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侠徐克

　　采访的前一天，徐克刚从威尼斯返京，脸上稍带疲惫。和老友吴宇森、杜琪峰一样，这位华人名导也嗜好雪茄。拍照时，徐克坐在窗台上吞云吐雾，像极了蜀山上的剑侠。谈及这一爱好，徐克说：“以前经常要熬夜，抽一般香烟根本顶不住。”

　　作为老一辈华人导演中的顶级人物之一，徐克的职业生涯起起落落。他习惯剑走偏锋， 江湖人称“徐老怪”，但其作品往往又能兼顾主流市场与普通观众的口味。采访中，徐克异常平和，没有激烈的言辞和动作，更多是娓娓道来： 武侠梦的缘起、电影工作室、香港电影的曾经，当然还有马上要上映的新片《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

　　不一样的《狄仁杰》

　　把魔幻风格与真实的中国历史相结合；同时，借助现代电影技术在银幕上重现大唐盛世时的洛阳城

　　《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 》是徐克继2005年的《七剑》后，时隔五年再次涉足使他名扬四海的古装武侠类型。

　　徐克拍电影总是源于某个特别兴趣点，“我觉得每个导演都是这样。”例如他之前执导的两部小制作《深海寻人》和《女人不坏》，“其中都有我很感兴趣的点：一个是潜水，一个是数字高清”。在《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徐克也在尝试新东西：把魔幻风格与真实的中国历史相结合；同时，借助现代电影技术在银幕上重现大唐盛世时的洛阳城。

　　徐克电影一向具有颇高的技术含量，他也是中国老一辈电影人中少有的对特效研究颇深的导演。

　　徐克对于特效的兴趣从其第一部电影《蝶变》就开始了，此后的《新蜀山剑侠》更是第一次引进好莱坞的特效团队，而《小倩》是香港第一部引入三维技术的动画电影，《老夫子》则是第一部真人加三维动画的电影……这次的《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 》技术含量也很高，片中特效镜头的数量超过800个，“如果单说特效镜头数，《蜀山》要多一些，但那个的背景是全虚幻的，而这次《狄仁杰》的世界里还必须要有真实的成分。”因此技术方面的难度更大，“之前我拜访了很多国内的特效公司， 但觉得规模都不足以支持这么大的项目，最后还是找了一家韩国公司来做。”

　　在特效方面，鼎盛时期的香港电影曾经一度保持国际水准，“尤其是在模型特效时代”，但在电脑CG时代，华语电影则整体落伍。对此，徐克很无奈，“电影工作室以前有自己的特效团队，但现在没了，因为维持一个团队需要很多条件。首先需要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才能追上电脑软件、器材等方面的国际发展趋势，如果不是做工业服务的话，很难维持。”此外，在特效领域，徐克认为目前最大的差距还在于人才，以《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 》为例，“不是说国内完全不能做。其实技术都是一样的，无非是电脑动画，但做的人很重要。”在他看来，内地电影目前发展太快，因此“需要的专业人才总是没有时间培养”。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入围了今年威尼斯电影节的正式竞赛单元，作为武侠片，这很难得。作为公认的武侠电影一代宗匠，徐克对武侠文化的兴趣少已有之，“武侠文化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大启发，最开始是小说，因为那时电影的技术还很简陋，远不如小说精彩。”在成为导演后，徐克受到很多前辈影人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电影是黑泽明的《用心棒》，“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一个日本导演的电影也可以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加以欣赏。”这也成了徐克一直努力的方向：“用电影表达我们的文化，和世界各地的观众分享。”

　　闯入江湖

　　连拍了三部“很暴力很愤怒”的电影

　　徐克的电影向来自成一派：充满了对武侠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同时影片中有很多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两种审美趋向看似矛盾，但在徐克身上并行不悖。这也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1951年出生于越南西贡，十多岁到香港念中学，之后又留学美国。留美期间，徐克做过电影、为电视台做过纪录片，在纽约办过报纸，还搞过剧社……

　　正是因为少年时即留学海外，徐克对自己“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格外敏感：“其实很自然，你是一个华人，很小就去了外国，自然会更明确地感觉到自己的根在中国，自己的追求、喜好都和外国的东西很不同。”中国文化“是先人留给我们用之不尽的财产，应该好好珍惜。”他表示，跨越两种文化的成长经历对他的成长大有裨益，“可以从两边选择有意思的事情去做。”

　　1977年， 26岁的徐克大学毕业后返回香港，第一家供职的公司为香港无线，“刚毕业，有份工作就不错了，那时还没有能力和条件拍电影，自己的经验也很有限。”至于在电视台具体做什么，徐克很无所谓，“哪里缺人就去哪里呗”。他原以为自己会被分到新闻部做记者或摄影，“因为我在美国一直有拍纪录片”，但面试时，“负责人问我最终想做什么，我回答说想做导演，于是被分到了戏剧部。”9个月后无线人事大变动，徐克和几个同事一起跳槽到佳视，随后拍出了《金刀情侠》——他与武侠的首次结缘，这部尝试用现代手法包装的武侠剧大获成功。

