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台上的演奏，那激荡的天籁之音

　　2016年元月25日，从深圳第二人民医院脑科中心的手术室里，传出清脆的吉他弹奏曲——《爱的罗曼史》。弹吉他的是一位“局灶性肌张力障碍”患者，曾经的吉他音乐家。

　　多年前，他因右手指出现僵硬，无法正常弹奏，不得不放弃心爱的吉他，当了10多年的警察。如今他躺在手术台上弹着吉他，医生们紧张地为他进行“脑深部电刺激术”……

　　手指僵硬，吉他音乐家愤然辞职

　　2016年元月3日晚，李丰接到女儿的朋友从深圳打来的电话，说深圳第二人民医院能治好他的病，叫他到该医院去找一位名叫蔡晓东的医生，并将蔡医生的手机号告诉了他。几天后，李丰向学校领导请假，有同事听说他又要治病，就说：“别折腾了，20多年来大大小小的医院看了不少，有哪家见效过？”李丰执着地说：“人家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打听到的，我去试试，就是治不好，就当故地重游吧！”元月8日，李丰特意从沈阳赶到深圳。

　　1959年，李丰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父亲是中学音乐老师，受父亲的影响，他13岁学弹吉他，20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音乐教育家陈志教授，专修古典吉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某大学担任古典吉他教师，1988年9月，女儿李琛的出生，更为他增添了乐趣和责任。为了给女儿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李丰刻苦钻研古典吉他，每天清晨和晚上都要弹奏一个多小时。

　　经过十几年的钻研和磨练，李丰在音乐界崭露头角，经常被中央乐团和省级音乐团体邀请弹奏吉他，并成长为我国建国后第二代吉他音乐家。1993年5月初，李丰连续参加几场音乐演出后回家，吃过晚饭后，他照例拿起吉他弹奏，弹着弹着，他突然感到右手中指不听使唤，便中止弹奏，他以为是疲劳弹奏的缘故，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可是，休息了3天再弹奏吉他时，李丰的右手中指虽然有所恢复，但一曲还没弹奏完，又出现僵硬。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在课堂上给同学弹奏吉他竟然十分吃力，有时弹着弹着竟然跑调，让学生们偷笑，这让李丰十分痛苦。李丰来到沈阳中医院，医生检查后认为可能是颈椎骨质增生引起的，便给他开了几个疗程的中药，让他服用试试。一连服用几个疗程后，病情依然没有缓解。

　　李丰又听取医生的建议、针灸几个疗程，仍然没有效果。考虑到中指僵硬并不影响生活，李丰索性就放弃药物治疗，只是坚持做手指操。然而，坚持了三四年，中指不但完全丧失弹奏功能，右手的大拇指、无名指、食指弹奏时都出现程度不同的僵硬。一时间行内外议论纷纷，冷嘲热讽不绝于耳，有人说他的“吉他音乐家”是图有虚名。有人认为他有心理障碍，是平时缺少练习，导致手指僵硬了。

　　李丰感到冤屈，为这事还与同事争执几次，他说：“那些说我缺少练习的人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我每天早晚都要练习一个多小时，邻居们可以作证！”为了尽快为自己正名，1997年和1998年，李丰分别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和上海骨科治疗治疗，均没有明显效果。李丰是一个对自己要求苛刻的人，他觉得不能正常地为学生弹奏吉，愧为人师。1998年底，他干脆向学校交了辞职报告。

　　当时，有位朋友在深圳公安部门工作，李丰决定先到深圳“换换环境”。他给深圳的朋友打电话，将自己的苦恼告诉了朋友。朋友爽快地说：“你过来吧，堂堂的音乐家，还怕在深圳找不到工作吗？”1999年春节过后，李丰豪情万丈地来到深圳。李丰有一副好嗓子，歌唱得好。他的想法是能在深圳当一位音乐老师就行了，不一定要教古典吉他。朋友陪他玩了几天，然后他住在朋友家里，一边与朋友叙旧，一边找工作。

