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和村上春树“一见钟情”

  • 来源:留学生
  • 关键字:林少华,村上春树,翻译家
  • 发布时间:2015-07-24 15:22

  林少华,著名翻译家,尤以翻译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而为大众所熟悉。也曾翻译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东山魁夷等名家作品。在翻译作品中,林少华以优美典雅的文字和对日本文学作品气氛的出色把握,受到读者推崇。

  如果你是一个村上春树迷,那么对林少华的名字就不会陌生。迄今为止的村上春树大陆版译作,大多出自他手。当无数年轻易感的心被村上春树打动时,其实又何尝不是被林少华的译文打动呢?北师大学者王向远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中有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因为村上,林少华成为了颇具影响力的翻译家,并收获了一大批拥趸。

  作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林少华最看重的是教书育人,然而,他身上最鲜明的标签却是翻译家。林少华1952年生于吉林九台,197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外文系日文专业,1982年至1993年于暨南大学外语系任教。林少华曾把暨南大学视为他的“第二故乡”,因为这里有着他“刻骨铭心的回忆”。至今他仍记得当时拿着每月72.5元的工资,穿着从地摊上买来的衣服,窘迫地站在讲台上。他很喜欢外招生的活泼懂礼,“见到老师总会脱帽子鞠躬问好”。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一系列林少华的“翻译手笔”开始涌入中国。

  4月26日,林少华重返暨南大学,这也是他1999年结束暨大任教工作后,首次回到暨大的讲堂。在这里,他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他对村上文学及翻译文学的理解。

  “村上耽误了我,也成就了我”

  2015年3月,林少华参与翻译的村上春树第42本著作《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在中国发行上市。村上春树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影响不言而喻,村上春树背后的“御用中文翻译”林少华更是其中不可忽视的“文学桥梁”。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包含7个短篇小说,由6位译者分工合作完成,大体可以品出六种味道。这么多村上春树的译者中,到底哪一个人的翻译才是原汁原味的村上春树的味道呢?林少华认为:“六种味道都不是100%的村上春树。主观上,我以为自己翻译的是100%村上春树;而客观上,我必须承认那顶多是90%的村上春树。说白了,100%的原作文体、100%的村上春树,这个星球上哪儿都不存在。”

  “我是从翻译日本电视剧走上翻译道路的。”上个世纪80年代,日剧《血凝》《追捕》《命运》等风靡中国,其中电视剧《命运》的中文翻译便是林少华。

  1985年,林少华正式走向翻译道路。最初翻译《挪威的森林》是1989年冬天。1988年林少华在日本留学,当时日文版《挪威》上市不久,全日本的书店几乎一进门都会看到《挪威的森林》扎堆儿摆在那里。回国一段时间后,北京社科院的文学专家李德淳,跟林少华谈了他关于《挪威的森林》的想法,随后把他拉到漓江出版社的编辑面前。“我跟编辑都被说动了心,从那会儿我才开始看《挪威的森林》。在此之前,或许是有些民族情结夹杂其中,我始终认为日本文学是二流角色,但看了《挪威的森林》之后,突然感觉日本文学里竟然有好东西!接下来酣畅淋漓地开始翻译,忙碌了两三个月。”自此,林少华开始对村上春树“不能罢手”。

  目前林少华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42本村上春树作品,及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东山魁夷等名家作品。

  “村上耽误了我,也成就了我。”林少华笑言,自己本想当个大学者,写几本砖头厚的巨著,谁知遇上了村上,一门心思投向他的世界。林少华从小喜欢看书。别的小伙伴看书时注重的是故事情节,而他注重的是作者怎样描写事物,并把那些漂亮的句子抄下来。这培养了他的语言功力和文学悟性,为他以后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基础。

  林少华是个有文字洁癖的人,看见不认真琢磨的文字就气不打一处来。“我翻译时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在稿纸上,再一遍遍改,连每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翻译不仅是语意、语法、文体的对接,还有灵魂的对接。林少华说,他和村上本质上是同一类人,都倾向于孤独自守,不喜欢和别人套近乎。“如果某天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没有一次敲门声,我就觉得这一天过得美妙无比。试想一下,一个唧唧歪歪的小男人怎么能翻译出气势宏大的作品。”

  林家铺子的村上春树

  留学生: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翻译村上春树的作品?

  林少华:我最早翻译《挪威的森林》,翻译的顺序遵循村上的创作顺序,大概是1988年或1989年寒假期间。1988年我从日本回来,10月份参加华南师大的日本文学研究会年会。会上,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一位从事日本文学研究的老先生,把我拉到漓江出版社一个编辑面前,忽悠人家说:《挪威的森林》文体很别致,林老师的中文也相当出色,由林老师翻译村上的作品前景一定更美妙。可是,当时我的口袋一点也“不美妙”,我那会儿研究生刚刚毕业,每个月工资才七十一块五,上有老下有小。本来我是学日本古典文学的,一门心思想当学者,打算写一部砖头厚的学术专著,把身边的同行吓个半死。可以说,当初翻译《挪威的森林》的想法一点也谈不上高尚,就是为了解决日常生计贴补家用。我决定试一试,从此竟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我就愈发喜欢上了村上的作品。

  一是他的笔调适合我的口味,简洁明快、幽默又有韵味,正是我所追求的,也是我自己写的东西里比较得意的。文笔上不谋而合,说得不谦虚就是翻译起来得心应手。

  二是我们本质上都是孤独的人,不喜欢跟别人套近乎,对周围人与事保持距离,这种孤独感包括性格气质比较像。翻译不仅是文字语法的对接,还是气质的对接,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臭味相投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因为相投了才能传达出语言的精髓,触摸到微妙心理感受。

  留学生:怎么看待你翻译后的村上春树?

