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了寻找「永生的窄门」从日本来到中国农村，演绎了一个堂吉诃德的故事

　　川崎广人，67岁时从日本来到中国农村推广循环农业。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圣经·马太福音》7：13-14）对基督徒川崎广人来说，在地处偏远村庄的中国农场推广循环农业就是那扇「引到永生」的窄门。

　　每日生气

　　「禁止！」川崎广人先生张开双臂，挡在了路中央，不利索的中文发音听上去有些滑稽，这使得他的愤怒与不安无法有效地抵达听者。他要用身体挡住正轰隆隆往里开的送猪粪的农用三轮车。天已经黑下来，灯光直刺刺地射向几米外的这位70岁老人。

　　这是5月11日晚上河南省原阳县的一个小农场，原先是养猪场，所以村里人都叫它猪场，几乎没人说它的正式名称——小刘固农场。农场所在的小刘固村有六七百口人，壮年男子大都外出打工，留下年迈的老人和妇女、孩子。几乎每家都是二三层的小楼，一些人家的院门前铺上了平坦的水泥路，但不时扑鼻而来的路旁的畜粪和旱厕发出的恶臭显得与「新农村」的外表不那么协调。

　　事儿不大。农场的堆肥厂正开始第三次堆肥生产——不用农药和化肥，只用自己生产的堆肥，是川崎广人在小刘固农场正在做的一场循环农业实验，堆肥一般以动物粪便、作物秸秆等为原料，在高温、多湿的条件下，经过发酵腐熟、微生物分解而制成，在川崎看来，堆肥技术「在日本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证明」，且是目前中国农业迫切需要的，「如果使用堆肥，就会减少疾病，不但土地的肥力会增加，而且农作物也会变得更好吃」——川崎广人给负责堆肥厂的李小义列了所需原料：2吨猪粪、4吨牛粪、2吨鸭粪、米糠、发酵粉。但现在，猪粪运成了4吨。

　　急忙赶过来的农场主李卫劝川崎：「他们费了功夫把原料运过来了，连晚饭都没吃。」

　　「不要！我不要！」川崎广人连连摆手，又急又气。

　　两辆三轮车不得不退回农场大门旁边的空地上。李小义向川崎解释：「川崎老师，找一趟车不容易，多拉点反正以后可以继续用。」穿着深蓝色工装的川崎叉腰而立，半天不说话，头顶上稀疏的白头发因风吹而翘起一绺。他不愿意要这么多粪的原因是，担心多余的粪堆在路上影响堆肥厂的正常工作，而且长期露天放在外面，到处都是苍蝇，更何况如果下雨了怎么办？

　　「那个就是川崎吧？」一个运粪的司机问。

　　「还说日语呢。」另一个司机笑着往脚下吐了口痰，与同伴一起围观这场突如其来的争执和僵持。

　　川崎广人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总是笑眯眯的，表情中却透着倔强。大多数时候，他都穿着身上的深蓝色工装（研究咒术的哥哥说，深蓝色能给他带来好运），头戴镶着红五星的帽子。相比在小刘固村，这位退休后到中国推广堆肥技术和循环农业的日本老人在微博上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读者300万。」川崎提起微博时总是强调这个数字。

　　他指的是2015年9月15日晚间发的几条微博。当时村里的一个女人因为无法忍受丈夫的家暴躲到了农场，但喝得醉醺醺的丈夫经常趁深夜到农场闹事。每次深夜听到狗汪汪叫的时候，躺在床上的川崎就特别害怕。有时报警，警察来了之后，男人说，这是夫妇问题，你们别管。警察教育警告几句，让男人承诺不会再家暴后就走了，但之后总是一切如故。在日本，警察「非常小心家暴问题」，家暴只要发生一次，施暴者就要被拘留，而且立刻「离婚成立」。川崎在微博上绝望地发问：「中国农村女人被法律保佑吗？」日本农业专家帮遭遇家暴的中国农家女微博维权，他由此进入了媒体和网友们的视野，微博粉丝一度猛增。