　　有一次，公安部门的朋友与他交谈时，无意中告诉他，深圳公安部门正在招聘警察。当时李丰与几所学校取得了联系，应聘音乐老师，正在等消息。李丰心想，这一等不知是猴年马月，就突然心血来潮地对朋友说：“要不，我去应聘警察试试？”朋友一听就笑了：“你开什么玩笑，音乐家应聘警察？太大材小用了！”李丰认真地说：“大学是座象牙塔，闲得心慌，我就想换种工作，丰富自己的人生！”

　　朋友见他有这种心态，就说：“那你就试试吧，万一不行，就当体验一下面试的滋味！”以前李丰作为音乐家，替用人单位面试过许多学生，如今自己接受别人的面试，李丰觉得够刺激的。他写了一份求职报告交给应聘单位。在求职报告里，他隐瞒了“音乐家”这个身分，只是在“专长”一栏里填上了“音乐”。没想到就是这项专长，让他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心底有梦，音乐家改行当警察

　　当时深圳公安部门正需要招一名宣传警察，见李丰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才生，又当过大学音乐老师，身材高大，会弹吉他就对他产生了兴趣，面试时，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不在大学里当老师，李丰就说大学里太安静了，就想换种活法。工作人员让他用吉他弹一曲，李丰便给他们弹奏了一曲《爱的罗曼史》。虽然的他手指有些僵硬，但工作人员听来还是很好的。

　　音乐家李丰就这样戏剧性地被深圳公安部门录取，当了一名警察。1999年3月，李丰带着女儿李琛来到深圳，在罗湖区租了一套一室一厅住房，当起了一名警察。虽然是以宣传警察的身份应聘到公安部门，但工作中李丰常常要执行维护治安的任务，每次案发，李丰都自动和别的警察一样冲锋在前。深圳的工作节奏非常快，李丰在百忙中还要接送女儿，照顾女儿的生活和学习，非常忙，看到父亲辛苦，女儿骄傲地叫父亲“警察叔叔”。

　　虽然离开了教师岗位，但李丰却没有离开音乐，每天早晚，他仍然要用僵硬的手指弹奏吉他一个小时。他把自己的音乐梦渐渐寄托在女儿身上，只要有时间，每天晚上都要辅导女儿学音乐，学弹吉他。周末还送女儿上了音乐培训班。受父亲的影响，李琛不但学习成绩优秀，从小就显示出较好的音乐天赋，他10岁就会弹吉他，13岁会弹钢琴，15岁会演奏吉他、钢琴、二胡等五种器乐，这让李丰倍感欣慰。

　　2000年11月中旬，李丰接到妹妹的电话，说母亲患中风不小心摔了一跤，正在住院治疗。李丰当时正在和同事在外办案，脱不开身，只是叮嘱妹妹帮忙好好照顾母亲。李丰在警察岗位上兢兢业业，多次立功受奖，每次公安部门举行文艺活动，李丰都被同事们要求表演节目，李丰就用他有些僵硬的手指弹奏吉他，没有人知道，这位弹吉他的警察曾经是一位音乐家。

　　当李丰成长为一名优秀警察的时候，2006年9月，在父亲的培育下，李琛也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某学院。当女儿在大学里快乐学习的时候，李丰却出事了。2010年4月5日，李丰在抓捕一名歹徒时，不幸被歹徒刺中胸脯，身受重伤。接到电话，李琛立即赶到深圳。见父亲躺在急救室里，她悲从中来拉住父亲说：“爸，你一定要挺住啊，我还想听你弹吉他呢！”

　　握住女儿的手，李丰忽然发现女儿长大了，自己真的老了，埋在心中的音乐梦突然复苏了。他忽然觉得当年离开沈阳是一个错误。他又四处求医，渴望能治好自己的手指。2013年9月，李琛以优异成绩考取吉林某学院的研究生，攻读电子合成音乐专业。李丰决定与女儿一起重拾音乐梦。怀着对音乐的追求，向来不屑求人的他向沈阳某所大学领导写了一封信。

