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三次机遇

　　重庆的发展总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设立中央直辖市给它插上腾飞的翅膀。

　　“涪陵地处长江和乌江交汇处，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里孤立而沉寂，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乘坐长江渡轮到达最近的大城市重庆需要七个小时。”《江城》一书的作者——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在他2013年撰写的《重返江城》一文中，写下了20年前他对涪陵这座小城的印象。

　　1996年至1998年，海斯勒作为一名志愿者在涪陵一所专科院校教书。他说，那时的涪陵人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外国人，“我如果在城里吃午饭，经常会引来几十个围观者。”在他的记忆里，这座城市只有一部电梯、一家夜总会，没有交通信号灯。他所认识的涪陵人里，没有人拥有汽车。

　　虽说作为一个从西方发达国家远道而来的记者，海斯勒对于涪陵乃至重庆和周边地区所作出的评价或多或少都带有与美国对比的意味，但是重庆以及涪陵、万州、黔江地区在当时的发展状况的确不能归于“发达”之列——即便当时的重庆市在经济发展程度方面与四川省省会成都市不相上下。

　　重庆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勇对本刊记者说，重庆有一句民谚：“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这从侧面反映了重庆主城区以外及周边地区的发展状况相对落后。“这句话是说要让孩子体会生活的艰苦，只要去酉阳、秀山、黔江地区、彭水这些地方走一趟，就能让孩子受到很好的教育。”李勇说，在过去，这些地区的基层干部中流行这么一句话：“宁愿苦干不愿苦熬”，其艰苦程度可见一斑。

　　沉淀

　　重庆曾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陪都，直隶行政院的“特别市”。李勇介绍说，重庆在成为今天的直辖市之前，曾有过两次发展节点：“第一次是抗战时期。1938年，国民政府将重庆作为陪都，1300多家大型工业企业因此搬迁至重庆，这在历史上称作‘工业西渐’。”李勇说，这让位于中国西南方的重庆成为战时工业之家。

　　“这可是重庆的工业基础。重庆的钢铁产业基础就是从汉口搬迁来的钢铁厂奠定的。”李勇说，除了钢铁这样的重工业，医药、纺织、玻璃制造等化工和轻工业也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后，重庆改为四川省辖市。

　　在这之后，重庆迎来了第二次重大发展契机。

　　上世纪60年代，全民备战。“那时中国从东部到内陆被划为一二三线，大量的国防、军工企业搬入重庆。正因如此，重庆拥有了好几百家军工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当时带来的技术都是国内一流的。”李勇表示，这一次工业内迁还给重庆带来了大量技术人才，仅国防军工企业的工人就来了50多万人。

　　用李勇的话说：“重庆现在的发展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资本的。改革开放之初，重庆市上缴的税可是比广东省都要多的。”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万县特别好！”1997年，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的小学四年级学生梁良第一次跟随父母去万县（今重庆市万州）。他告诉本刊记者，让他对万县作出如此高评价的原因，除了更加整洁的城镇环境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那个时候，万县就已经有太平洋百货了。”

　　重庆直辖前，解放碑就已经是全国知名的“重庆名片”。“重庆百货和新世纪百货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商场，那个时候，重庆市民已经对品牌有了初步的概念，但大多数品牌都还是百货公司的一个专柜。”在重庆直辖15年时，《重庆晨报》记者倪训强在他撰写的一篇报道中，如此描述1997年以前的重庆商业状况。从中不难看出，虽不能用“发达”二字来形容当时的重庆商业环境，但至少重庆的商业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

　　新生

　　1983年，重庆率先成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实行计划单列，被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1992年，重庆被辟为沿江开放城市。1996年9月中央批准重庆代管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1997年3月14日，经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重庆正式成为中国第四个、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迎来第三次重大发展契机。

　　“那时，我们都激动万分！”在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重庆成为直辖市后，时任重庆市市长蒲海清和周围代表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互道祝贺。

　　蒲海清对媒体回忆，1996年4月，他作为中共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在北京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汇报党建工作。胡锦涛表示，中央正考虑设立重庆直辖市。这是蒲海清第一次明确得到“重庆直辖”的信息。