　　僵持了大约20分钟之后，这场小风波以川崎广人的妥协而结束。两个司机在李卫的要求以及川崎广人的默许下，重新将车开了进来，卸了粪。

　　「每日生气。」川崎广人无奈地回了办公室。

　　猪场里的日本人

　　关于川崎广人生气的事儿，李卫印象最深的是去年3月他因为农场员工喝酒而绝食抗议。那天刮强风，温室大棚的塑料膜都被刮开了，风呼呼地往里灌，但农场的员工全跑去喝酒去了，只剩川崎自己在那里一边忙活一边干着急。等他们喝酒回来，他生气地质问他们：「外边风破坏温室，为什么你们喝白酒，喝醉？为什么不能工作？」

　　「在农村白天喝酒现象很普遍，有婚丧嫁娶农家喜事都会相邀欢聚，中原农民豪爽，一杯千醉不醉不休。」从小在这里长大，在郑州生活30多年又重回故乡的李卫对乡亲们有着更多的理解，她觉得一切事情都符合川崎的想法并不现实，「毕竟这是中国」。

　　但听到川崎绝食抗议的消息后，当时正在郑州的李卫急忙赶回农场。川崎在他房间里一脸失落，身旁是他手写的抗议书。「我说如果川崎饿死了怎么办？他说3天不吃饭饿不死，我说不行，他说可以绝食两天，我说不行，他说这是为了对员工错误的提示，就绝食一天，我说不行，晚上必须吃饭。」李卫劝到最后说，不吃饭没法工作，然后和他讨论如何建立好的管理制度，他这才同意结束绝食，「有工作他才有精神」。

　　川崎广人的一生都在「找人生的价值」。当《人物》记者问起他为何选择在退休之后到中国的一个偏远村庄工作时，他讲起了日本侵华战争——「那个时候日本军队杀很多中国人，这是不对，所以我们日本人反省」、贫穷的童年——「（小学）4年（级）的时候，40个同学中两个营养不够死了」。他二战后出生于日本九州岛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农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他先是在东京一家研究所研究东亚农业经济，但逐渐厌倦了这份「为农民不能做什么东西」的工作，39岁开始他转去岩手县生活协同组合工作（即消费者合作社，这是一种消费者出资入股成立的为社员提供「共同购买」、自有商品的开发与供给、会员间的互助等多方面生活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在日本各地普遍存在）。

　　2006年川崎广人即将退休，一直在琢磨退休之后该做什么，总觉得在日本做不了「有价值的工作」。这年开始，偶然的机会下，他先后两次受邀到青岛农业大学访问。他在附近农村调研时发现，农民用的都是化肥和未经发酵的生粪，日本常见的堆肥技术「中国没有实现」。川崎广人意识到，在中国推广循环农业，倡导人们用堆肥替代化肥应当成为自己人生的「任务」。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季曾在一次堆肥研讨会上与川崎有过交流，他翻译过英国植物学家艾尔伯特·霍华德写的《农业圣典》，书中花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讲堆肥，在他看来，川崎推广的堆肥技术和循环农业理念代表了中国农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在2013年真正来到中国以前，川崎在日本做了很多的「充电」工作——第一次从青岛农业大学回日本以后，他就开始学中文，他在岩手县的前同事吉田敏慧回忆，退休后的那几年，川崎「会时常来我们这里找一些专业书籍学习」。小刘固农场之前，川崎有过两段工作经历。第一个老板是甘肃天水一个销售苹果和无水马桶的商人。第二段工作是在河南洛阳的一家观光农场，他在果园里做修枝、除草的活儿，每月领1000元微博的薪水。他的中文水平不太灵光，只能勉强地说和写，几乎听不懂，加上手头的钱也不宽裕，这让他常常感到自己就像个孩子：「我的朋友去哪儿我去，我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他们，陈向阳（川崎在甘肃天水时的老板）去哪儿，我去；洛阳的朋友去哪儿，我去。」

