从不低头。”我见后，虽在悲哀中，但暗暗的钦佩他那“倚马可待”的敏思才情。而那铁划银钩的一手书法，更传达出“字如其人”的傲然骨气。
他关心我“老年丧妻”的孤独，多次邀我同他一起去外地参加一些会议，我感激他的用心。我们第一次出门是1989年5月下旬，当时在武汉的湖北大学举行首次胡风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我们俩搭乘长江轮去武汉，我是第一次乘长江轮，在江上是三天四夜。我是几乎二十五年未出上海大门了，心中颇为向往，一路上眺望长江两岸的风光。我们从十六铺码头上船，二等舱两人一室。特别是有沙发、写字的小桌，很合意。会议通知中有一项是写一份书面的学术论文，一式五份，我自然是认真的照办。上船后我便把复印好的纪念论文《现实主义的沉思》给满子看，听听他的意见。他看后只说：“写得太散，不够集中。”而以后冀汸看后说：“应该把三十年代的对立方面提出来，那会是‘有的放矢’。”此文会后被收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风论集》中。
参加此次会议，让我有机会见到从未谋面和相隔二十五年的朋友们：牛汉、朱健、鲁煤、徐放、冀汸和晓风、晓山姐弟，倍感亲切。会议结束，5月29日乘轮返沪，回程同行的增加了耿庸、冀汸、王戎三人。
在以后的几年里，满子与我同去外地开会，其实这在我也不过是随他的一次次出游。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在苏州的老友、画家王西野先生的八十大寿，西野先生的学生和友人为他祝寿并举行他的个人画展。满子夫妇是被邀之列，满子也就约我同去。期间我们游天平山，在山巅庙宇休息，多位与会朋友纷纷向满子索要墨宝，满子一一答应，铺宣纸，挥毫写诗，盖随身携带的印章，神情认真，一丝不苟。
1993年初春，在满子的故乡富阳召开全国《三国演义》研讨会。此时，我正在编《上影信息》，上影厂的老厂长徐桑楚和孙道临成立了华夏影业公司。桑楚同志是一位电影事业家，到了晚年仍雄心勃勃，计划将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搬上银幕，带了著名摄影师单子恩一起走访懂得三国历史的专家，先拍一部有关三国历史的纪录片，满子自然是其中之一。纪录片《三国梦》拍摄完成后，满子于是约了我和该片摄影师单子恩一起随他去富阳。富阳是杭州对岸的一座历史名城，是三国时独霸江南的东吴大帝孙权的故乡，也是满子的家乡。满子本名孙承勋，他的故居也正是孙权故居富阳龙门。在会议期间，他提议去瞻仰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故居所在地。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曾被誉为“画中《兰亭》”，此画自然是稀世珍宝。而这位七百年前的大画家，也自然在富阳人民心中被引以为傲。但此刻在我们面前的“故乡”已一无所有，只是一片茂林修竹，而《富春山居图》在世上也只留下残卷和艺术大师黄公望的名字。此时，我们在满子的神情中，看出满子对这位艺术大师的怀念。
在富阳人民心中所永不会忘却的，有几位革命英烈：上世纪三十年代牺牲在敌人枪口下的郁达夫、郁华兄弟双烈，还有一位是满子的胞姐孙晓梅。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岁月里，这位新四军女战士，执行任务过封锁线，不幸被捕。她英勇不屈，最后被日寇残酷杀害。我们瞻仰了富春江边的鹳山上的郁达夫兄弟的“双烈亭”，那里陈列着烈士遗物（以后孙晓梅英烈事迹已在满子的故乡龙门陈列）。我们从“双烈亭”回宾馆，已傍晚时分，天空飘起细雨。晚饭后，我和单子恩去瞻仰郁达夫的故居，但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在黄昏的路灯下，走进一条陋巷，连地上铺的石板也凹凸不平，不小心还会溅起污水。走进烈士屋内，自然也是陈年未修的老屋，郁达夫的大媳妇来接待我们，参观了屋内陈列的旧照片。我的心中为郁达夫抱不平，如此简陋的故居，如果有外宾和侨胞慕达夫名而来瞻仰，那当作何感想？回到宾馆后，参加了一次晚会，我就向富阳“文联”领导人提出我的意见，并以乌镇的茅盾故居为例，提出我的看法。他们回答：“正在准备把故居修复。”单子恩同志说我太不留情面。满子笑笑说：“茅盾是现在部长，不能比的。”事实上，确实不可比。从文学作品的价值上和人的品格上，郁达夫堪称现代中国的脊梁。
对于郁达夫，满子平时闲谈中就有景仰之情，他少年时曾见过郁达夫。满子的三舅是郁达夫杭州府中的同学，他们向有往来。满子少年时有一次在轮船上与郁达夫相遇，他还向郁达夫背了一首郁达夫的诗，达夫很是赞赏。对郁达夫，满子说过：“以前只认为他是著名作家，一个同乡前辈而已，从鲁迅那儿，我才懂得他是‘五四’一辈作家中和鲁迅最相知的人，最理解鲁迅的人。”
