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分析漫谈

　　一、题目

　　这里说“经济形势”，由于没有“当前”这样的限定语，因而可以将之理解为一般性的经济形势分析。如果加“当前”定语，那就是短期经济形势分析，在经济研究领域所谓“短期”通常指一年以内，在做形势分析讲座时，如果讲短期问题，一般都要引证最近两三个季度的数据。

　　在经济形势分析时常看到有人爱加“宏观”定语。如是，则文章或讲座的内容就会被限定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因为西方经济学中规范的“宏观”定义就是总量问题，它所牵涉的大体是总供给总需求储蓄投资消费生产出口进口生产可能性边界市场出清过剩失业就业等等一系列人们熟知的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如果搞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讲座通常是把上述这些概念的现实或历史数据变成曲线图在那里折腾来折腾去。

　　既非短期又不限定宏观只是一般性地讲经济形势，那就可以国内国外、短期长期、理论实际、数据案例、政策动向、问题规律地任马由缰随意发挥了。

　　二、数据

　　经济形势分析应当是以数据为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什么人可以不用数据？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特别聪明的人；二是特别权威的人。特别聪明的人可以用逻辑判断和理论推演就把情况说得丝丝入扣、现象本质；特别权威的人如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文章中被访谈的那位权威人士在洋洋洒洒一万多字的谈话中仅提到一个GDP增长数据，其他数据全都不用却也把降杠杆、大水漫灌、L型等说得有鼻子有眼。

　　作为只是受过一定正统训练的普通研究人员，人微言轻，无论讲课写文章在经济形势分析时必须以数据分析开路，这样才显得贴近实际。

　　在中国，引用数据最头疼的是数据的准确性问题。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国情是“数字出干部”。地方官员们常常以数据证明的政绩谋求上级的重视以之追求升迁，因此过去许多年都存在党委管统计数据的情况。GDP数据各地在上报时不同程度地掺水即虚报一定比例已成公开的秘密。仅以2015年一季度的数据为例：全国GDP为140667亿元；而31个省份一季度总和为143072.91亿元，超过全国总量2405.91亿元，这种地方加总数据与全国总量数据“打架”情况是中国的旧常态，问题的根源就是地方官员出于政绩动机的数据掺水。

　　虽然数据有不可信之处，但在中国讨论经济形势时又离不开数据，怎么办？出路有二：一是甄别修正；二是自订指数。甄别修正就是根据经验将最可能掺水的统计数据估计出掺水系数，然后透过修正值看形势的真实状况；自订指数最经典事例则是克强总理在辽宁省当省委书记时说过的--我不大看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而主要看用电增长率、信贷增长率和铁路货运量变动数据，这三项指标后来被国外媒体冠名为“克强指数”。

　　在过去一些年我经常会被人请去讲经济形势，讲经济形势时也常常以数据分析开路。个人认为尽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能存在水分，但人民银行调统司的数据却是千真万确的，也就是说中国的金融数据不存在造假问题。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瞒报现象难道不是很普遍吗？商业银行的报表肯定有不真实的内容，那人民银行调统司的数据在采集基础方面不也存在掺水问题吗？这样说，实在让人无言以对。在此等情况下，我们引用任何数据都应当小心翼翼才是，多用些甄别修正的法子就是了。

　　三、逻辑

　　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产业状况、行业结构、要素禀赋、区域发展差异等等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要真正了解中国国情着实不易。更令人着迷的一点还在于作为转型经济国家，30多年体制制度背景一直变动不居，决策层多年来一直把改革开放当成执政目标性口号，而每一届领导集体的改革决心、改革路线图及执行落实能力存在相当大差异，这又为我们着眼于长期的形势分析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例如国企改革，我们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60条中勾画出了一个总体改革蓝图，之后又新推出了一个《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但这个指导意见和十四届五中全会即20多年前的那份《指导意见》比，有些内容好像还退步了，对于国企改革，我们的领导人的说法此一时彼一时，大家觉得无所适从。以至于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和阶段目标、实施路径、保障措施、动力机制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都不甚了了。在中国，讲形势牵涉到长期问题就必须和改革和体制制度相联系，而路线图如果不清晰，你长期问题就很难谈。

　　所以，为安全省力起见，我们还是多讲中短期问题为妙。中短期形势分析时，有些逻辑关系是板上钉钉简明清晰式。如用电增长率通常都能准确反映全社会生产景气状况，银行信贷增长率一般情况下都是货币政策松紧的准确尺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乘以0.7的系数通常就是中国GDP剔除了水分的真实数据等等。在中国各产业部门中，金融部门是最令人犯晕的部门。比方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句老生常谈的格言式论断在中国就偏偏失灵。中国股市常常以脱离或不吻合于中国宏观经济表现而闻名于世，经济形势趋冷时我们的股市可能狂涨不止；经济不断向好时，我们的股市也可能跌跌不休。没办法，它就这么任性。另外，还有更让人想不明白的是我们的货币和物价统计数据，中国的M2与GDP之比已达200%，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教条去分析中国似乎早都该出现野马式通货膨胀了，但至2016年二季度，我们的CPI又回到“1”时代，而PPI已连续下降52个月，似乎通缩的阴影仍挥之不去。显然，中国有一大堆“迷失的货币”（Missing Money），钱都到哪去了？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每当想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又突然意识到自己也被人称之为“金融学家”时就常常产生强烈的跳楼冲动。大约在四五年前，中国经济学界突然出现一阵声浪说中国是用货币超发创造了30多年经济超高速成长神话。说这种话的人不仅有德高望重的老经济学家、半生不熟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还有曾经在中央银行担任过要职的学者型官员。这些人有一个重大疏忽，即如果一个经济体能用货币超发创造持续达30年以上高速成长经济周期，那么，在天堂里仍显荣耀的那些货币面纱论、货币中性论等理论先贤们恐怕个个都得找绳上吊了。货币是否超发，这牵涉了很多理论和货币供给实践问题，那些没有受过长期金融教育研究训练的还是少谈为妙。

　　四、政策

　　政策是一种特殊资源，一个经济体政府是否强大的衡量标志就是看其政策资源的利用能力。

　　政府制定政策可以从理论出发（例如改革前的情况）也可以从实际从常识出发（例如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些可能是笼统意义上的政策，在宏观经济领域调控政策通常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几十年前，也有美国经济学家提议将收入政策也看成是宏观经济政策，但应者寥寥，最后已无人提及。所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是标准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管什么？通常来说，它们就是经济成长和发展大棚里的温度调节器。气象学家们常说“温度决定一切”，例如假若全球年度平均气温再提高6度以上，人类就可能灭亡，说的就是温度的重要性。一国的经济成长和发展也是同样道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之提供的温度背景，决定了社会生产力达于其可能性边界的程度，亦即全社会物质资源的利用程度，温度过热过冷都不利于经济成长和发展，而保持适中的温度背景又难度甚高，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经济学家关注的永远是效果，因此，要从经济运行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检验政策不断地改善和修订政策，谁管经济谁负责，从实践效果出发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算尽职尽责了。

　　王松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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