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足协主席的自我修养

　　“我骨子里满是浪漫主义情怀”

　　[青年时期]

　　我们都是小镇出生的孩子，我来自伦巴第大区的庞特·兰布罗，从小去米兰得搭蒸汽火车，总是盼望着夏天到来能去海边避暑。因为家乡的工业发达，我们在这里度过假期不现实，只能远走。我的童年有另外一个名字，切塞纳蒂科（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沿海城市），吉奥·庞蒂（意大利伟大的现代主义设计大师）设计的建筑现在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跟我的朋友乔尔乔·盖齐看了吉诺·布拉米耶里的不少电影，晚上则相约一起看《情人与眷侣》，尼科·费登科和翁伯托·宾迪的歌唱演出我从来不落，还有对达里奥·福（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文学作品的讨论，这就是我童年假期生活的片段。那是怎样的一个个日夜：满含诗意。

　　在假期之外，我的家乡道路上奔驰着大量的大众汽车，其他著名的汽车品牌纷至沓来。平时我白天身着蓝色的衬衫，尖头皮鞋，做着木工，晚上我就是一群小年轻的领头人。今天晚上我们能做些什么？每次被人问及这个问题，我的想法都很清晰，我很清楚自己该干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而我的妻子埃乌杰尼娅给了我不少自由，年轻的时候，晚上我可以在外面自由活动，当然也是她让我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说起她，我们是青梅竹马，住在同一个街区，读同一座幼儿园，同一座小学，初中…我们一直都呆在一块。

　　[宗教]

　　我在礼拜堂里长大，在堂圭多和玛利亚阿姨的教诲下长大，他们都是宗教界的工作人士。我每个星期天早晨七点半都被人带到礼拜堂做弥撒，当时我甚至被人说服，立志也要当一个神职人员。我当时表现得还不错，在一个有关天主教的知识问答中，我拿了优胜，奖品也是一本宗教书籍。

　　不过16岁左右，我发现这样的工作在未来其实并不适合我自己，也许还有点太早，不过我已经意识到需要给自己的未来开辟出一些新的可能。1958年庇护十二世去世，我当时在罗马，人们对宗教的狂热感，我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而我对自己是否应当继续深入这个领域也产生了一系列疑问。

　　第二个转折有如闪电将我惊醒，在一个修士的居所，我坐在座位上，面前这位修士的脸庞深陷，身上的袍子破旧不堪，他带着后悔跟我说了些话：在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之前，需要把自己的灵魂完完全全打磨成全新的。这句话对于我的前路有着决定性意义，我没有继续坚持要成为宗教人士，但修士的话对于其他领域依然有着其意义，做任何一行，都需要拥有足够的信仰，这甚至是必需的。

　　[压力]

　　当年作为银行的领导，我曾经经历过两次抢劫，第一次我被困在银行大厅的座椅区三个小时，我用一个尖头帽把脸挡住，用各种方法把自己尽量藏起来，跟抢劫者周旋，为的是不把4000万里拉的存款交给他们。

　　不过这段经历给我的负面情绪还是远远比不上1975年的那次，这是对前来意大利北方的移民进行财产扣押运动的前一年，有一个住在我家乡附近镇子的女孩，和一批来自卡拉布里亚的移民想通过银行工作人员向银行典当自己的不动产。银行的主管对我说：“就是你去负责这个事情吧。”我别无选择，只能跟那个女孩的一名亲戚前往。

　　在得到地方官员的同意之后，我们两人坐上一辆奔驰车，手里拿着一个木盒，里面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一万里拉面值的钞票，一捆一捆用棉丝线绑好。我去了四个不同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专人把我继续送到下一个目的地，直到去到布里维奥的铁路吊桥上。

　　对这样的事情，我本身并不愿意去做，一路上我的心里压力很大，到达吊桥之后，按原定的计划我们把木盒丢掉，可是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在过去的几年之中依然无法消除。甚至有一次深夜，我同我的一个叔叔谈天，他就这件事再跟我讨论了一阵子，尽管对我本身这件事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但是那段时间我的心理波动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忘记。

