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赌博修罗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赌博机上碰运气，梦想着发大财。然而，当这些赌博机掌控了一个人的命运后，会发生什么呢？

　　第一次见面时，赌徒托米（化名）很快说起自己赢得14000马克（2002年德国使用欧元前的货币单位）的光荣历史，赌博对象是他的牙医。他那时还很年轻，不惧风险，称得上一个大赌徒。赌完后他去汉堡奢侈酒店“大西洋”喝了杯白兰地。

　　说到这里，托米笑起来，开始咳嗽，然后取出嘴里的全套假牙。他喝了口茶，拿出一支烟——大包装的红色万宝路。“这该死的烟里究竟是些啥东西？”他说，“我吸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他生活在汉堡的比尔斯德特地区。这里的年轻人占大多数，五分之一的居民领社会救济金，二分之一有移民背景。常常可以看到穿着皮大衣的年轻男人在街灯下斜靠着他们昂贵的汽车，打着电话。这里有时会出现在新闻中，因为某人在一家妓院被枪杀，或是肚子上插着一把刀躺在大街上。白天，街道边是理发店和美甲店；晚上，则随处可见引人注目的橱窗，彩色的灯光透过百叶窗漏出来，玻璃板上写着“赌博和娱乐中心”“赌徒天堂”“放松时刻”等字眼。托米知道约十几个赌场的名字，但表示自己并不喜欢这些地方。在他赌徒生涯的巅峰时刻，他曾坐在洲际酒店的百家乐（一种扑克游戏，也是赌场中常见的一种赌博游戏）赌桌边一整晚，先是赢了数十万，紧接着又全数输了出去。

　　托米本是我们的中间人，因为记者有时很难进入某些特殊的场合，需要内行人牵线搭桥，打通关系。我们正在调查一家土耳其咖啡店中的非法赌博活动，希望他能提供帮助，和他约好在他每晚吃肚丝汤的一家餐馆中见面，把他所要求的800欧元酬劳交给他。看到钱，他眼中闪过一道光，接着拉紧自己的皮大衣，步履沉重地准备离开。在我们经过“赌徒天堂”赌场时，他的脚步明显放缓。机器发出的咕噜声钻入他的耳朵，赌场耀眼的光芒掉落在人行道上，在他的鞋子上徘徊。他停下来，手伸进夹克口袋，把那叠崭新的钞票拿出来。托米微笑着说：“来，我给你们看看，这些机器是怎样运转的。”这个故事就此开始。不久我们发现，托米比我们本想调查的非法赌博更有趣，夜晚闪烁的灯、他眼中的光和赌博机共同构成了一幅令人叹息的画面。

　　我们随他进入赌场，映入眼帘的是地毯、盆栽、赌博机之间的隔离墙和几个正在玩游戏的男人，一个监管人在收银台清点着钞票和硬币。托米向一个赌博机投了10欧元。

　　1955年，托米出生在离保加利亚边境不远的一个土耳其村庄里。孩童时的托米比其他孩子更擅长玩弹珠游戏，不久就有很多同学欠他弹珠或钱了，虽然只是几个硬币，但对孩子来说已是不少。在学校中，他觉得自己强大而富有。

　　他从来不催要其中一个同学的欠款。那人有个姐姐，名叫爱莎，非常漂亮，他爱上了她，想和她结婚。一次，托米去那个同学家，但是敲门后没人应答，只有通往爱莎的房间开了一条缝。这个女孩刚刚为一次节日梳妆打扮好，透过镜子中的门缝看到了托米。这是他们第一次独处，很快吐露出对彼此的爱慕，并亲吻了一下。“那时我非常高兴，”他说，“心砰砰直跳。”

　　但是不久，托米就随家人来到了德国。他给爱莎写信，寄给仍住在村里的姨妈，让她悄悄把信转给爱莎，并传递回信。但是有一天姨妈写道：一个守边士兵把爱莎拖到田里强奸了，爱莎的父亲强迫两人结婚，爱莎离家出走了。那时托米15岁。