　　好在，川崎最后辗转来到对他的堆肥技术表现出兴趣的小刘固农场。在田垄上，川崎用手将相邻两块麦田的麦子拉在一起，一个用的是自己推广的液肥，一个只用了化肥：施液肥的颜色发黑，颗粒饱满，叶子也多；未施液肥的颜色发浅，颗粒不够饱满。「很多朋友们说『有机栽培味道好吃，可是产量比化肥产量降低』，这种说法不对。我们小麦产量比化肥栽培肯定增加，味道好吃。」他信心满满。

　　今年4月农场将液肥免费提供给附近的村民施用。自那以后，察看麦子长势就成了川崎经常做的一件事，他仔细地观察，对比，拍照，他需要现实给他预期的回应。

　　但他的事业在村民那里远没有得到与之匹配的对待。《人物》记者在小刘固村随机走访的二十多个村民中，多数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三个用了液肥的，其中一个使用的原因是因为反正不要钱，可以节省一些买化肥的钱。

　　川崎广人很少到村里走动，村民们对他的印象大都停留在「猪场那个日本人」，很多人甚至从没见过他。一位80岁的老奶奶听记者提起日本人，絮絮叨叨地讲起了叔叔的故事——他的耳朵被「日本鬼子」扇聋了。一位大娘由于经常路过农场，倒是见过很多次，她对川崎的全部印象就是，俺们见面都说你吃了吗，他说，你好——大娘模仿起川崎打招呼时摆手的样子。

　　川崎广人将当地受教育程度低的村民称作「旧农民」。他对「旧农民」的了解主要来自在农场干活儿的员工。在他办公室的墙壁和窗玻璃上贴着各种各样针对「旧农民」的语重心长的手写标语——「白天不喝白酒，因为白天喝酒是一个坏习惯，喝酒不仅让家庭瓦解，而且让公司、合作社损失更大。我们和村民一起约定：禁止白天喝酒」。

　　「不在办公室抽烟，对健康不好，川崎对烟过敏」。

　　「不随地吐痰，足球场上吐痰就被罚下场了」。

　　厕所里也有——「厕所干净公司都到了成功过。中华几万里研究旅行（编者注：指的是在甘肃天水期间老板带着他到中国各地见朋友的经历）的启示，我们维持干净把（吧）」。川崎每天吃得很少，初到中国，他最怕的就是上厕所，「不但脏极了而且毫无隐私可言」。他之前为了少上厕所而少吃东西的习惯已经让胃口变小了，「不管给我多么好的东西我都吃不下」。

　　「旧农民这样。」川崎把身体往前倾了倾，作出听候发落的姿势，在他看来，「旧农民」总是等着分配任务，而且今天不考虑明天的事儿。

　　孤独

　　让川崎获得幸福感的是一批「新农民」。他这样形容两种农民的分别：「旧农民不能改良中国农业，新农民可以。」4月底，小刘固农场来了4个「新农民」，他们是小刘固农场第三期循环农业领导人培训项目招收的学员。培训是川崎广人在农场的另一项也许更为重要的工作：他需要培养继承他理念的「接班人」，将来可以代替他到各地推广堆肥技术，而且这样就不用担心自己哪一天死了之后曾经的努力都白费了。

　　这些「新农民」都是对农业有热情的大学毕业生，也都是川崎的微博粉丝。「我看到他的微博之后就一直持续在看，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日本人在为这么崇高的理想和这种价值在中国的大地上奋斗，就很好奇。」学员何勇说。何勇今年38岁，在成都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承包市政道路工程的公司，因为对农业一直有兴趣，看到川崎在微博上发布的循环农业领导人培训项目招生之后，就决定过来看一看。

　　「现在就是大面积的、无节制地去使用这个化肥，好多田完全就干枯了，贫瘠了，里面的微生物、有机质都很少。」川崎提倡的堆肥种植给了何勇启发，「以前可能空气和水的污染，大家都会很关注，但土壤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严重，就是说现在要怎么改良，实际上这个改良哪里来，还是得从自然中来，那可能就是堆肥这个比较环保。」