  林少华:当村上穿上中文这套戏服,演完,谢幕,下台,脱下中文的戏服以后,和原来的村上必然有错位,这是这个世界的法则,我们用中文翻译的村上,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必然有错位。这个世界上百分之百的,原汁原味的,原装的村上春树,那都不存在。文学是艺术,语言艺术。凡是艺术都必然有主观能动性,有个人性,有创意参与其间。我所翻译的村上春树,说白了,我是这么看待村上春树的,所以我这么告诉你,我翻译的村上春树始终是林家铺子的村上春树,而不是陆家铺子的村上春树。

  这次找了6个人翻译《没有女人的男人们》这本书,目的就是在于让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有6个村上春树。村上春树本人肯定只有一个,但是翻译这个东西,一个人翻译一个样,100个人100个样,现在是6个人,肯定有微妙的区别,甚至比较明显的区别。6个译者每个人认为自己传达的翻译的是100%的村上春树,如果没有这份自信,翻译就无以成立,但客观上不可能有100%的村上春树。

  翻译这个东西始终是原作者的文体或者语言风格和译者本人的翻译文体相违背的,翻译得好就好,翻译得不好就给糟蹋了。在流失一些东西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些东西,流失与增加的相加除以2,有可能是105%村上春树,这有什么不好,正因为有这样的错位,才会产生新的审美视角,新的文本,新的文体产生了。可以先引用我的老本家——林语堂的一段话:翻译就像给女人的大腿穿上丝袜。译者给原作穿上黄袜子、红袜子,那袜子的薄厚颜色,就是译者的文体,译者的风格。

  留学生:你认为中国读者对村上春树最大的误读是什么?

  林少华:倒退七八年,被称为“小资情调”,有人说我翻译村上春树,整天讲究怎么喝威士忌、怎么喝咖啡,无异于小资情调的始作俑者。其实,用“小资”这个词儿概括村上作品的主题风格,目前仅见于中国,在日本本土,以及西方,读者和评论家从来没有用小资情调和小资读物来评价村上春树的作品。不过,村上自己也说,越是有误读可能性的作品越是好的作品。存在误读可能性的作品是丰富的作品,只有一种解读的作品不是好作品。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阅读理解和感受。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刚刚走出“文革”阴影,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尚心存顾虑。那个时候,村上恰好为国人提供了一种回避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空间,转向自己的内心世界,经营自己的生活品味。坐在酒吧、咖啡馆,望着窗外的霏霏细雨,小口小口地啜饮咖啡,如果耳边再荡漾着老爵士乐,那种感觉就更“村上”了。但,这只是村上的一个面向,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战争,《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都提到了战争。村上有“小资”的一面,也有“宏大”的一面,比如“二战”历史,大部分日本作家刻意回避它,而村上笔锋直指那段历史,揭露之、审视之、拷问之。村上敢于同体制划清界限,敢于同官方的历史态度划清界限,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

  我想中国文学历来不缺少宏大叙事,缺少的恰恰是如村上那般经营心灵后花园、经营个人生活品味、扩大心灵疆域。我们不乏都市题材类作品,却远远不如村上那般细腻。

  留学生:这样的误读和翻译有关吗?

  林少华:翻译本身就是误读,译者首先是个读者,我所翻译的村上春树,就是要传达给你一个村上春树,别说是外语,就是母语汉语大白话读起来也会有各自不同的感悟。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翻译,其他翻译准确就行,精确是主要的。文学翻译主要是像那么回事,得翻译出味道。哪怕语义语法语体再无懈可击,阅读起来觉得索然无味,其实是最大的不忠实和最大的不准确。

  神似是翻译的最高境界

  留学生:翻译村上春树时,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林少华:对我来说,翻译中最大的困难,主要是涉及西方流行音乐、乐队、歌手名称,字典上查不到,而我又基本是个乐盲。现在有电脑、网络了还好些,倒退十几年、二十年,我都弄出了一些笑话。二十年前,我周围没有懂那些音乐的人,书出版后,读者给我来信,他们中藏龙卧虎。我说出来是过往,拿起笔来是如履薄冰。

  留学生:你认为理想的翻译最重要的是什么?

  林少华:需要艺术悟性和艺术灵性,这两者,并不是每个译者都具备的。我有个看法,文学译者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工匠型翻译,亦步亦趋,貌似忠实;二是学者型,中规中矩,刻意求工;三是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传神。神似,是翻译的最高境界。

  留学生:村上春树在现实中是一个怎样的人?