　　现在托米60岁了。他头发稀疏，肥胖，有糖尿病，牙齿也掉了。他坐在老虎机前的一个矮凳上，盯着屏幕上转动的小滚轮，映照在脸上的光的颜色不断变换。这个游戏名叫“Book of Ra”，每次游戏时间仅有5秒钟。他只用坐着，投币，拉下拉杆，盯着屏幕。10欧，9.5欧，9.2欧，8.8欧，几分钟后10欧就已经没有了。“你幸运的话，就会赢，否则就会输。”托米说。他换了台机器。“每次游戏都意味着新机会，你必须将机会抓在手上。”他站在另一台机器前，“再来5欧。”他投进一枚20欧分的硬币，选择游戏“Fruits’n Royals”。他赢了几欧。“这个不错。”他坐下来。

　　他说自己其实已经戒赌了，赌博机让他痛苦，但一旦身处赌场，他就会很快忘掉自己说过的话。和毒瘾、烟瘾等不同，赌瘾是一种“非物质成瘾”。赌博成瘾者一心想着赢钱，尽管他们知道，最后赢的总是赌场。赌徒常常患有恐惧症和抑郁症，只有在赌博时才能抛开这些负面情绪。60%以上的赌徒都在“赌徒天堂”等赌场的赌博机上流连忘返。

　　赌徒最后常常会陷入失业、负债、贩毒或贫困的绝望境地。在所有成瘾患者中，赌徒的自杀率是最高的。这样看来，赌博机其实是种来自地狱的机器。然而根据德国赌博机工业协会2012年的数据，德国有约26.5万台这样的机器，营业额为190亿欧元，可谓一个规模庞大、前景光明的行当。虽然参赌人数在最近几年总体下降了，但在赌博机上赌博的人数却呈上升趋势。2007年，18到20岁的年轻男人中只有6%曾在赌博机上赌博，2013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24%。这个年龄段约10%的人都有病态赌博行为，坐在比尔斯德特赌场和咖啡厅里的赌博机前的几乎全是年轻人。“你好，叔叔！”他们向老赌徒托米问好。“我不希望他们中的任何人成为赌徒。”托米说。年轻人还涉赌不深，而他的赌徒生涯已经快到尽头了。

　　17岁时，他生活在汉堡，在火车总站的一家餐馆打工。一天，他在散步时走进一家酒馆。几个人正在玩纸牌，那之前托米只在土耳其的咖啡馆中玩过骰子。他坐在一旁看他们赌，赌注不大，50芬尼或1马克。托米身上有20马克。“一个小时后，我的口袋里就有了800马克。”他说。这么多钱带给他一种幸福感：和每小时只有几马克报酬的餐馆不同，在赌桌边他可以很快让钱翻倍。才17岁的托米不知道他所谓的幸福其实是种不幸，因为几乎每个人的赌瘾都开始于赢钱。如果第一次玩就输个精光，很快就会失去兴趣。“一个怀揣100欧元第一次走进赌场的男孩，总是会带着赢的钱回家。”托米说。这个“赢钱阶段”能够刺激赌徒大脑分泌多巴胺，让他感到开心。“那之后我就经常去赌场赌钱了。”

　　60岁的托米已经在赌场里坐了半个小时。输10欧元时他说：“赌徒必须输得起。”输30欧元时他说：“你知道吗？这机器在测试我。我得让它知道我有本钱。”不久他在几台赌博机上的不同赌博游戏中一共输了65欧元，心情不佳的他站在门前抽烟，用半明半灭的烟指向一对沉默地并肩走进黑暗的年轻男女。“看看，那个不知羞耻的家伙！”他骂道，“一个保加利亚人，为了30欧元卖掉了他的老婆。一帮豺狼发明了这些机器，我就是个现代奴隶！”尽管如此，不一会儿他还是再次把20欧元投进赌博机。“一定要好运！”他看向屏幕。