　　学员钟贵亮记得他们刚到农场的那个下午，川崎见到他们时特别开心，反复地给他们讲循环农业的模式，堆肥制作的原理，以及他在中国很多地方看到的贫瘠的土壤。「新农民」的到来减轻了川崎的孤独感，他们是他可以交流的人。

　　「那个时候我非常孤独，没有好朋友，中国人的话不信赖，容易谎言。」川崎回忆初到中国时的艰难，在天水工作期间，老板带他到各地见了很多搞农业的朋友，老板告诉他们，这是日本堆肥专家川崎广人，你们想建立堆肥厂的时候，他可以帮助，对方总是说，「川崎先生的想法非常好，可以合作」，但几乎从无下文。感到孤独的时候他就唱日语歌，给几个日本朋友写信，但在信里他从不说在中国遇到的困难——「我的目的是介绍日本循环农业技术，我的目的是中日友好，中日不开战。这是我过来中国的目的，所以我不能说中国的不好的地方，（在信里说）什么都好，什么都好。」

　　小刘固农场除了废弃的猪舍、堆肥生产车间以及院子外隔着一条路的温室大棚，只有一幢办公、教学与住宿一体的外墙刷成黄色的简易楼房。川崎广人住在3楼，每天五六点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伊妹儿」和微博。两年前他在李卫的建议下开通微博之后，微博成了他排解孤独的新的寄托。他每天用生硬的中文在微博上记录农场的日常，烦恼、开心、困难..粉丝一点点地增加，现在已经有接近4万，这些陌生网友们的评论也使他有了交流对象，他们鼓励他，与他分享小刘固村之外的中国乡村世界。

　　到农场的这十几天里，钟贵亮好多次看见川崎一个人在办公桌前，边敲键盘边对着电脑屏幕在那儿傻乐。那是他在阅读和回复微博网友的评论。「我写微博，我的心里安定，有困难我可以安定。」川崎说。

　　5月15日，川崎在邮件中给《人物》记者转发了一条网友评论：「日本人老一辈人的身上总能看到破釜沉舟般的勇气..即使困难也要往前冲。」接下来似乎为了说明这句他喜欢的评论，他写了这样一段话：「2015年我们在温室定（种）植西红柿时，一切（千）块都没有。在农场钱完全筋疲力尽了。当然不能支付职员工资，每日吃馒头和一个蔬菜菜。在日本太太说我什么时间都保管回日本的钱，可是我决定投资这钱，有3000元多。我们买塑料，管子，等建立温室了。」

　　3000块是他当时身上仅剩的钱，他带了20万元人民币到中国，这下彻底花完了。2013年离开家时，太太拽着他的手不让走，孩子都还在上大学，家里有房贷要还，家人都希望他留在日本赚钱养家。「孩子说我要抛弃妻子来中国的话，绝对不会原谅我，」川崎回忆，「可是我知道中国农业需要我的技术，所以我应该去，我不能守护我的孩子们、爱人，可是我应该去。」

　　这并不是川崎到中国后才表现出的特点。吉田敏慧曾经在岩手县与川崎共事几年，她提到同事们对川崎有「这个人独特过头了」的评价，但她真正相处下来，觉得他是个「很稳重的人」，符合川崎形象的描述应该是「一直寻找人生的意义」、「一根筋」。在她的印象中，川崎「不擅长在一个系统里进行很细致的组织工作」，但有「坚持做有意义的工作的意愿」，「能看出他对物质丰裕这种事没有什么兴趣，他给人一种清贫的感觉，有点像宫泽贤治笔下的世界里的人。」宫泽贤治是日本昭和时代早期的诗人和童话作家，作品中大都是那种「即使卑微也敢燃烧自己」、「执着于前方」的角色。

