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祖母的斗争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阿根廷独裁政权统治时期，政府军队肃清反对者。那些可能面临厄运的孕妇将孩子生下来后托付给别的家庭，孩子被登记为一个假身份。40年过去了，五月广场祖母协会依然在寻找失散的孙辈。100多个孩子已经确认身份，400多个依然没有找回。

　　在她们面前，人们必定又变成了孩子。她们寻找失散孩子的决心甚至令人颤抖。她们就是五月广场母亲和祖母。她们因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大楼对面的五月广场绕圈游行而被世人所知。直至今日，她们每周五下午依然在那里集会。她们在掌声中，走下小客车，头上系着的披肩成为了她们的标志。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乔安娜已经101岁了。身材矮小又驼背的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她的带领下，游行活动开始了。她在整个游行活动中都没有坐下休息过。

　　五月广场母亲1977年4月30日开始第一次游行。她们在独裁政权下冒着生命危险游行，她们想，现在不是停止游行的时候。独裁政治1983年结束，3万人死亡或失踪，她们不会放弃，因为仍有亲人没有被找到，仍有罪人没有受到惩罚！她们不懈地绕圈游行，要求“正义与惩罚”。母亲们的坚持是那么不可动摇！她们出于母性的本能参加到这一场持续已久的论战中，她们要找回失踪多年的孩子。从前，人们用武器来反对独裁，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斗争。她们一直在那里。她们走啊走，就像寻找孩子的猫，不同的只是，猫终有放弃的那一刻，而她们不会放弃。队伍中除了母亲，还有祖母。年纪更大的女性的表现与其他人不同。她们的斗争是不一样的斗争。她们很少围在政府大楼周围，而是采取更激进的方式。如果说五月广场母亲更多地在哀悼自己失踪的孩子，那么祖母则更固执地怀有希望：找回当年失散的孩子的希望。埃斯特拉·卡尔洛托是她们的带头人。她已经85岁高龄，昂首微笑，头发银白，目光清澈，她的形象优雅光辉。看到她们，我们总会联想到战斗一生的曼德拉或马丁·路德·金。1977年，埃斯特拉的女儿劳拉怀孕3个月时被政府军逮捕，生完孩子后就被执行死刑了。但是2014年，埃斯特拉终于找到了她的孙子。她微笑着讲述当年的经历，现在她在更加努力地为其他人寻找失散的孩子。

　　死亡飞行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以便您更好地理解整个故事。1976年，阿根廷军队建立了极右独裁政权，他们的反对者是左翼游击队。反对者被残忍地逮捕、监禁、虐待、谋杀。军队经常先给左翼俘虏下毒，然后把他们从飞机上扔到拉普拉塔河里，这条河长30千米，是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分界线。这就是“死亡飞行”，经历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兵教给他们的方法。在这些反对者中，有怀孕的女子。在这种情况下，有天主教信仰的士兵发扬他们的“慈悲之心”——如果可以这么说——赦免她们的孩子。母亲是左翼分子，而孩子不是。他们等到母亲分娩后，把孩子交给一个拥护他们政权的家庭。尽管士兵杀死了他们的父母，但是孩子仍然活了下来，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出身。40年来，祖母们想尽办法寻找她们的孙辈。她们做调查，收集证词，并创立了基因银行，帮助失散子女的家庭。她们的努力终有结果：119个孩子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亲属。

　　埃斯特拉找到了自己的孙子，她有权利为自己呼喊正义。伊格纳西奥·胡尔班1977年出生，在距离布宜诺斯艾利斯400千米的一个农户长大。2014年，一个消息震惊了他：女佣告诉他的妻子，他并不是农户家里的儿子。伊格纳西奥也是当年与家庭失散的孩子吗？于是，他联系了祖母协会，做了DNA测试，果然匹配到了基因银行里的一个人。这个37岁的男人发现，他的祖母不是别人，正是埃斯特拉，而他本姓吉多。伊格纳西奥和埃斯特拉的重逢感动了整个阿根廷。最不同寻常的是，伊格纳西奥·吉多是位钢琴家，但他成长的家庭没有人从事音乐工作，而他的亲生父亲正是位音乐家。纵然，对于基因带给人们与生俱来的性格和天赋，人们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的案例依然令人深思。