当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创造社的郭沫若（化名杜荃）、成仿吾“围剿”鲁迅，骂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同是创造社成员的郁达夫，则是发出对鲁迅景仰的言论，写诗说：“群氓费尽蚍蜉力，不费江湖万古流。”当1936年鲁迅逝世后，郁达夫更是对鲁迅评价发出“掷地有声”的言论：“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满子认为：“有比这更深情、更真实、更令人兴起无限感叹的言辞吗？”——满子是从读鲁迅、崇仰鲁迅，而认识了真正的郁达夫，也从而景仰这位同乡、前辈作家和一个抗日民族英雄。
五
说不完的何满子兄对我的友谊。
1987年的一个初冬，满子和我同去看望贾植芳兄。在座的还有一位来自西安的年轻人，他姓陈。老贾为我们介绍他是陕西作协一位书记，说他们要编一套《古小说文库》，来上海约稿，于是介绍了我们两位。陈同志说明来意：《古小说文库》是从唐人的传奇到明清，长篇小说中选精彩的篇段，短篇小说集则选若干篇，编选者要加注释和对书中每个作者的简评，指望满子选编李汝珍的《镜花缘》，我负责编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说选编的是否是名篇名段，选者眼光不一，读者也是见仁见智，看法不同。他说：“文学作品本没有划一的标准，就以我为中心吧！”又加了一句：“信任你们才来约稿的。”这对满子是驾轻就熟的，不是什么难事，而对于我却是新手，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后一想，就仰仗满子为我把舵，一切有他的支持，我才大胆应承。那时我就开始经常去满子的寓所，他对我说：“蒲松龄为唐人以来的文言短篇小说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这是一个可一而不可再的现象。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以文言小说始，以文言小说终。”——是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而来的。他进一步说：“当然，不能说李渔和蒲松龄之后不再有短篇小说。”他认为那只是一些余波，不起什么作用的了。对于《聊斋志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有极高的评价：“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在这次为《古小说文库》做编选时，满子提出《聊斋》中的几篇上品：《白秋练》、《阿绣》、《恒娘》、《婴宁》等几个短篇，这些都是重点描写花妖狐魅，但所表现的却是人间众生的言行和情爱生活。如《白秋练》以诗为爱情的媒介，把诗推崇到如此地位是少有的。满子称《白秋练》是“一首诗，同时又是一首诗的诗”。而《阿绣》，满子认为：“不论从艺术表现的精美和意蕴的丰富上说，《阿绣》都应是推为《聊斋志异》的佳作，而《恒娘》是反对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的丑恶现象。”满子曾写专文称它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恶之花”。他举荐《婴宁》是因为这篇小说以女主人翁的天真无邪、憨态可掬的人物性格，来讽刺封建宗法社会的虚伪性。我又增加了两篇描写美丽善良的花妖的短篇《黄英》和《红玉》；另又选了《狐谐》和一篇不到百字的短篇小说《快刀》，这篇小说写出了对立面的两个人物，在临刑时的大盗和执刑时的刽子手，前者要求刽子手“快刀”施刑，让他速死；一个居然答应犯人的要求，施快刀速作速决，描写了两个被扭曲人性的双面人，极为生动、可信。
满子为我编写工作花了心力，但结果，我们二人辛辛苦苦完成的稿子寄出后，就石沉大海。后来听说，《古小说文库》的出版计划过大，无力出版，而我们的初稿也未退回，令人难解。结果，我的那篇《聊斋志异》的《引言》：《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以后发表在《辽宁大学学报》上，而满子的那篇论李汝珍的《镜花缘》收在《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中。
六