　　上世纪70年代末，香港电影正酝酿着一场大变革，一方面电影市场需求旺盛，另一方面，老牌巨头邵氏、嘉禾几乎垄断了现有全部大导演，因此很投资人把目光放在了新人身上。凭《金刀情侠》广受瞩目的徐克很快就得到了机会。1979年，在前辈吴思远的提携下，徐克推出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蝶变》，这部他自己称为“未来主义武侠片”的电影最终成为“香港新浪潮”运动的重要代表作。“香港新浪潮”一度风起云涌，得到机会的新人远不止徐克一个，“那时一下子有很多导演出来。”

　　现今回想起那段日子，徐克觉得自己当时还是缺乏经验，而且有些头脑发热，“直到两年后我们才平静下来，开始总结。”此时，由于市场反应不佳，“新浪潮”渐趋平淡。《 蝶变 》虽然评论上佳，但票房不算出色。不过赏识徐克的吴思远依然支持他拍片，于是他随后连续拍出了《地狱无门》和《第一类危险》。今日重看这两部电影，仍会惊讶于其暴戾的尺度，可谓开华语cult电影先河之作。但当时，两片均以惨败票房收场。

　　前三部影片在市场上全军覆没，徐克的职业生涯也走到了十字路口。随后，他加盟新艺城，执导了风格大变的喜剧片《鬼马智多星》。该片之所以成行，“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新艺城各位主将的喜剧经验很丰富”，另一方面，连拍了三部“很暴力很愤怒”的电影，徐克也有意尝试更轻松更主流的类型。“我一直很喜欢漫画，也一直想用漫画去设计我的风格。”在《鬼马智多星》里，他尝试用漫画的视角去拍摄，“放了一些比较顽皮的东西进去，想看看观众的反应。”这部日后被称为“流线型喜剧”的电影在当时创造了卖座纪录，并为徐克带来了金马奖最佳导演的荣誉。

　　在早期的徐克作品中，总能看到某种鲜明的探索性。《鬼马智多星》大卖后，他又开拍了以特效为主要卖点的大制作《新蜀山剑侠》——当时好莱坞都尚未形成特效大片概念。徐克说当时是受了《星球大战》的影响，加之拍《蝶变》时他就对特效产生了很强的好奇心，于是在得到嘉禾的鼎力支持后，徐克前往日本和美国取经，把《星球大战》的特效团队请到香港来指导拍片，“当时的技术主要还是体现在胶片的光学处理和模型拍摄方面。”这部耗资超过3000万港币的《新蜀山剑侠》虽然最终票房未能达到预期，但这次香港电影和好莱坞团队的合作，对香港电影产生了长远影响，这也为后来徐克电影在技术方面的提升打下了基础。

　　电影工作室

　　“本是偶然为之，但当影片杀青后，发现手上还有《刀马旦》《英雄本色》《倩女幽魂》等项目要做。”于是电影工作室就一路做了下来。

　　1984年，徐克发起成立了电影工作室。这个以品牌创作人为核心的内容制作单位很类似斯皮尔伯格等人在10年之后发起的梦工厂。徐克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拍完《最佳拍档之女王密令》后，想停拍几年电影，因为之前拍了太多，觉得需要一个自我过滤的过程，所以就停了工作去旅行。旅途中听了一个故事，觉得很好玩，回来写了个剧本，觉得可以尝试自己操盘做个低成本的戏。”巧的是，当时有投资者给了徐克一笔钱，于是他为拍这个电影先做了一家公司， 这部电影就是《上海之夜》。之所以选择“电影工作室”这个名称，是因为徐克之前曾在某电影中心教课，课程的名字就叫“电影工作室”。“本是偶然为之，但当影片杀青后，发现手上还有《刀马旦》《英雄本色》《倩女幽魂》等项目要做。”于是电影工作室就一路做了下来。

　　入行三十多年，徐克执导了约四十余部电影，担任监制的电影则更多，其中很多都是在“电影工作室”期间推出。虽然在《倩女幽魂》《新龙门客栈》《黑侠》等片中并未挂名导演，但片中不难发现浓厚的徐氏风格，以至于这些名作也被很多观众归于徐克作品序列。这一点，有人激赏，亦不乏诟病。

