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生死观

　　在世界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机构，英国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的门墙上，镌刻着一段广为传扬的名言：“你是重要的，因为你是你，你一直活到最后一刻，仍然是那么重要。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安详逝去，但也尽一切努力，令你活到最后一刻。”不难发现，临终关怀所秉持的观念与我们传统文化的“遵循天道”的生命观不谋而合，但当今，为什么临终关怀却远未被国人所接受呢？

　　【面对老龄化的最佳伦理选择】

　　临终关怀的特点在于，在尊重病人的基础上，既不加速死亡也不延缓死亡。它既不同于那种全力抢救，力图延缓死亡的传统做法，也不同于那种医助死亡的安乐死“新潮”。

　　目前，我国大约有2亿60岁及以上的老人，且以每年700万以上的数量净增。在全国老龄化的加速进程中，大城市老龄化更加明显。

　　老人多了，生病的，特别是生重病的难治、不治的人数自然也会增多，这无疑给医疗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压力。面对这种状况，大致上可以有5种不同的应对方式。

　　第一种，不惜代价全力抢救。这是传统的、通行的做法。全力抢救危重病人，向来被视为医生的天职，也是患者和家属的最大心愿。在危重病房，不少人身上插着这样那样的管子，祈盼奇迹的发生。但事实上，有些危重病人的病情是不可逆转的，这时候的勉强维持让他们不得不经受极端的痛苦，最终毫无尊严地离世。正如巴金老人曾感叹的，“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有的人更形容，在ICU（重症监护室），每一次心跳，每一口呼吸可能都意味着倾家荡产。这话或许有点夸张，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种做法确实是对宝贵医疗资源的巨大消耗。据统计，每个人一生的医疗费用大约40%花在最后一个月的治疗上。因此，不惜代价全力抢救的习惯做法，一方面与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旅程的愿望难以契合，另一方面也与合理使用和分配医疗资源有所冲突，从而不可避免地面临挑战。

　　第二种应对方法是安乐死。在生命伦理学上，安乐死有明确的界定。按照荷兰、比利时等安乐死合法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主要有：

　　（1）必须是不可逆转的临终病人。

　　（2）必须有病人意识清醒时出具的书面申请。

　　（3）必须有两位主治医生提供的书面鉴定。

　　此外，有的还规定要上报特定机构，有一定缓冲期，在缓冲期间申请人可随时改变主意等。安乐死的特点是加速死亡，由医生协助病人用药物或技术加速死亡，因而至今未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承认。从我国国情来看，显然不适宜推行安乐死。一些媒体报道的所谓“安乐死”案件，如用农药毒死病重的亲人之类，显然是对安乐死的误读，并非真正的安乐死。

　　第三种是比较极端的方法，即自杀。有的病人为了尽早结束痛苦，或者不给亲人增添负担，选择自行结束自己的生命，让人不胜唏嘘。实际上，悲观厌世并不能消解难题，反而徒增亲朋好友的心理负担。

　　第四种是干脆放弃治疗。在死亡并未到来之前，就放弃任何治疗，包括减轻疼痛，心理照护等，是不尊重生命的一种表现，也不符合亲属的心愿，同时还可能增加医务人员的责任风险。

　　第五种，就是我们想推介的临终关怀。早在1976年，英国的桑德斯博士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机构——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在这家医院的门墙上，镌刻着一段广为传扬的名言：“你是重要的，因为你是你，你一直活到最后一刻，仍然是那么重要。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安详逝去，但也尽一切努力，令你活到最后一刻。”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临终关怀的特点在于，在尊重病人的基础上，既不加速死亡也不延缓死亡。确实，它既不同于那种全力抢救，力图延缓死亡的传统做法，也不同于那种医助死亡的安乐死“新潮”。临终关怀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思潮和做法，是面对老龄化的最佳伦理选择，在世界范围内逐渐传播和推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从机体上理解死亡，从心灵上抚慰死亡】

　　通过健康价值把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统一起来，不再像以往那样片面强调“机体的存活”，而不惜一切代价去抢救不可逆转的生命。

　　那么，怎样变革传统生死观，为临终关怀创造良好的文化条件呢？

　　致力于生命伦理与传统文化的“整合”。应该发掘和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利用传统文化的符号，把它和现代生命伦理有机结合起来，整合为一。

　　神经科学中，有多重感觉整合机制的研究。比如空间判断的过程，往往既有来自视觉的信息，又有来自听觉的信息，甚或其他感觉信息，而后再由中枢神经系统加以整合，作出判断。有鉴于此，我们试图探究生命伦理与传统文化的整合。