　　鉴于李丰在古典吉他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对古典音乐的执着追求，学校同意他回去任教。2014年元月，55岁的李丰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回到沈阳重新走上了讲台。每个周末，父女俩在沈阳和长春两地相聚，一起切磋音乐、买菜做饭、一起弹奏吉他。渐渐地，李琛发现，尽管父亲手指僵硬，但经过十多年来锲而不舍的弹奏，已经熟练多了，一般人根本听不出他的手指会有病。

　　这让李琛大受鼓舞，她也开始为父亲求医问药。有一次，李琛在上网时无意中看到，深圳第二人民医院脑科中心有办法治疗同类病的信息。她马上打电话给在深圳工作的同学，委托她到医院去详细咨询下。同学咨询后得知该医院确实能治疗李丰的病，便打电话告诉李琛，于是便出现文章一头的一幕。在深圳第二人民医院脑科中心，李丰找到了蔡晓东医生，蔡医生通过检查发现，李丰患上了医学史上罕见的“局灶性肌张力障碍症”。

　　边做脑手术边弹吉他，那激荡的天籁之音

　　蔡医生告诉李丰，要想恢复手指的弹奏能力，需要进行“脑深部电刺激术”，由于“局灶性肌张力障碍”往往出现在演奏家身上，也被业内人士称为“音乐家手”。该病的症状就是在重复一项平时极为熟练的动作时，肌肉僵硬，无法完成动作，手术时，医生会对他采取局部麻醉，在脑部开一个一厘米的小孔，然后将医用“脑起搏器”植入脑内，用“脑起搏器”的轻微电刺激改善病灶处的脑部功能。

　　见李丰还有顾虑，蔡医生告诉他，整个手术是在他清醒状态下进行的，而且手术时，还需要他配合弹奏吉他。“要我脑手术弹吉他，这也太离谱了吧？”李丰认为是天方夜谭，他将医生的意见打电话告诉女儿。李琛经过与蔡晓东医生通话了解到，虽然这种手术在国内没有过，但2007年日本东京日本大学医学院，就曾报道了5例脑部电刺激术治疗书写痉挛的病例……李琛还了解到，“脑深部电刺激术”是最安全的手术方式，患者手术后，绝大多数可以获得重生，即使手术失败也不会带来副作用。特别令她欣喜的是，蔡晓东医生曾经在日本学习过，成功地完成过这种手术。便鼓励父亲说：“这不过是一个小手术，我想听你为我弹奏更完美的吉他呢！”随后，李琛特意从沈阳赶到深圳，陪父亲完成手术。在女儿的鼓励下，李丰终于接受医生的建议。

　　蔡晓东医生决定自己完成这例手术，他仔细研究了世界上此前做过的病例，准备好了一份万全的手术方案。2016年元月25日手术如期进行。早晨6时，蔡晓东和他的团队为李丰戴好头架，进行脑部扫描。接着又在电脑上进行了模拟手术，模拟手术成功后，9时许为李丰实际手术操作。

　　医护人员首先给李丰脑部进行局部麻醉，在左脑丘脑片区钻了一个一厘米的小孔。医生顺利地找到了引起“音乐家手”的脑部环路紊乱区域，找到患者VIM核团，然后将微“脑起搏器”电信号记录针放入。这时，医生告诉李丰，他需要弹奏吉他，通过吉他的弹奏，记录针会记录下弹奏时，脑部发出的信号。弹奏动作与脑部信号相匹配时，医生需要通过“脑起搏器”放电，在脑部不同深度进行刺激，查看李丰弹奏时的手部反应。

　　“脑起搏器”是靠电池启动的，10时30分，医生将微电池植入到李丰肩胛处的皮肤下面，“脑起搏器”开始放电，李丰在医生的示意下，弹奏起了他烂熟于心的《爱的罗曼史》，他在心里对女儿说：“女儿，我把这首曲子献给你了，但愿这次能成功！”弹着弹着，李丰渐渐感觉到右手指放松了，不再僵硬，就像久旱的土地经过一场春雨的浇灌，一下子滋润柔和起来。

　　清脆而又美妙的音乐在手术室里回荡，渐渐地越传越远。手术室外，李琛倾听这熟悉的音乐，不禁热泪盈眶。走廊里护士和病人、及病人家属都禁不住驻足倾听从手术里传来的天籁般的声音。“爸，我听见了，这是你弹奏的曲子吗？太动听了……”李琛喃喃地说，不禁热泪长流，20多年前的那个吉他音乐家父亲又回来了！

