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父母的昨天
-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 关键字:父母的昨天
- 发布时间:2010-10-26 11:05
说起这大半辈子，高中文化的张彦华突然拽起了文：“是孔夫子说的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轻微鼻音下的山东口音溜冒了出来，好像48岁的他自己也有点不适应文绉绉的感慨。
然后，他像流水账一般说起自己的经历：15岁读高中却整天在农场里种地瓜、割秧子；30岁时企业人浮于事，衰相显嚣；40岁时企业破产，被推向社会。现在50岁了，还在打零工。
“退休养老？等等吧，”他知道在女儿工作的北京，“一平米房子比我当年买一套96平米的单位福利房还高。”
随着独生子女一代走向社会，这一代父母开始步入晚年。与自己多儿多女的父母不同，唯一的子女将承担他们的赡养重任。
张彦华心里像明镜一样：因为很多原因，孩子还养不起父母。他能做的，就是趁还有力气给自己多挣点养老钱，弥补自己一直亏空的“养老账户”。
6万元的晚年
张彦华有时会突然产生“要是早生几年就好了”的想法。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前，凭着手上的茧子就有可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可当他1979年从高中毕业时，已没有了“推荐”一说。他复习了半年最后还是放弃，因为底子实在太薄：大把青春都已经挥洒在农场里。后来，张彦华去了邻村的磷肥厂当操作工，一个月30元，“领了工资全交给父母，其中18块钱要交给生产队算工分。”
1986年这个位于山东省泰安市的普通乡镇企业升格为市属企业，张彦华也被提升为车间主任。他的工资涨到每月62.1元。
此时张彦华和大哥已经分家，三个妇姐也已出嫁。5个人共同赡养父母，同时抚养先天残疾的弟弟和还在读书的小妹。
那时，他每月的工资要分成3份：20元养老人，30元供弟妹，剩下才是生活费，“每顿饭和同学合打一份菜。一毛钱，对半分，再来两个馒头，1毛钱也就够了。”
1989年，作为“对企业做过重大贡献的骨干力量”，他拿到了“农转非”指标。这意味着他每月可以领到27斤细粮和3斤粗粮。
张彦华事业的顶峰出现在1999年：他当了厂长，每月400块工资。“但企业已经救不回来了，要账的人‘轰轰的’，还威胁要去我女儿读书的学校门口堵。”
这样，在他最为年富力强的时候，只干了不到一年厂长就选择了辞职。如今他想起来还有些“不平”：岁数大点的赶上计划经济，不用担心企业效益，还可以多生孩子。
第二年，单位盖福利房，个人交2万元。一直等着单位分房的张彦华“没钱买，领导给做工作，我还有抵触情绪”。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险些酿成大错：要不是跟小姨子借钱，今天连个住的房子都没有。
2004年10月，企业终于破产了。他一次性拿到拖欠工资、集资款、失业金、保险6万元。这时女儿正读大学2年级，家里几乎没有别的积蓄。
不惑之年他开始出去“打零工”，6年里辗转了四五家企业。2005年，他开始自己缴纳养老保险。最初是每年1500余元，到现在已经涨到2600多元，距离国家法定的60岁退休年龄还差12年。
今年7月，他的独女研究生毕业开始在北京工作。他笑称，“挣钱”仍是自己未来“十年规划”的主要目标。他和大哥还商量，让年逾80的老父母搬上楼房，两家均摊2.5万元。
而处于市区黄金地段的房子要用来抵押或转手，为女儿在北京买房“赞助”部分首付款。
张彦华的故事不仅代表1962年，“向上10年，向下10年，在厂子里干过的人，一般的恐怕都是这个样子。”
60岁开始为自己挣钱
李大鹏比张彦华大13岁。他是“老三届”，下乡回到哈尔滨到一家工厂的子弟校上班。1978年，李大鹏结婚。第二年他有了一个儿子。那是当地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年，很多家里抓紧要了第二个孩子。李大鹏并不遗憾：生活本来就有点艰难，多要孩子生活更苦了。
那会儿，他和妻子一个月拿不到40元。一直到80年代末，他们家才从平房搬到厂里新盖的小区。7层楼房没电梯，他们家住6楼。他岳父第一次去新房，爬了好一会儿。
夫妻两家各有4个兄弟姐妹，虽然都没有发大财的，但一直到90年代末也没有谁下岗，“我妈家那边邻居说起来，都说我们家命好。”
不过两家的老太太都是家庭妇女，老爷子在90年代后期先后过世，“生活费都是兄弟姐妹几个平摊，最早是一家100块，现在是250块。我们家负担两边就是每月200块，后来500块。有病再平摊。”