　　失散的孩子

　　每个孩子回归的故事都不尽相同。有些人通过在电视上登广告找到了家人。祖母协会也曾在电视上登广告：“您对自己的身世有所怀疑？您认为您现在的父母不是您的生身父母？请您联系我们协会。”另一些人则通过自己的努力探索身世的谜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长得一点都不像现在的父母。埃斯特拉记得有一个孩子身高2米，但他的父母都身材矮小，他询问了埃斯特拉一些问题，最终证实他是当年失散的孩子中的一个。我们可以想象，他得知真相的时候，心里受到了多大的冲击：“一些当年失散的孩子不愿意与他们的祖父母相见，这种情况出现了两次。大多数人都清楚，他们成长时并没有被很好地对待。”这并不奇怪，毕竟，他们是在敌方的家庭中长大的。也许，您设身处地地站在这样一个发现自己真实身份的成年人的角度，就能理解了，他们不是他们一直认作父母的人的孩子，那些被他们认作父母的人默许了谋杀他们亲生父母的行为。而他们后来没有揭发他们的假父母，因为他们的证言可能会将假父母送进监狱，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孩子总是对养他们的人怀有感情，即便他们是不好的人。总之，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波澜，但又回归平静。

　　良心的拷问

　　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的主人公是维多利亚·东达。她曾经是一名律师，30岁时成为阿根廷国会的年轻议员。这个棕色皮肤的性感女人是左翼党派的一分子，也是女权主义战士，她曾因为在议会现场给婴儿喂奶而引起轰动。但当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餐馆与这位著名人物见面时，她不再是一名议员，而是一个眼神温柔忧郁的女人，在谈话的间隙不得不到卫生间擦干眼泪。回程的路上，她害羞地向我道歉说：“今天是我真实的生日。”这真是个奇怪的说法，她接着说：“从我接受基因测试，找到真实身份，到现在，已经过去11年了。”27岁前，她叫安娜莉亚，是一对小商人情侣的幸福的女儿。然而，2003年的一天，一切都不同以往了。

　　那时，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就西班牙公民在阿根廷失踪一事进行调查，并要求引渡46名当年的士兵回国。那时，安娜莉亚的父亲正试图自杀。他把枪口对着嘴开枪，但子弹奇迹般地碰到了他的假牙并反弹了出去。第二天，安娜莉亚了解到，他父亲原本以为自己就在46名引渡回国的名单中。这时，她才知道父亲并不是“仅仅在盘下商店售卖蔬果以前，服役过几年”那么简单。那么，这位仁慈的父亲真的是当年独裁政权的刽子手吗？安娜莉亚是当年与亲生母亲失散的孩子吗？通过调查和基因鉴定，她终于得知了答案：她的祖母是罗昂蒂娜，祖母协会创始人之一。她逐渐地还原了整个故事。1977年，她的父母荷西·玛利亚和科里还是大学生，同时也是左翼党派中的一员。她的母亲怀孕5个月时被逮捕。安娜莉亚在一间单人牢房中出生，唯一一种从那个牢房中出来的方式就是经历“死亡飞行”。她出生15天后，就与母亲分开了，那时她母亲刚给她起了名字，叫维多利亚，意为“胜利”。后来，在新的家庭中，她一直用着安娜莉亚这个名字。“我的身体中像是住着两个人，一个是维多利亚，一个是安娜莉亚，但她们都是我灵魂中的一部分。”

　　难以置信的是，就像埃斯特拉的孙子吉多后来成为音乐家，与他未曾谋面的父亲选择了同一个职业一样，维多利亚后来也和母亲一样，成为了一名左翼战士：“尽管那时我还小，但我已经知道我将来要从政了。而现在，我正循着小时候的理想前进。”在谎言中长大的维多利亚，并没有丧失爱的能力。她爱着她的养父，但她从来不叫他爸爸，而是叫他的名字乔恩。“他一直对我很好，虽然我们的政治观点相左。他唯一一次干涉我，是有一次我把切格瓦拉的海报挂在房间里时，他让我把海报藏在门后的墙上。”乔恩已被判17年监禁。“他入狱的那天，我又伤心，又像是松了一口气。”维多利亚坦白道，她坚定的眼神中含着泪水，她既渴求正义，又难以割舍亲情。“我一直爱他，希望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即便他在监狱，我也会去看他。”

　　与她不同的是她的叔叔，他父亲的亲弟弟阿道夫·东达。当年阿道夫为独裁政权效力，并告发了她的亲生父母。她后来得知，她还有一个亲姐姐，被阿道夫收养。这就是一个谋杀亲兄弟，并收养其侄女的男人。维多利亚明白，这就是政治。

　　正义游行

　　这就是她们的故事。目前有119个孩子已经确认身份，还有400多个孩子没有被找回。寻找他们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祖母们相继去世，但陆续找回的孩子让仍然活着的祖母们燃起希望。无论如何，她们会继续正义的游行。在五月广场，她们举着“未来属于我们”的旗帜。将来定有更多人接替她们的工作。游行不会终止，40年过去，还会有另一个40年，她们对正义的渴求不会随着时间车轮的转动而消逝。

　　[译自法国《格塞塔》]

　　安东尼奥·费斯切特/文 薄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