　　谈到自己的监制经历，徐克承认在不同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很大差异：“其实还是看导演的区别，比如吴宇森就很独立，但有些导演会很希望我们在参与拍摄，所以往往就会有一个分工。”在《倩女幽魂》中，徐克负责特效和一部分文戏；《新龙门客栈》中他拍摄的部分更多——“演员档期太紧，必须尽快拍完，另外当时拍摄地点又分别在敦煌和香港，所以就有了李惠民主要负责敦煌的外景，而片中龙门客栈里面的戏都是我在香港拍这样的分工。”最终怎么署名？徐克说主要还是看剧本最初创意和发展是谁做的。“比如《倩女幽魂》的创意主要是程小东，《新龙门客栈》我也只是帮忙。”所以，最终他均未署名“导演”。

　　香港电影的这种合作分工，主要跟当地的制作环境有关，“比如，我们当时最头痛的问题是演员的档期，明星给你一个时间段，你拍不完的话，这个戏就完了。”在这一客观条件下，“分组拍摄就成了普遍情况。”

　　香港电影制作素以“小快灵”著称，徐克拍片之快在业内更是出名。他说自己拍得最快的一部片子是1994年的《粱祝》，“从有想法到剧本完成，前期策划用了一个月，拍摄用了20天。”不过这种灵活分工的制作模式也带来了各专业之间的分工不够明确，香港电影后来的陷落与此不无关系，“很多问题都被一时的市场繁荣所掩盖。”

　　内地市场的机会和问题

　　必须要趁市场扩大带来的机会推进产业纵深方向的发展，即强化专业分工

　　徐克和内地的渊源由来已久。早在1988年，他就作为策划来内地制作了电影《秦俑》。1993年，徐克与老搭档吴思远合作的《黄飞鸿3之狮王争霸》是内地第一部从卖拷贝转为票房分账的电影，随后的《新龙门客栈》则创造了分账时期港片卖座的巅峰。 不过，徐克当时对内地的电影市场完全没概念，“我经常问别人我的电影在内地有没有放过？”那时徐克对内地电影最深刻的印象来自第五代，“尤其是《黄土地》《红高粱》，风格感很强，而且人文气息很重。”就制作环境而言，当时的内地无疑还无法与香港相提并论，“那时我们的体系不太一样，工作上脱节的地方很多，运作起来比较吃力。”

　　到上世纪末，香港电影开始进入一段下行通道，徐克也一样，继1995年又推出一部剑走偏锋的《刀》后，他赴美拍摄的两部西片均不成功。于是进入新世纪后，徐克再度返港。 虽然他2000年灵光闪现的动作片 《顺流逆流》意外赢得西方评论界的赞誉——该片被法国《电影手册》列入当年全球年度十佳，但次年他集结实力拍摄的特效巨制《蜀山》最终却因为故事、角色过于空洞而导致票房惨败，随后他的电影创作再度陷入低谷。

　　与此同时，内地电影开始迅猛发展。于是在2004年，徐克再次来到内地，拍摄了《七剑》。影片明显受到黑泽明《七武士》的影响。严格说来，这部重走实打路线的武侠片算不得成功。他随后的两部电影规模较小，充满了试探意图，少了很多个人的东西。“市场环境要求电影制作有一定的复杂性，所以不可能做得像以前那么快了。”

　　徐克说未来仍然会继续探索新的类型空间与可能，“现在我们的视野放得更大了，也遇到了很多有趣的新题目。”

　　在徐克看来，内地电影的未来是电影大工业，这“是必然趋势”。但他也认为体系与人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好的体系对专业人才有要求，但现在的问题是各类人才还不够。一方面电影工业发展很快，一个专业人才得做很多工作，自然没有时间去沉淀；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时间和经验去培养新人，新老人才之间的青黄不接越发严重，“这两年内地电影市场发展非常快，人才就又显得不足了。”

　　目前内地电影工业的一些问题和之前的香港很类似，香港电影的前车之鉴值得当前的华语电影警惕。“市场发展太快，导致专业领域没有时间深入、纵向发展，这就造成现有人才的工作越来越多、酬劳越来越高，电影整体制作成本上涨，但出来的东西品质其实没有得到提升，反而可能打了折扣。”这一产业自身的问题得正视。

　　持创作人立场的徐克也坚持认为不是所有的工业化特征对于华语电影的长远发展都有积极作用，他认为有两种趋势很危险：迷信所谓的市场调查和观众调查，因为“这永远是根据过去的观点来判断现在，等于抹杀了还未发生的一切可能”；大企业studio化带来的对创作的行政干预，“结果等于是几个高层在决定做什么电影”。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也出现过这种局面，“因为当时很多投资都流走了，资方市场供不应求，结果就变成老板决定一切，但这些人恰恰是最没有创意的，最终自然是题材跟风泛滥。”徐克认为，必须要趁市场扩大带来的机会推进产业纵深方向的发展，即强化专业分工，“比如制作公司就应该把创意和行政、发行等环节分开，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