认识满子的人都知道他戏说自己是“三不主义”，即一不戒烟、二不戒酒、三不锻炼身体，这只是表示他倔强性格的一个方面。当然，他到了晚年，身体抵不住衰老的自然规律，最后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少喝烈性酒，改喝和淳的绍兴“古越龙山”；烟也少抽了，到最后不抽。满子在纪念胡风的文中说到他自己：“要我成为某个组织的一员，这是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的。从我进入人生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三条，也可说‘三不主义’吧，我始终遵行着的：一是不做官，神气一点叫做不羡权势；二是不随人俯仰，高攀一点叫做坚持独立思考；三是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这条大概没有什么好名目可攀附，只是图个尽量少受约束……”这三条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为宝贵的是“独立思考”，满子一生说到做到。在中国百余年来，曾经能争取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不多的。而纵观满子一生为后世留下的数以百万计文字著作中，不论长篇的学术论文或仅千把字的杂文，均出自他的“独立思考”，从无随声附和之作。在中国文化伟人中，他就敬仰鲁迅的“独立特行”的精神。他读鲁迅书，学习鲁迅精神，他说：“唯《鲁迅全集》才是中国人各界各行、各种年龄段的必读书。”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有些伟人是无法超越的：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哥德、贝多芬……鲁迅也是不能超越的巨人之一。至少在中国，没有一个人堪与鲁迅比肩并论”。他尖锐地批评那些研究家“超越鲁迅”是一种“白痴式”、“低能者”的狂言，而那些貌似公正的研究家，说鲁迅多疑、好骂人、偏激，他认为这些议论大抵是将人物置之于一个无何有之乡，脱离了具体语境的书斋空论……后来又有一向自称“崇敬鲁迅”的名士，竟称五四运动是一场过激的文化革命运动，而牵扯到“鲁迅的过激”，这在客观上是在贬低鲁迅而突出自己。
满子在《读鲁迅书》的前言中提出他对鲁迅“独立思考”的睿智的言论。他举出在鲁迅去世前后，有三位颇具权威性人物对鲁迅的评说：
第一位是蔡元培先生，他是鲁迅的前辈，他在第一版《鲁迅全集》的“序言”中写道：“乾嘉学派的后劲、新文学之开山。”满子指出：这只是对鲁迅的治学和学术上的业绩作了概括，而不能概括鲁迅在中国历史上无可比拟的“人文贡献和人格价值”，以及那覆盖在鲁迅灵柩上的“民族魂”旗帜的“丰姿”。
第二位是瞿秋白，他是鲁迅的好友，他写的那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有他对鲁迅极有见地的看法，确比同时的一些人“高出一头”。说鲁迅评价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是“摆人肉宴席”的“吃人”文化，是鲁迅的叛逆精神的闪光点；鲁迅所抨击的“正人君子”“貌似私怨，实为公仇”……均是瞿秋白有识之论。但瞿秋白在论鲁迅思想发展时，“提出了一个既悖逆逻辑也与事实不符的论断”，那就是“前期是进化论，后期是阶级论”，满子指出：“‘悖逆逻辑’，因为进化论是自然科学范畴，而阶级论则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两个属性不同的思想价值范畴是无法由此臻彼的。”瞿秋白的这种论法，其后果极坏，那些教条主义者说鲁迅前期的进化论世界观属于资产阶级范畴，就此大做文章，否定鲁迅早期对封建宗法社会斗争的业绩，并以此说后期的鲁迅是被“创造社骂得他去读马克思的书，才认识唯物论”，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其实在鲁迅思想“轰毁进化论”，是因为在现实中，看到一些他所信任的青年，却在大革命时期“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想被轰毁”，因而使他认识到光信“进化论的偏颇”，他确也说过，创造社诸人“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问题”。这只是鲁迅惯用的“讽喻”的风格，是反讽这些人是自己还不明白以此教训别人的文化人。其实早在1928年7月23日《致韦素园》信中就说过“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以说明”〔1〕。后来，他又在《致徐懋庸》的信中补充说：“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2〕到1933年11月15日在《致姚克》信中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事实……”〔3〕这证明满子说的，两个范畴的概念是不相通的，鲁迅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不是创造社的“挤”，而是他从现实社会斗争中所认识到的。