　　[其他职业]

　　在27岁，我已经在领导所供职银行的一家分行了，那也是我决定放弃副总经理职务的时候，作为银行的领导，每天晚上睡觉，我脑海里都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让我不胜其烦。我去了一趟俄罗斯旅游，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在俄罗斯生活的一帮朋友劝我放弃现在的事情，重头再来。

　　这挺容易的：随着银行业的发展，我接下来的用武之地只会越来越少，银行的工作变得愈发依赖现代科技，客户同银行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再紧密，从两个有血有肉的人之间的沟通，演变成了人对着冷冰冰的机器。而我却依然只对人抱有完全的信任，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你的财产。

　　于是我选择放弃了当时在银行的工作，俄罗斯的朋友想在那边做些木材生意，我也就转型成为了木料交易的经纪人。我把木材从俄罗斯转卖到西西里岛，那里的居民需要这些木料去制作放鱼的木托盘。这些工作我都能够做得来，不过我的梦想还是能够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如果站在罗马的斗兽场前面，我会不由自主地去想象是谁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宏伟的建筑，而建造流程又具体会是怎么样的。

　　曾经有一个下午，我在津巴布韦的卡里巴水库参观，看着赞贝西河，我心想：河水的流动也终被人类所控制。在成为足协主席之后，有一天我前去圣西罗球场观看比赛，坐在上层包厢，看着120米高的塔楼，再仰头看着球场的顶部，我希望自己就是当年参与到球场建设的工人，驾驶着起重机完成这些工作。当时离开银行业，是因为我很难在其中继续感受到我的存在，幸好，在足球圈里我还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其他运动]

　　在青年时期，足球就是一切，我非常欣赏穆西内利，他奔跑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为了跟偶像靠拢，我也不断练习速度，结果在伦巴第大区组织的一次学生体育竞赛中，我还在80米项目中夺冠。

　　另外一项影响我一生的运动，是我在拉奎拉服兵役时接触的。我应征加入了阿尔卑斯第9军团，我是队伍当中最小的孩子之一，其他人块头都比我大许多，学校的课程里包括去大萨索峰和马耶拉峰采石和发现石壁，有一次在山上我走得太入神，耳朵都快被冻僵了，在军队的经历改变了我的生活。

　　退伍之后，我爱上了走路，虽然我也喜欢大海，但是我根本不会动下水游泳的念头，走路就不同，我喜欢在山路上漫步的感觉，那样让人感到自由自在，这是我找寻生活美妙之处的一种方法，每当看到美景，我就会激动地直打哆嗦。

　　这里还有一段故事，1962年8月5日，我跟往常一样漫步在山路上面，我的朋友塞尔吉奥·布雷纳跟我结伴同行，他边走边听广播，突然他同我说：“卡尔洛，玛丽莲·梦露去世了。”我那么回答：“我很遗憾这件事发生，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往山脚下看，以决定要不要一起殉情？”不过肯尼迪被暗杀时，听到新闻的我哭了一个早晨，以至于根本出不了门。

　　[政治]

　　政治基因一直存在于我的血液当中，在我16岁的时候，我在家乡的礼拜堂发表了我人生之中的第一段演讲，还不到18岁，我已成为了天民党在庞特·兰布罗地区的一名秘书员，为70岁的塔亚布埃骑士供职。作为教育部门的成员，我推动了地区中学建设的改革，保证每个学校都能拥有一个实验室，还有全新的五人制足球场和篮球场。

　　33岁时我当上了市长，竞争很激烈，不过博林，从威尼托来的一名德高望重的政客建议让我担任这个职位：“除非你做不好，我们再换人。”我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将近二十年，这让我的政治思路变得更加明晰，我支持阿尔多·莫罗的中左路线。