　　李丰弹奏完《爱的罗曼史》后，医生问：“你感觉怎么样？”躺在手术台上的他兴奋地活动着手指说：“太神奇了，已经能完成‘轮指’动作了，至少恢复了80%吧！”他对医生说：“快告诉我女儿，就说我的右手指能弹奏《爱的罗曼史》了！”手术一共进行了3个小时，手术完成后，护士将在手术室拍到的现场照片，发到了李丰的和李琛的手机上。这神奇的一幕，将永远珍藏于父女俩的记忆里。

　　李丰手术后恢复良好，2月12日，李丰手术切口完全愈合后出院。蔡医生告诉父女俩，出院后李丰只要练习一两个月，右手指的弹奏功能将会完全恢复，他将很快找回巅峰期的艺术状态。3月2日，手术后的李丰再次登上讲台，他给学生们弹奏了一曲《爱的罗曼史》宣告他的回归，并以此表达自己对学生的爱……

　　相关链接：国内近7000人植入脑起搏器

　　脑深部电刺激术这种治疗方法，从出现至今仅20年左右的时间。截至目前，全世界已有超过20000人接受了脑起搏器治疗，目前国内已有近7000人植入脑起搏器。虽然国内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大脑深部长期慢性电刺激可以延缓帕金森的病情进展，但学术界在这方面尚未达成普遍共识，所以病人不能期望脑起搏器(DBS)可以治愈帕金森病。

　　手术方案是将医用电极(俗称“脑起搏器”)植入患者脑内，用医用电极的轻微电刺激改善患者病灶处的脑部功能。电极需要依靠电池驱动，而电池是植入患者肩胛处的皮肤下面。10年后可以更换电池，到时只需要局部麻醉，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更换手术。

　　文/江剑　　命定的事

　　总以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命定的事。

　　争吵是命定的事。妥协、相安和扶生，也都是命定的事。哈金的名作《等待》的开篇是：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他们的结婚证。

　　这开篇的一段，让几乎所有的美国读者，都感到愕然与惊颤，其不可思议的境况，如同和睦家庭的堂屋里，会定时刮起田野的龙卷风。读者几乎人人以为，这是天下小说最好的开头，犹若他们在烦闷的夏天准备远行时，一出门就遇上了神秘凉爽的客车。而在中国的一边，人们对到这样一个段落，并不会有美国人的意外和愕然。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是我们说的，命定的事。

　　哈金的了得，正是他深深地谙明着作家该怎样向生活与人的命运最深沉地鞠躬。而于我言，在十几年前读到这个开篇的段落时，独自在屋里没有骇人的颤感，也没有不以为然的凡庸，只是不知为何会放下书来，独自在屋里久久地沉默和呆怔。独自望着窗外的大千世界，仿佛被哈金的灸针，缓缓捻捻地刺中了某个被人忽略的命穴。有一种为《等待》中的孔林和淑玉夫妻盈泪的慢痛，在心里潺潺地浸流，不止不息，纠纠绕绕，并对那忽然到来的沉默，甘愿沉溺其中，又想要浮游上来，正如一个人钻进水里憋气时，那永恒一瞬的犹豫和坚持。

　　我和妻子在上世纪的1984年结婚。结婚时26岁。因为从小渴望对土地的逃离，乃至于想要在城里成家立业，会成为一代、几代人的梦想，一如《红与黑》中于连的渴望和奋斗。对于“吃商品粮”和“市民户口”的理解，是如行乞者想象天堂的模样。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是写作之初想要达到的目的。乃至自己发了一些作品，成了一名军官之后，以为有了找个城里对象的本钱时，却在短短的两年里，被五六个城里姑娘嗤之以鼻后断然拒绝，甚至连“婉拒”那样的安慰都没有得到。于是，一种自作的绝望，化为于连式沉默的苦痛，日日都在我青春的饭里蒸煮和煎熬。没有对城市和城里人的仇恨与愤懑，反而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向往。也就这个时候，1983年的岁末，我的妻子以对象的名义，被朋友介绍到了我的眼前。她不仅是个城里人（开封人），而且比我以前所有相亲的姑娘，都更为漂亮和娴静，也更为犹豫、默认我们间的往来和可能。这中间，是犹豫大于默认，还是默认大于犹豫，我一生都没有弄明白。只怕她的一生，也都没有去回忆分辨过往的事情。总之，我们都在犹豫和默认之中。在她，我不知她犹豫什么和默认我的什么；而在我，犹豫是因为她的父母——我的岳父母，明确地提出一个条件：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待我从部队转业之后，一定要留在他们开封，而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到洛阳或我山区的老家。