　　孝，是绝对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文化符号，对于稳定家庭和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功不可没，应继承发扬。不过，孝的某些礼制又和临终关怀不相契合。这就需要仔细研究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孝相关的文化中有没有可以加以“创造性转化”的内容。据《书经·洪范》记载，中国人喜欢的五福为：“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原来，寿终正寝，善终是一种福气。这其实与荀子所说“生死俱善”是一致的。那么，尊重长辈的意愿，让长辈在生命不可逆转的前提下，尽可能安详地有尊严地走完最后旅程，得以善终，是否也可以诠释为是孝的一种表现呢？我认为完全可以，并且相信这种理念将为多数中国人所逐步认同。

　　千万不能小看福、孝等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与临终关怀等现代生命伦理的整合。人们几乎公认，文化是人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又是深入持久的。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基因”的力量吧。显而易见，如果有更多的传统文化与生命伦理相整合，那必定会推动像临终关怀等生命伦理事业更加顺利健康地发展。

　　开展死亡教育，把死亡教育作为生命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回到传统的同时，还要告别传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要批判传统。这里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开展死亡教育。不管如何“恶死乐生”，如何忌讳死亡，它总是不可以避免的，而且，随着老龄化的到来，随着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的快速增长，死亡问题已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紧迫。

　　开展死亡教育，就是要选择古今中外那些有关死亡认识的重要成果、优秀成果，让它们传播开来，继承下来。其实，这样的成果是很多的。比如，古希腊哲学的主要奠基者，西方大“圣人”苏格拉底受诬陷被判死刑，他明明可以上诉躲过此劫，却坦然面对死亡，而且在临死前发表著名讲演，历数死亡的种种好处，庄严宣称：“对死亡抱着乐观的希望”。这一流传千古的佳话，深刻影响了西方人的死亡观，至今仍然感动和教育着我们。

　　在死亡教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是充分吸取、借鉴宗教死亡观念的合理因素。宗教是文化的重要样式，对公众有极为深厚的影响。世界流行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对死亡价值的肯定，并从而提升了生存的意义。依据基督教，人是上帝创造的，死亡也是上帝的召唤，回到上帝的身边，不必恐惧和悲伤。当今中国最著名的佛教领袖星云大师说：“死亡不是消灭，也不是长眠，更不是烟飞灰灭，无知无觉，而是走出这扇门进入另一扇门，从这个环境转换到另一个环境，经由死亡的通道，人可以提升到更光明的精神里去。”佛教常说的“涅槃”，主要含义就是“死后重生”。伊斯兰教也认为死亡是回到真主和穆罕默德的身边，将可能成为更有价值的生命。可见，三大宗教都给死亡以安慰，以希望。固然，我们需要从机体的层面去理解死亡，但同时，也需要从心灵的层面去抚慰死亡。香港和台湾的实践表明，基督教和佛教的介入，有效推动了临终关怀的发展。爱因斯坦说：“在宗教清洗掉迷信成分之后，它所留下来的就是培养道德行为的这种最重要的源泉。”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宗教的死亡观。

　　死亡教育除了要面对公众，包括青少年学生和老人外，还要面对临终关怀工作者，包括医生、护士、义工等。临床关怀工作者由于经常接触临终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有时几乎天天都会遇到病人死亡，甚至一天多人死亡，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精神压力。上海一些社区临终关怀工作者，通过游戏发现自身“心灵”上的问题，又借助游戏来加以消解。这种“心灵发现会”是很好的死亡教育方式。

　　倡导健康价值，提高健康寿命，把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统一起来。前面提到过巴金老人的感叹，“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在通常意义上，长寿是人们追求的目标，是大大的“福气”，怎么会成为一种“惩罚”呢？这就牵涉到在长寿的同时是否健康的问题。据北京市政府发布的《2013年度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北京市居民人均期望寿命为81.58岁，但健康期望寿命只有58岁，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差约10岁。这就意味着我们活的还不够健康，或者说健康活着的时间还不够长，生命质量还不够高。确实，当活着变为痛苦，甚至是极大的痛苦的时候，当生命质量极度下降，甚至毫无质量可言的时候，长寿就会由“福气”变为“惩罚”。于是，健康日益受到重视，健康价值不断上升。并且，通过健康价值把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统一起来，不再像以往那样片面强调“机体的存活”，而不惜一切代价去抢救不可逆转的生命。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说过一段鞭辟入里的话：“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传习录》）。我对王阳明并无研究，但这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带来强烈震撼，总是忍不住推荐给大家。我衷心希望更多的人在生死观上见得破透得过，成为尽性至命的通达之人。（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演讲整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