　　当被问起究竟为什么如此坚定地要留在中国时，川崎总是将信仰作为答案。「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他喜欢引用《圣经·马太福音》中的这句话解释自己留在这里的原因，他38岁成为基督徒，开始「找死后的世界」，对他来说，守在小刘固农场就是那扇「引到永生」的窄门。

　　在到中国之前，川崎广人与中国「神交」已久，他在高中时就读了很多像《毛泽东选集》、《红星照耀中国》一类与中国有关的书。他也知道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他觉得「中国为（已经）达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后肯定快速发展」。多年以后，「快速发展」的中国在现实中给川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葬礼。在日本，葬礼上的人们穿一身黑色，垂着头，庄重，悲伤，但这里的葬礼上，人们放烟花，「哇啦啦」的音乐响起。他起初很困惑，一番琢磨之后，以一个基督徒的视角找到了似乎合理的解释：死亡是这里的人们从饥饿、寒冷和痛苦的现实中得到解放的途径，活着的人们为死去的人感到开心。「肯定上帝非常祝福。」川崎广人说。

　　更多时候，他能意识到自己是局外之人。在这片土地上，他大概只找到了一个可以完全信赖和托付的朋友——农场主李卫的父亲李敬斋，李敬斋曾任河南省农业厅副厅长，退休后回乡办了养猪场。

　　事实上，川崎从来也不曾见过李敬斋，这位生于1942年的老人早在2009年就已去世，如今在互联网上也查不到什么有关他的详细信息。川崎了解这个想象中的朋友的全部通道，来自李敬斋墓地的碑文。「我非常孤独，没有好的可以信赖的人，可是我看李敬斋的人生，他的想法和我大概一样的。」川崎谈起自己想象中的李敬斋，「退休以后他开办了一家养猪场，也是为了给贫困的农民提供工作岗位，比起自己赚钱，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给村子里的人创造更多的财富。」

　　墓地在农场的西南方向，距离川崎的办公室500米。每个月，他几乎都会来这里一次。每次在墓前，他都会花5到10分钟读一遍碑文，「看着他的墓碑就会不由自主地哭出来」。「当我在工作中产生困扰的时候，就会一大早跑到他的坟墓那里去。一般的基督徒都会向上帝祈祷，而我会向李敬斋祈祷。」川崎说。

　　「我的父亲李敬斋，在川崎的心中非常亲切，也是他的精神支柱，困难的时候他会去我父亲墓前祈祷，希望他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有一次我不开心，川崎骑电动车叫我，『李卫跟我走，去李敬斋墓。』到了墓地，他告诉我父亲，我让农场成功，我会保护李卫！请你放心！」李卫说，川崎还让她在她父亲墓旁给他准备一块墓地，他要葬在这片土地上。

　　不能逃跑

　　学员何勇曾陪川崎到成都讲课交流，回程中他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他见川崎随手把2万元讲课费都给了李卫。李卫说，川崎每次讲课的酬劳，他都会分给农场的员工，自己一分不留。川崎有时会和李卫开玩笑，说自己喜欢人民币。当《人物》记者问起他对金钱的看法，他答：「如果有钱的话，就可以建一个循环农业的研修所，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循环农业的场所..一直希望能在这里建一个很好的研修场所。」

　　这并不容易。5月12日下午，参加第三批循环农业领导人培训的4个学员在一楼自习室里讨论着，半个月来在农场的见闻带来的隐隐失望此刻达到了顶峰。按照他们的说法，令他们失望的包括：简易的堆肥生产车间、不规范的农场管理、不明晰的教学计划以及不合理的培训协议。他们甚至对川崎也产生了动摇：他会不会只是个普通的日本老农民？也许光环只是网络带来的？一位学员说，让他产生这一疑问的是，他在课上向川崎请教更深入的堆肥知识时，他总是无法给出正面的回答，而是绕回到已经重复了很多遍的堆肥和循环农业的重要性这一类浅层的问题上。