　　然而，我虽然自幼想要逃往城市，但真正渴望落根的地方，却是十几岁都已赌选的豫西洛阳——那个离我老家六十公里的古都老城，而不是“背井离乡”的遥远的豫东开封。就这么，犹豫着，默认着。默认着，也犹豫着。彼此迟疑在人生的路上，如一股有来向、无去向的风，盘旋在人生鬼打墙的路口。也就这个时候，1984年的又一天里，我哥哥突然朝我所在的河南商丘的军营，打去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几天前父亲再次病重，把哥哥叫回到他的床前，对哥哥说，他预感着多年不愈的哮喘，会让他难度这年冬天的冷寒；说他一生辛劳努力，四个子女中有三个都已成家，只有老小连科，还未结婚。

　　他说，他倘是能看着连科结婚，就是冬天果真离去，心里也会踏实许多。

　　哥哥在电话的那头，我在电话的这头，相距几百公里。说完后彼此在电话中沉默不语。而我，却是能听到哥哥在那头伤悲而无奈的喘息。大约，哥哥在豫西嵩县邮电局的某间电话房里，也是可以听到他的弟弟在遥远豫东的营房中沉默的无奈。于是，待沉默久了，到沉默将要炸开的时候，哥哥缓解着说了一句：

　　“看看吧，去和人家商量一下，有可能了就结婚——为了父亲，而且你的年龄，也那么大了。”

　　然后，哥哥放下了电话。

　　我在这头，河南商丘的33636部队的一间办公室里，听到哥哥放扣电话的声音，像一个农人无力地把他耕用一天的锄头，顿放在了收工回家的田野。看着我握在手里耳机音口上挂着的我的哈气的汗粒，看着夏天窗外营院的落叶，当我放下电话从那间机关办公房里走出来时，感到有一种宿命的压力，一种来自命运安排的力量，正朝我围将过来，觉得自己不迎将上去，定会铸成终生的大错。那时，军营里有了下班的号声，去食堂集合吃饭的哨音，正连续地吹响在我的头顶。

　　而我，没有去集合吃饭。

　　没有去宿舍取什么和准备什么，只是抬头看了看浩瀚的天空，看看被红砖围墙堵着的豫东平原，取出口袋牛皮纸叠的一个钱包，点数了里边的钱数，就转身朝营房外面去了。

　　朝火车站的方向去了。

　　我要结婚。

　　我要去开封古都，对我那在默认和犹豫间的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我年内必须结婚！这是命运的安排，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情。甚至我想说，现在结婚，我们就是人世间和他人一样的一对夫妻，如果你不应不结，我们就将各奔东西，只是路人在途中的一次相遇。

　　那时，我没有想到啥儿自私，没有想到我的决断，是否对她有一种威胁，只是怀着命运的使命，果决地朝那个老旧的商丘火车站急急地奔着。从军营里出来，也就赶上了公共汽车；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也就赶上了一点多的火车。

