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改革的“英国版”镜鉴

　　英国推行的学院制所引发的“鲶鱼效应”构成了一种良性竞争。

　　对基础教育资源如何优化、再优化的呼声不只在中国发生。

　　英国在这方面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即使在中小学阶段，也通过“学院（Academies）制”建立起学校联盟，并形成“国家拨款、学校独立运营、理事会监管”的运作格局。

　　来自政府的支持力度并不薄弱：每一所新加入连锁学院的公立学校都可以从英国教育部门获得2.5英镑的一次性补助；联邦政府还会不定期地为各地区的连锁学院划拨不菲的津贴——就在2014年下半年，以英北部地区为主的公立中小学便获得教育大臣Nick Morgan上任的第一个大礼包：5亿英镑津贴；另外，由于强调承诺“当地政府不予插手学院运营”，以往拨给地方政府的教育支持性费用也会转而拨给学校本身。因此，进入连锁学院的小学在其运营预算上每年调高10%根本算不上特别的新闻……

　　而以校长为代表的学校管理层则拥有高度的自治管理权限：包括——自主的招生录取和教职员工人事权；财务管理自治；课程更新与创新的自由；甚至各学校可以决定每日的学制时长。

　　就在全英第一家连锁学院（取名为City学院）在伦敦成立至今14年之际，《金融时报》近日对全英各地区连锁学院的绩效表现也进行了一番盘点。在这14年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公立中学选择加入了不同品牌的学院联盟，在整体上这个模式拯救了一批“教育资源贫乏”的学校，尤其在经济落后的区域。报道称，“有那么一些学校，在过去几十年间，都安身立命于‘将自己的失败和学生的失意人生捆绑在一起’……学院制的改革显然为这些学校的孩子带来了福音。”

　　此外，即使对于那些选择留在当地政府管辖下的公立学校，学院制引发的“鲶鱼效应”也构成了一种良性竞争，促使这些学校表现出进步、也推进地方政府更好地服务于这些公立中学。

　　但是，学院制所取得的进步并没有达到英国朝野对此项改革的普遍预期，以至于《金融时报》形容“到2020年之前使所有公立中小学加入学院联盟的计划不啻为一项令人担忧的试验”。

　　首先是良莠不齐的问题。致力于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性的英国慈善机构萨顿信托基金（Sutton Trust）研究部主任Conor Ryan就表示，其机构在2014年的调研表明，34家学院联盟中仅11家的学术造诣超过英国平均水平。同时，由于一些学院扩张过快，导致落后学生遭淘汰的现象加剧——这在客观上是在重演公立学校由当地政府管辖时期的一个通病：无法提供公平教育机会，并且就连托词也是如出一辙。

　　德勤咨询集团全球与英国教育咨询业务部的主管合伙人Julie Mercer也表示同感。她说，尽管有些连锁学院打出了公认的杰出品牌，其他有些则表现非常不如人意、并且还在过速扩张，后者要“保障财务可持续性发展的领导能力和经验”均令人堪忧。

　　其次，大环境的因素——包括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也使学院制改革不得不面临积重难返的尴尬。在英国，历来存在着两重教育体系：一端是像伊顿、威斯敏斯特这样的私立学校，它们存在是为了确保社会精英的孩子获取适当的教育；而穷人家的孩子可能为了家庭生计而不得不在某个人生节点去找工作挣钱。因此，从历史角度而言，英国不像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确保所有孩子获得高质量教育的社会驱动力。加之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主政时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地方政府减少对师资与学校的资助、甚至是将学校土地出售给地产商……因此公立学校的水准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光靠学院制十余年的变革运营亦难指望带来全盘的活血。

　　但来自需求侧的期望却是与日俱增的。随着近年伦敦的人口激增，大量资金涌入，房价飙升和很多富人家庭的回流搬入，即便是中产阶层也不再那么容易能够支付孩子去私立学校就读了，人们不免会向当地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提供更好的教育。

　　而令人担忧的是，正如英国教师工会一直以来试图阻止的，即以“学术机构化”之名（他们特地使用了一个英语生造词：academization）而行“私有化”之实。最近，英国教育标准监管局（Ofsted）主席Michael Wilshaw爵士更是点名批评了7家连锁学院，指其一方面未能有效解决师生数量比率过低的状况，另一方面却在为学院董事会成员支付着高昂的薪酬。

　　一旦部分学院联盟失败或关张了——某些学院可能难逃此厄运——其所辖的学校一夜之间又将“退行”到政府接管的状态。有分析人士指出，除非对学校治理能力的担忧得到有效解决，否则“学院制”这项改革会演变成对未来的一种赌博。

　　纵观英国基础教育的“学院制”改革源起、且发端于伦敦这样的重镇，其本身就意味着政府提供的教育标准与日益富裕的家庭中父母的抱负之间存在落差。这一幕或将（已经）同样发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国发达城市。家长们无疑希望孩子受到的教育与社会其他领域快节奏的发展进步相匹配。

　　我毫不怀疑，无论从财政支持还是机制设计而言，中国的当地政府也会欣然支持基础教育领域的连锁式发展、乃至能促进教育资源优化的任何其他改革。当然，令我尚存疑虑的是，即使这样形式的改革实施了，在学校层面，又能多大程度拥有自主设置课程的权限？假若没有在课堂上采用不同方式做事的空间，那么又如何将教育标准提升？

　　托马斯·史班达 英国BBC制片人、之华媒体国际主笔；常驻欧洲、中东和中国从事媒体工作逾10年。联系：info@zhstudi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