2006年、2007年，两家老太太也去世了。他算了算，前后为两家老人摊了不到4万元医药费。不过，几场大病几乎花光了老人们的积蓄，“那会儿工厂还给去世职工家属报销一些，看病也没现在这么贵。”
后来，两家的小儿子和小姑娘继承了各自家老人的房产，拿出钱分给其他兄弟姐妹。李大鹏从两边各拿了2万多元，“老人也都是公产房，分的时候不好按商品房作价。算起来，就是老人没给我们拖累。”
90年代末期，李大鹏家遇上了最严重的挑战：工厂效益不好，他和当工人的妻子一度每月各自只拿200元生活费。好在学校每月有一两百元补课费。“孩子就在厂里子弟校上学，除书本费全免。”
就是在这紧张的时候，工厂房改。他说，现在想起来就是厂里需要现金周转，但是职工家里也都很困难。最后，他们家拿出了几乎全部积蓄，还从父母那里借了一些：一共不到2万元。这个60多平方米的房子就成了他们家最为主要的财产。2001年，他接了一个补课的活儿，一个月就挣了2000多元，才给妻子买了第一件首饰：一枚金戒指。
好在后来工厂终于挺了过来。这意味着他们夫妻在退休后可以得到一份虽然不多、但非常珍贵的养老金，“我老婆大概有1500多吧。”
儿子第一年高考成绩不理想，没想到第二年就赶上“教育产业改革”，上学的费用翻番：前一年儿子的专业还是每年1400元学费，这一年就是3000元了。他在本地上4年大学花了至少有五六万块，家里几乎就没有积蓄了。李大鹏特别受不了的是，儿子三年级时学校盖了新宿舍，“一学期多两三百，必须搬过去。”
2002年儿子大学毕业后，李大鹏就频繁出现在各种补习班。哈尔滨的房价一点点在涨，儿子在一个准事业单位，每个月一直只拿1000多块。
又过了3年，儿子结婚了。两家各拿了10万元给孩子们买房子。李大鹏在借了2万房钱后，又豪气地借了2万给他办婚礼。原因是，那一年他所在的学校从企业划归到政府办学体系，享受政府办学一样的待遇，“我高级职称，退休后一个月三四千总是有的。”
这样，在李大鹏即将退休时，他终于开始为自己的养老进行储蓄，“没病没灾，我再上9年‘小班’，手里至少能有十几万，除了自己养老，还能给孙子点。”
贷款养老
虽然有两个儿子但济南平阴县人田仲良对于谁给他养老心中也没有谱。
三两散酒下肚，脖子根以上的皮肤开始泛红，田仲良经常跟儿子们讲“那过去的故事”。他的语速通常很慢，“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指的是他当兵16年间。确切地说，是他1979年入伍后在河北做基建工程兵、月工资8元开始。
1986年，月工资涨到36元，田仲良的二儿子也出生了。虽然国家有政策，但想到“养儿防老”，他决定冒险：“两个孩子可以彼此依靠。”
即使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为严格的岁月里，农村较城市还是有所不同：城市居民生活在不同的工厂里，一旦怀孕几乎无法隐瞒。
镇计生办也写过“举报信”到部队，但被田仲良从传达室截了下来。二儿子最终被罚款600元。
“当时我开车技术好，出差机会多，手里的活钱儿多。”1988年转为“志愿兵”后，他的月收入达到140元。在田仲良和妻子的记忆里，那时的日子“挺好过”妻子在家带着两个儿子种6亩地，收获后给父母150斤“养老粮”。如果父母生病或遇有其他重大花销，他们兄弟4人平摊花费。
情况到1993年起了变化，他转业分配到县出租客运公司。而且单位很快改制，所有的资产都出卖了。但那时事业单位不允许下岗。所以现在田仲良的档案还放在客运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县建委。
1996年起，田仲良就开始找建委要“说法”。10年后，2006年县里终于给他办了个低保：一个月150元，但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当时28年工龄的田仲良从银行贷了1.7万元补齐了10年间的养老保险“欠账”，现在还有1万元贷款没有偿清。
田仲良听说连续工龄满30年的，养老保险计发比例可以按本人标准工资85％计算。这样还属于“事业编”的他有望每月拿到近3000元退休金，“再加上几亩地，我和老伴的晚年也有保障了”，但2006年后，田仲良已无力继续缴纳养老保险了。
“儿子成家后，基本帮不上忙。现在就琢磨先把欠银行的钱还上。”他说，两个儿子都去城市工作，自顾不暇。他自己攒钱的方法就是从早7点到晚6点到山上种树，虽然天天都很疲劳，而且没有年轻人种得多，“但每天能种40多棵，发40块钱。”
其实在采访中，几位父母都有些不好意思：忙乎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年轻时都干什么了，不仅没留下像样的财产，以后恐怕还要成为孩子们的负担。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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