　　在经过多次方案设计与讨论、多次筛选淘汰后，最终确定：重庆市区划包括重庆、万县（今万州）、涪陵和黔江地区。

　　蜕变

　　今天的重庆，面积达8.24万平方公里的城市，管辖着38个区县（自治县），户籍人口3375万人，常住人口2991万人，居住着56个民族的中国公民。在悬挂于联合国大厅的世界地图上，重庆是中国仅有标注的四大城市之一。

　　“不可同日而语。”1999年离任后，蒲海清还不时回重庆。说起十多年来的发展，他只列举了一组数字：直辖之初，重庆的高速公路不到90公里，如今已超过2000公里。

　　“毫不夸张地说，要想从渝东南地区到重庆，不花个十几二十天到不了。”李勇回忆说，20年前重庆和周边县市的交通状况十分落后。

　　“重庆就像个大县城。”蒲海清说，他刚到任时的重庆缺乏活力，交通拥堵，城市环境差，完全没有大都市的感觉。

　　2003年3月，原交通部部长、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黄镇东曾对媒体表示，重庆要在八年内投资1000亿元，建成1600公里的高速公路、3000公里的高等级公路。2006年12月，重庆提出“一小时经济圈”战略，第二年确立了“一圈两翼”的区域发展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庆将大量资金用于市内交通建设。20天才能到重庆的日子，早就一去不返了。

　　今年1月召开的重庆市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二五”时期，重庆全市铁路新增运营里程557公里，总里程达到1930公里；基地航空公司增至6家，航线总数达到275条；全市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2525公里，对外出口通道增至13个，路网密度继续保持西部第一，“4小时重庆”全面实现……

　　领跑

　　40万下岗职工、103万移民、300万贫困人口，在直辖伊始，这三件事被称为重庆发展道路上必须翻越的三座大山。“不是一般的困难。”蒲海清说，刚刚成为直辖市的重庆面临巨大的经济挑战。

　　1996年，三大直辖市上海、北京、天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重庆高5倍、3倍、2.9倍。与它们相比，重庆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但却偏偏是经济最穷的那一个。

　　但现在，重庆让所有人都惊叹不已。

　　“2015年重庆市全市GDP同比增长11%。”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副总队长童泽圣说，经初步核算，2015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5719.72亿元，同比增长11.0%，领跑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

　　革新

　　“从支撑因素看，这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果。”童泽圣的话说到了重点。

　　从《重庆统计年鉴（2000）》的工业统计数据来看，重庆直辖后，1998年重庆工业三大支柱行业为汽车摩托车、冶金、化工。这三大行业的现价总产值占重庆市的比重分别为27.3%、9.5%和14.4%，总比重达51.2%。

　　当时间来到“十二五”，重庆的工业已经转向以电子信息、汽车、装备、化工、材料、能源、消费品为重点的“6+1”发展战略。

　　“2015年，全国每生产八辆车就有一辆是重庆造。”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总经济师涂兴永说，仅2015年上半年，重庆市生产汽车总量就达155.5万辆，全市汽车产量增幅高于全国20个百分点。

　　重庆工业经济的另一引擎——电子产业的表现也令人惊叹。“2015年上半年，重庆电子制造业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9.6%。”涂兴永称。

　　从统计数据来看，2015年1至11月，重庆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50.5亿元，增长18.7%。面对今年全国工业巨大的下行压力，汽车和电子两大支柱产业对重庆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50%以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汽车制造领域专家钟志华就曾表示，未来的汽车就是一个信息化平台，对电子信息技术有巨大的需求，并能推动其发展。而重庆正好可以利用自身在这两个领域的发展经验，帮助汽车产业与电子信息产业相互促进，“重庆汽车产业发展规模大，科研实力较强，且在国内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等汽车研发前沿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将来一定会更好。”

　　如今，即将从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博士毕业的梁良正在思考毕业后的去向。“有同学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去重庆工作，那里的确有不少新兴科技行业的工作机会。”梁良说，或许他也会像同学一样，选择重庆。

　　文/本刊记者 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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