　　来自汉堡经济法研究院的因戈·费德勒尔估计，赌博机营业额的80%都来自赌博成瘾者。“这种商业模式正是建立在赌瘾的基础上。”根据赌博机工业的说法，国家每年能借此收高达15亿欧元的娱乐税。德国赌博研究所称，赌瘾造成的社会开支只有约3.2亿欧元。通过一个简单的运算我们可以知道，15亿欧元减掉3.2亿欧元等于：超过10亿欧元的财政收入！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在赌博研究所的咨询委员会中，有来自赌博机制造行业的代表。“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披着科学外衣的政治游说行为。”费德勒尔说。他认为赌瘾造成的社会开支——包括社会救济、个人所得税损失、治疗费用、犯罪造成的损失和开支——要比这个数字高得多。费德勒尔说：“实际上，国家必须贴补赌博工业。”此外，赌博机还为无数赌徒及其家人的心灵带来了无尽的伤害。

　　既然这样，为何我们不为那些痛苦的生命和居高不下的自杀率做点什么呢？德国联邦经济部指出，2014年11月的最新赌博管理条例对赌博机制造行业的要求更加严格了，例如减少餐馆的赌博机数量。问起为何不禁止这些机器时，经济部不予置答。德国绿党联邦议员哈拉尔德·特尔佩因此批评经济部包庇这个行业。实际上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国家应该怎样面对人们的恶习和错误，例如吸毒、酗酒、嗜烟和卖淫？如果明令禁止，就会出现黑市和犯罪，但也绝不能放任自由。专家费德勒尔认为瑞士模式很合理：只允许在国家设立的赌场里放置赌博机。“我和赌瘾患者及其子女见面，却发现他们的子女一点瘾都没有。”

　　20多岁时，托米成为全职赌徒。他在赌场玩“轮盘赌”，输赢取决于球停留的位置是红色还是黑色。“你的赌注为250，选择红色，结果停在红色，你就有了500；你的赌注为500，选择红色，结果停在红色，你就有了1000。”如果连续七次停在红色，就能得到18000马克。但是这个几率有多大？根据概率论，只有0.0068%。而赌徒们会说，如果只是球滚动，没有其他因素干扰，赢的几率应该一直都是50%，因为要么停在红色，要么停在黑色。是该相信数学还是赌徒的幸运？

　　托米告诉我们，有时他的冰箱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因为他身无分文；有次他在赌场大获全胜，随后在珠宝店消费了8万马克；有段时间他甚至快成为百万富翁了。这是真的吗？他熟知奢侈品的价格，他的朋友们也说，托米以前常常出手阔绰。尽管如此，人们却永远不会知道，可以相信他说的哪些话。据说，赌瘾病理学的一个症状，就是用真实或幻想的盈利来自夸。

　　赌徒托米现在60岁了。他已经在赌场坐了两个小时，一共亏损了65欧元，赢了10欧元。他大笑着说，这收入比两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现在我可以买两碗粥了。”他边说边走了出去，点上一根烟，自言自语道：“你得停止赌博，成为主人，而不是奴隶。”输钱的时候，他就是这些豺狼的受害者；赢钱的时候，他就是主人，是这些机器、赌瘾、命运，是一切的主人。

　　几天后，托米再次联系我们，问可否借点钱给他。他得用酬劳抵债。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再也不赌了。”为什么？“哎，就是这样，没兴趣了。”只是这样？“好吧，我在赌博机上输掉了那800欧元。”豺狼又赢了。“这笔损失让我心痛。”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生活需要完美，每个错误都会浪费你的时间，给你带来痛苦。你把这句话写下来。”他点上一根万宝路，说他想起了爱莎，并告诉我们一段故事：多年后他有了一些钱，如同童话中的王子一样，开着辆敞篷车回到村庄，见到了爱莎，和她一起住进了一家漂亮的酒店。“你知道吗？”他说，“就那一次，我有了个儿子，现在他是土耳其的一名检察官。”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或者只是他的梦？不管怎样，一切都已经离他很远了，不管是女人、金钱，还是正常的生活。托米从窗户望出去，望向比尔斯德特的夜空。

　　阿拉尔德·冯·吉特里茨/文 刘黎/编译

　　[编译自德国《N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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