　　川崎自己确实也曾说过：「我自己最开始也不会做堆肥，是自己仔细思考该怎么做，最后才成功的。」

　　川崎先生热爱堆肥吗？

　　这位每天在饭桌上也不忘谈论堆肥的老人给出的答案有点让人意外：「我没有特别的乐趣。」问他这70年的人生里，有乐趣的是什么，他想了想，低下头眯着眼笑：「恋爱都有，别的没有。」对他来说，到中国推广堆肥技术和循环农业是神灵给他安排的「任务」，这过程中遇到的「无穷的困难」也是神灵给他的考验。

　　所以不能逃跑，遇到困难必须忍耐。他已经下定决心，即便农场所有的人都走了，他一个人也要守在这里。如果吃不上饭，「我去小刘固村告诉他们给我三餐」。反倒是李卫，她说自己对家乡谈不上爱与恨，「只有焦虑」，她经常想着有一天可以离开这里，「越远越好」。两年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她在川崎的要求下搬到农场住。她至今无法适应农村的生活，经常停电，更难忍受的是蚊虫的叮咬，「身上的疤痕去澡堂洗澡都没人敢搓背」。

　　2015年5月14日，李卫从郑州回来时，川崎指着墙上自己刚贴的标语让她看，上面写着：「信念、贯彻、拼命天命，以建立循环农业为成功，在中华地决死2015年5月14日川崎广人」。「我瞬间哭了。」一年后的5月14日，李卫在微博上说。

　　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始人石嫣与川崎有过几次接触，她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忠诚」：「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大家想卖他的东西，或者说希望他来做顾问专家什么的，他都会让李卫来出面..现在确实跟咱们这个社会大的潮流不一样，因为有很多，咱们很多时候会有一些人他就很重视个人的利益，比如说有一些机会我就自己去争取了。」5月12日当天晚上，4个学员在细雨中匆匆离开了农场。川崎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局面了，前两期的循环农业领导人培训项目均以学员在一个月内全部退出而不了了之。川崎感到对「新农民」也有些失望，他说他们「不试着接触家畜粪便，避开了」。

　　「在农村工作有无穷困难，培训生出去都一个困难，这是为了发展农场的好教训。新农民怎么样缺点我们学习了，准备下次对策。什么时候肯定到达最好的培养循环农业领导人方式。」川崎后来在主动给《人物》记者发来的邮件中说。

　　在石嫣看来，中国其实并不缺乏成熟的堆肥技术，循环农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市场，即价格更高的堆肥出产的农产品能否被消费者接受，这涉及到一个链条能否良性发展。

　　「如果是市场的问题，那您在中国推广循环农业会不会是一场注定无法打赢的战争？」当《人物》记者后来在电话中将石嫣的观点转述给川崎广人的时候，有那么片刻，他哽咽了，但随即又努力恢复了平静，说：「我想把质量好的堆肥技术交给中国农民。..在中国，很多人抱怨建造堆肥农场要花很多钱，而且用了堆肥也没什么用，所以大家都不去用。但我想证明，用了堆肥就可以生产出安全并且美味的作物。」

　　对川崎广人来说，农场正处于「有点成功」的阶段。他在微博上渐涨的人气直接带动了农场的订单，2015年9月之后，终于有钱支付员工的工资了。

　　5月16日，川崎广人终于拿到了河南省外国专家局给他办理的外国专家许可证。三周前，他在微博求助，请河南外专局解决他的外国专家身份。在中国的这几年，签证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这下总算解决了，有了外国专家许可证，就可以办理每年更新一次的工作签证。第二天，他发了条微博说：「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他已经把河南当成了自己的家乡，他在这里会想起家人，但并无思乡之情，因为现在即便回到日本也仍然「没有值得做的工作」，而在中国「可以做有意义的工作」。

　　「川崎先生在这里最开心是什么时候呢？」

　　「有很多，说不好什么时候最开心。虽然有很多不愿回忆的艰难的事，但也有很多的好事发生。因为开心的事更多，所以才能坚持下来。例如泡澡的时候，洗完澡，喝一罐他们给买的啤酒，那个时候就会很开心。」

　　文/刘磊 责任编辑/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