第三位是冯雪峰。解放后，冯雪峰写过不少回忆鲁迅的文章，其中一本《党给鲁迅以力量》，满子对这本书的题名提出看法。他认为，雪峰只强调党对鲁迅尊重和团结的一面，对鲁迅的巨大社会威望却认识不足。按照雪峰的说法，鲁迅（通过他的中介——冯雪峰）如何积极地配合民族解放事业的举措，是一位顾全大局的伟大斗士。但满子也进一步说：“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鲁迅的作用来评价，书题的主语和宾语应该倒换一下才切合实际。”因为在满子看来，当时在上海的现实环境（指1933—1936）鲁迅的威望和作用早就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这一事实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者对鲁迅有过极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称“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不正代表党对鲁迅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吗？何况鲁迅在当时的处境之下有时还要“横着站作战”，应对来自同一营垒射来的“冷箭”，但鲁迅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一再忍让，即“他们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刀”的度量来顾全大局，这在鲁迅晚年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作了有力的历史性回答。而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中就忽视了鲁迅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文化战线上的威望。满子就以这样的历史事实提醒冯雪峰等人，应正确的实事求是来看待鲁迅的战斗实绩和他当时的威望，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同时，满子也指出冯雪峰的文章中很重要的一点，即：“鲁迅在拥护抗日救亡政策的同时也从不放弃独立见解的人格风采也未被强调……”我钦佩满子的胆识和他“独立思考”的精神风采。
何满子终于以九十一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一位跨世纪的睿智老人，思想敏锐，性格倔强，这使他透彻地看待人世和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他在《天钥又一年》的前记中说过：“‘天钥’义同于屈子的《天问》。说我成天发议论而不计是否有人听得进，实等于向空气发言亦即‘天问’。”如鲁迅说的一个战士自知“绝望而战”，他向“空气发言”而不倦，为什么？满子说：“当前各种陈腐的反人文主义的精神复辟之猖狂，以及全球化局势下西方世纪末文化殖民的劣质文化商品的弥漫，交叉感染导致的社会文化滑落，诚然令人忧惧；但更可悲的是，有责任明辨是非利害的舆论从业人员的失职乃至无知的坏影响。”但我还认为其实“无知”好办，多读好书，增长知识；而可怕的是形成了风气，还称“化腐朽为神奇”，那真是悲剧中的悲剧。满子向空气发言，又何等的壮烈：几千年来，从屈子的《天问》、鲁迅的《呐喊》到满子的“向天叩问”，是为苍生的觉醒、为国民性的觉悟。但有幸的是他们的“向天空发言”虽“空留纸上声”，这“声”却留诸后世以思考和反省。
此刻，使我想起诗人绿原的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这“起点”将迎来更新的开端——这是一个平庸老者的愿望。而绿原兄于2009年9月24日凌晨一时十分在北京的一家医院也走完了他八十八岁坎坷之路——一个生于二十世纪、殁于二十一世纪的“人之子”，也背着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十字架”走向冥冥中的荒野，走向但丁所创造的诗的天堂。在此，我祝愿他们一路走好。
注释：
〔1〕〔2〕〔3〕《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９４、４６６、４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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