  林少华:我在2003年和2008年跟村上各见过一次面。他的工作室连沙发和手扶椅都没有,他穿着也很随意,走在中国大城市里有点土气,估计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么说吧,他就是个梳着“小男孩”发型的老头儿,只是显得年轻。一般日本人初次见面会90度鞠躬,很正式,但村上没有,他唯一的客气话是“你翻译了我这么多书,辛苦了”。说话的时候,眼睛不对着你,而是看着桌面,和他书里面的男主人公一模一样。可以说是文如其人,其貌不扬。聊完,我就走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一个翻译了你这么多书的人过来总得一起吃个饭吧,但他不,既不吃请也不请吃。村上拒绝任何应酬,而且采访也只接受纸质媒体的采访,可以说是不懂人情世故,忠于自己的内心。也是,知道人情世故的人多了,但能写出这么多被读者喜欢的书的作家只有他。

  诺奖可能需要村上春树

  留学生:莫言和村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林少华:比如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是边缘人物,都是非主流的,另外写作手法都有魔幻现实主义成分,而且这种魔幻现实主义都有东方特有的一种魔幻色彩。此外,村上的《1Q84》基本是向《卡拉马佐夫兄弟》靠近的,莫言也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忏悔意识、灵魂救赎意识、自我反省意识,我们中国作家缺少这样的因素,而他想这样做,和村上是共同的。但是,村上《1Q84》介入社会现实的力度比不上莫言,所以日本文艺评论家黑古一夫认为莫言得诺贝尔奖当之无愧,而村上只能停留在候补的位置。

  留学生:你觉得村上在有生之年还能否获得诺奖?

  林少华:我觉得村上的创作巅峰已过。他的巅峰时刻是1994、1995年的《奇鸟行状录》。大江健三郎本来一贯对他采取指责态度,称村上的作品没有社会性,没有担当意识,言外之意是只顾着赚钱了。但唯独对《奇鸟行状录》不同,甚至还在读卖文学奖颁奖晚会时专门朗读了这本书的一段,并主动和村上握手。对于日本二战期间的黑暗,日本一般采取避讳的态度,但村上在这本书里对其进行直接批判和揭露。也是从这部开始,村上转向描写个人与体制之间的关联性。这之后的书都没有能超越《奇鸟行状录》。无论思想力度还是艺术高度,都没超过这部。我觉得他最得心应手的不是写个人对体制的,他更擅长个人与自己的关系,村上自己在政治上就不够成熟。

  但是巅峰之后未必意味着村上与诺奖再也无缘。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哪个作家能有村上的影响力?米兰昆德拉也未必,至少在中国,知道昆德拉和村上的人数就相差很大。某种意义上,村上未必需要诺奖,但诺贝尔文学奖有可能需要村上。我接触过的日本人,都觉得村上得奖是迟早的事,村上跟我交谈时表示不稀罕,因为一旦得了诺奖成了公众人物,匿名性得不到保障,以后没有私密生活了,也别想去咖啡馆了。这种想法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每年到诺奖时间都有好多人让我谈村上,我个人也不胜其烦了,心想这小子赶紧得了吧,我也一劳永逸。

  留学生:现在很多人都在玩手机而不是看书,你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文学还有什么用?

  林少华:少看手机,少上网,多把书本拿在手里。你需要知道别人在手机找不到的东西。看手机适可而止,不要过多使用娱乐功能。我曾经对我的研究生半开玩笑地说:“当所有人都在玩手机的时候,只有你躲在角落里安静地看书,将来脱颖而出的肯定是你。”“文革”时期,大家都不看书,就我在看;我上大学的时候,别人都在忙着“批林批孔”,我在图书馆看书。这个社会并没有差到一点缝隙都没有,只要你愿意看书学习,总还是有这样的机会。至于文学,看起来是最无用的东西,但在我看来,文学是无用之大用。比如同样是看到一片树叶飘落,懂文学的人和不懂文学的人心理活动肯定是不一样的。文学无时不在,它关乎人的心灵,关乎人的审美。

  留学生:翻译家、学者、教师、作家几个身份里,你最喜欢哪个?

  林少华:我本来想当学者的,想写几部砖头厚的专著,把周围同学吓吓。后来碰到村上,他既成全了我也耽误了我。成全了我使我获得一些世俗性的成就,成为一位非常有影响的翻译家;耽误了我,使我没有成为像样的学者。在我们学校,我翻译100部村上的小说,那也是没有用的。学校本质上是学术,不写学术论文不写学术专著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所以尽管我不喜欢,我的业余也是要写学术专著学术论文。所以别人翻译村上,我虽然很遗憾,因为这打破了我翻译村上事业的完整性,但另一方面给了我一个喘息的机会,让我往学者本位上多靠近一些,转向作家。我想我最喜欢的还是教书匠,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它让我每天都在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打交道,有二三十岁年轻人的语言感觉。

  文·本刊记者·张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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