　　从商丘到开封，那时火车的行驶时间，是将近四个小时。火车自然是现在极其少见的绿皮火车，车座是被人坐得油光结实的木条凳。我是站票，就在那火车上站了几个小时。记不得火车驶过河南东部旷野沙地时我想了什么，也记不得经过因为有着焦裕禄在那儿的出现而著名的兰考县馒头般的沙丘地带时，对饥饿、贫穷和逃离与奋斗的感受。虽然那时我已读过许多的名著，对《红与黑》中于连印象的深刻，如同在农村老家割麦时，镰刀留在身心上的疤痕。但还是觉得，于连的命运，远远地好于自己。而自己，也永远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成功过的于连。因为，那个遥不可及的巴黎，简直是我永生无法抵达的圣地；那里的繁华与贵族人的生活，也是我们无法想象和触摸的高高挂在天空中的金丝绒的窗帘。而我，和我一样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奔往城市的一代一代的人们，只是想要逃离土地，想要自己有个城市的户口，和一间城里的房屋。而在内心的深处，并不去渴望那种巴黎式的生活。所以，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血液中，原来是有着于连的脉动，有着于连对人生与命运的谙解。也就那么到了开封。到了在落日中安静在熙攘间的被《水浒传》描写过的宋都大相国寺边的胡同口，依时依点的，等着对象的下班，等着她骑车回来时我的摊牌和请求。

　　那条胡同我至今记忆犹新。它如同我命运中总在跳动的一根神经，狭窄，曲长，地上是不知何年何月铺就碎裂的砖地。胡同两侧老平房的院墙屋壁，全都砖粉泥落，涂着的白灰，显出岁月的灰黑。斜立在墙边的几根水泥电线杆上，东来西去的电线，把胡同的上空，切割为一块一块的蓝色，很像春天飘浮在头顶上的田野。我就在那儿等她。也就如期地等到了她的到来，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从车水马龙的鼓楼大街，拐进了这条宁静沉闷的胡同。

　　看见我时，她在车上怔了一下。

　　刹车。下来。说了两句很平常的问话：

　　“你又出差？”

　　“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没？”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话。我按我早已想好的计划，就在那胡同的口上，离她两步远近，说了我父亲的病情。说了我想结婚。说了为了父亲我必须结婚的想法和安排。那时她就站在我的对面，我们中间隔着她那辆可行可止的自行车，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惊讶、不安、愉快或者不愉快。她在开封的电瓶车厂上班，是那厂里的车工。身上制服式样的工装，那种灰蓝的颜色，是可以和黄昏、蓝天融在一起、混为一谈而不分彼此的大同。就那么站了一会。就那么闷着想了一会，她对我自然而得体地说道：

　　“我得回去跟我爸妈商量商量。”

　　也就走了。

　　推着自行车离开我时，脚步很慢，一直那么推着，再也没有骑上。我在后边盯着她高挑的后影，待她走出十几步时，又追着大声唤道：“我就在这儿等你回话啊！”我不知道那大声的唤叫，是不是一种逼婚。但我知道，我的唤声给她传递了非此即彼、不合便分的清晰的信息。她听到了我的唤话，扭头看了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说啥，就又那么慢慢走了。像走在一段钢丝的绳上，一样缓慢，一样谨小，一样地在平衡思量着她的一生。

　　那天的中饭和晚饭，我是合在一起在那叫吹鼓台街的胡同口吃的。是一碗我爱吃的烩面。从买票、排队，到端上一海碗烩面坐在路边的窗口，大约用了三十分钟。而就在这三十分钟之后，她从她家走了出来，在那小馆门前找到了我，默站一会涨红着脸说，她爸妈同意我们结婚；并说如果我父亲真的不在了，就把我母亲接到城里一块来住，也好对老人有个照顾。说完，并不等我说句啥儿，她看看左右，就又慢慢地转身走了。好像我在这胡同口“逼婚”的等待，会惹出什么事端一样。再或，是她出来告诉我这个可以结婚的消息，是偷着出来为了安慰我说的假话一样。总之，在那小馆的路边，她慢慢地说了，又急急地走了。可在她走了之后，我再次望着那条胡同，再次望着她的后影时，对她和我人生的感激，忽然觉得如不像《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跪在广场（城市）的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去吻那肮脏（城市）的土地”，我将无法说明我对她的感激和对命运的感谢。

　　她走后，我的泪水莹莹哗哗地流了下来。

　　就那年，1984年的10月，我们结婚了。

　　就那年的冬天，我父亲在我们结婚后不久，到底如他预感的一样，苦痛地离开了我们。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文/阎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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