　　在1990年代的选举当中，天民党遭受失利，但是我在业余联盟主席的竞选中获得了65%的选票，我保留了联盟原来的标志，两个盾牌交叉，尽管大部分成员支持我对它做出一些改变，这是我个人角度的一次胜利，继续向政治生涯的高峰迈进，但却跟我所属的党派没有太多关联。

　　[黑暗时期]

　　当人们告诉我说我的兄弟詹尼可能离开人世的时候，那一瞬间，我的感觉仿佛就像生命中的一盏明灯就此熄灭。这件事情发生在两年之前，我正着手准备意大利足协的选举，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一度考虑过放弃。

　　兄弟患病给我的打击是双重的，他先是因为大脑出血昏迷了78天，我从罗马回到家，看到弟弟时，我根本认不出他来，感觉就像是对着一具木乃伊。我的妻子在我弟弟生病时一直照顾着他，她担起了所有的责任，同时也因我弟弟的病状而震惊。

　　在头两个星期，她怕我看到詹尼会对心情造成太多负面影响，所以不让我去探望他。过了两个多月，他终于被救了过来，尽管现在人精神多了，但无论去哪，他都需要依靠轮椅协助。看到他坐在轮椅上面，我的心情总是非常沉重，詹尼现在的样子给我带来的折磨不亚于当时听到他病危的消息。

　　我总是处于自责当中，当初一心准备自己的工作，连亲人都无暇顾及，每当我想到如今只能坐在轮椅上的兄弟是否也身陷痛苦时，我的悔意就变得更深。有时我甚至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你兄弟现在的生活状态，究竟更像是一个活人还是一个死人？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公平吗？

　　[旅途]

　　我在非洲的经历，就像是一部开拍于电影1974年的电影，那时我的一名同乡被派往非洲多哥的一家战地医院去做护士。当他抵达多哥开始工作后，就一直跟我写信寻求帮助，一年后，我也启程去非洲找他。在1976年，我成为了庞特·兰布罗的市长，上任之后没多久，我们就跟多哥的阿法尼昂，一座离首都洛美有80公里的城市结交成为了友好城市。

　　我的父亲是一名神甫，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在那些被战火和贫困围绕的地方建起一座医院，而我的需求更现实些，从我的角度，我需要跟多哥的总统建立起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当然也包括两国之间的友谊，对多哥一些地区的援助。我推动了一个有关音乐与文化的巡回表演在多哥进行，包括科洛、帕佩蒂等意大利艺术家都参与其中。在五年的时间里，在多哥放映了超过500部纪录片，而随后艺术家们也亲身前往多哥为那里的居民表演，这样的活动受到了多哥人的喜爱。

　　当然，到现在为止在多哥我们也帮忙建造了两家医院，在贝宁的当基塔也有我们的足迹，这对我来说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对于我的妻子来说更是如此，她也跟我去过非洲，还曾经教当地人一些生活常识，比如避免浪费番茄等等，之前多哥人把番茄扔在阳光底下暴晒，把它们白白浪费了，普及了知识之后，现在他们每个月都能制作出40000瓶番茄罐头。多哥总统曾经赠给我一份他们国家的传统礼物，按照惯例上面的装饰是用象牙制成的动物模型，不过给我的那份比较特别，是用象牙制成的一顶神甫帽，对于他们来说，我就像是一名传教者。

　　[艺术]

　　我学习过宗教理论，不过我天生就对文学敏感，这方面的天赋也使得我选择了一个文学高中就读。先学但丁的柔美新诗体，然后就是彼特拉克，再往后是曼佐尼以及他的天定论，一切的安排上帝都已注定，你可以做的是找到并积累生活中那些点滴的幸福，否则运气就会变差。我喜欢这样的说法。

　　不光是意大利文学，加缪（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大师）我也喜欢，事实上我走的是全球化路线，而且涉猎范围不仅仅限于文学。西方的书籍我读了很多，东方的也有一定了解。我喜欢罗贝托·维基奥尼的音乐，我跟他都是一个国际范俱乐部的成员，每次遇见他，我都忍不住想跟他高歌一曲《圣西罗之光》。

　　我的第一次文化之旅源于我对历史的好奇心，我选择了前往亚述古城，三角形的城市布局，内外两层结构分明的城墙，直到今天依然还是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研究者的最好教科书，亚述人的组织性也值得人们好好琢磨。不过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面，最让我着迷的还是绘画，绘画大师萨尔瓦托雷·费乌米的“过失”理论我在年少时曾有幸学习过，他在甘佐有一间画室，离我的家乡只有8公里，在我知道了他之后，我的房间里就满满当当摆得全是他的画。

　　在我办公的地点，无论是之前的庞特·兰布里政府，意大利业余联盟，又或者现在在意大利足协的办公室，里面都有少说一副费乌米的画作。如果我能够的话，我会仿照梵高的手法画一副向日葵挂起来，我骨子里满是浪漫主义情怀，我可以很负责任地那么讲。

　　[命运]

　　从家乡到罗马，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我的命运跟足球世界是融为一体的，但是我四十岁的时候，却没能想到我的今天会这么成功。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我进行足球教育了，他从1930年代跟我讲起，庞特·兰布罗的球场曾经被意大利国家队用来当做训练场地。

　　就在这片足球场，父亲跟我讲述柏林奥运会意大利足球队的英姿，以及国际米兰俱乐部的历史，后来他带我去看国米的训练，在周末我们俩坐火车去梅阿查看俱乐部的比赛，后来慢慢地又改坐电车，当时“毒药”洛伦齐还在踢球，算是我最先了解的球星。

　　在1970年代，足球是一项能把所有人拉在一个小房间里，让大家欢聚一堂的活动。那个时候我们冒出个想法，组织一个俱乐部面向整个庞特·兰布罗的居民，我们选择了橙色和蓝色作为主色调，这是荷兰的颜色，那段时间荷兰一直赢球，我们都喜欢他们的比赛风格。不过我们不光只想组建一个足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应该是多元的，各种运动项目都得有，包括网球，单车和田径。

　　一开始不容易，家乡的体育场在战争时期曾经被用来安置难民，观众席都被拆除了，一部分用来烤火给难民群暖，在我们准备组建俱乐部的时候，在体育场的更衣室里面甚至还居住着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我们首先要帮这些人找到住的地方，好让他们搬离体育场。接下来就是在体育场里给俱乐部配备运动器械。庞特·兰布里俱乐部就那么起步了，在低级联赛我们拿过四个冠军，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我担任过各种角色，伦巴第议会的议员，业余联盟的主席……但是跟家乡俱乐部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朋友]

　　像皮埃尔·路易吉那样的好友不常有，我们俩经常呆在一块，他原本是庞特·兰布罗的市长，后来他把市长的位子托付给了我。我们两个人的发展路线本该相差无几，就好像我们总是在一起活动，然而他在5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我们一起周游过欧洲，还包括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连结婚旅行都是一起去的。我们的第一次远行发生在19岁，我跟父亲说：“如果你最近挣到了一些钱，那就把它们都给我，我需要用到，之后我该还多少就会还多少。”我们俩周游欧洲时喜欢开车，一开始开着一辆小蓝旗亚，最后一次开了一辆雪铁龙。

　　我们喜欢住帐篷，简单露营，最开始去马德里时，我们就不住宾馆，直接搭了个帐篷，那个夏天的旅程我们一路露营，最后去到了直布罗陀，每天只吃一餐，主要的开销就是给我们的汽车加油。从出发一路算起，我们一共在油钱上花费了四万五千里拉，而我跟父亲借了五万里拉，因此回到家中，我还能还给家里五千。

　　我跟皮埃尔·路易吉的友谊关系就像双生子，这基于我们俩对于彼此都足够尊重，也平等对待。在足球世界里，卢西亚诺·尼佐拉是我的朋友，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在如同绞肉机一般残酷的罗马足坛占得一席之地，在足球圈里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很不容易，因为朋友，往往就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