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记忆（二）

　　小学六年

　　1959年8月的某一天，我和邻居小伙伴金东秀手拉手去二小学报名。对了，当年孩子上学都是自己去，从报名第一天就是这样，不像现在，小学门口每天都是一大堆接送孩子的人。我上学那年月每家都五六个孩子，养孩子和养小猫小狗没啥区别，孩子一点儿都不金贵。我记得那一天我和金东秀找老师报名，老师让我背1到100，背下来就算被接收了。我被分到一年级三班，第一任班主任是个回族人姓马，挺厉害。我们语文课第一篇课文我还记得是一首小诗：嘀嗒、嘀嗒，下雨了，小树说，我要长大，小草说，我要开花，嘀嗒、嘀嗒，下雨了，下雨了。这篇课文像一首清新自然的音乐流淌进每个孩子的心田，老师教的知识就是春雨，而我们这些刚刚坐进课堂里的孩子，就是渴望健康长大的小树和小草。

　　第一学期上课，听写时我字写得不好，马老师曾在课堂上打过我一个嘴巴。我哭了，下课后去找我二姐，她当时在二小学六年级，听说马老师在课堂上打我嘴巴，她很愤怒，当时就去了校长办公室，小学校长叫蔡君，蔡校长听我二姐告状后明确表态，要找马老师，叫她以后不准打学生。后来马老师果然谁都没打过。现在每当我在红星宣纸上挥毫取乐时，我常常想起马老师在课堂上给我的那一嘴巴。正是从挨打之后我开始买字帖，开始认真练字，在二年级就成了将语文作业拿到其他班去展示的学生。

　　一年级时，我还逃过学，即早饭后，拿书包上学到学校后和几个同学一起跑到小山上去玩。前郭县县城有个地方叫小山，当然和三山五岳比起来充其量就是个沙丘而已，而且它的确就是一个隆起的大沙丘，上面种满了杨树，在小山顶上有两个烈士纪念塔一大一小。小的是解放战争刚结束时建的，大的是1958年新建的。小山向阳坡上是一排排白色的烈士墓，是解放前郭县那年牺牲战士安息的地方。这个小山就是我们逃学的目的地之一。小时候，我们逃学一是到小山，二是到江沿，到江沿有四公里，而小山距离不过几百米。所以很多孩子都到这里来玩。那时候的游戏叫打游击，一伙装好人一伙装坏人，拿着树枝木棍当枪，双方东躲西藏追来追去。第一次逃学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小山上玩了一天。第二天上学时，语文课考听写，我有好几个字都写不出来，我偷着打开语文书，以为做的很隐秘，但遭到后座位女班长的举报。马老师当场宣布：“王松奇考试作弊零分”。那天中午回家吃中午饭，哥哥姐姐都在，问：“考试了么？”“考过了”，“打多少分”“零分”。大姐说：“不准开玩笑！”我说：“真的”。“为什么？”“我不会写偷看书被同学举报了”。我大姐当场夺下我的饭碗：“打零分还有脸吃饭，滚出去！”我当时眼泪刷刷就下来，为表现志气，我起身跑到外边找邻居伙伴玩去了。不过，从这次之后小学、中学乃至以后的大学，我考试就从来没作过弊，因为在七岁那年我就有了零分和挨骂的教训。

　　小学一年级，我们班有几个同学第一批戴上了红领巾，即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那个年月，人人都要求进步，小学生的先进分子可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中学生的先进分子可加入中国共青团，大学生的先进分子可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家都卯足了劲，互相比着，看谁进步，看谁进步得快，谁进步谁光荣，谁就在自己所处的群体中有地位。我可能由于各方面表现还不好的缘故，所以马老师没让我第一批入队，看着几个小伙伴都戴了红领巾那个光荣样，我眼泪刷刷刷地往下滚，我真不知道回家以后怎么向老爹老妈交待。那天回家吃饭也打不起精神，老妈问：“怎么了？”我说：“第一批入队没有我。”老妈说：“这不算个事，早入晚入都一样。”老爹说：“当学生关键得学习好，学习好就一俊遮百丑。”老爹老妈这样说，这事不就简单了。从此我认真学习，到小学二年级时，不仅入了队，同学还把我选为学习委员，戴着两道杠，叫少先队中队长，算是班里的中层干部。那时，每个班仅有一个三道杠叫大队长，三个两道杠即中队长，四个一道杠叫小队长。我们班的三道杠叫牟永山，住我家后院，他爸妈都是县皮革厂工人。牟永山个子中等，有点儿鸡胸脯，每天上课都坐得标板溜直，不仅学习好，日常劳动和同学相处都表现一流，所以这个三道杠他从小学一年一直当到六年级。而我这个两道杠只当了三年，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老师给撸掉了，原因是：在每学期末的总结时，同学投票的结果是除了学习好这一项我得票较高以外其他的如劳动好、纪律好等我简直一票都得不上。特别是小学三年级开始，时任班主任王老师说我是蔫坏的典型代表人物，经常在课堂上指名道姓地批评我，有时还站在讲台上用折断的小粉笔头射我。原来，我哥哥1960年上大学，那一年我刚好小学二年级，他每年放寒暑假都带回来好多书，上大学后也留在家里好多书，我整天在家摸索着看，到小学三年级时，我上课只要听几分钟就都会了，会了就开始在下边不老实，或是自己低头看课外书或是抽冷子和周边同学搞小动作，老师对这样的学生最反感。三年级的王老师是某师范中专刚分到二小学实习的单身男性，实习老师最重视的是学生的尊重，而我偏偏不知好歹，对着刚站上讲台说话声音还有些发颤的老师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这怎能不让他恼火。最过分的，有一天上课，我同座的男生悄悄告诉我，说他放学后在市场上看见王老师和一个姑娘压马路，两人挨得特别近，肩膀总是撞啊撞的，我听后竟嗤嗤地笑起来，王老师当时大喝一声：“王松奇，站起来！你笑什么？我哪点讲错了吗？”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王老师说：“你还是学习委员，上课不守纪律，你小心点儿，再不老实我就把你这学习委员拿下来”。王老师说归说，在他教课的整个一年中都没有撤我的职，因为没办法，我的学习成绩实在是太好了，尽管上课不认真听讲，但考试分数总是很高。在小学阶段我受过两次刺激，一次是一年级时没有第一批加入少年先锋队，还有一次是小学二年级期末，老师搞了个班级分数排名并张榜公布。那一次我们班董焕成排第一，牟永山排第二，王福荣排第三，我只排了个第四。董焕成家住大南头是个木匠的儿子，牟永山是我们的三道杠，学习成绩一直稳定，王福荣住我家后院是个油匠的儿子小名叫大傻，他家生了一堆姑娘，两个儿子分别叫大傻二傻，大傻长我一岁，二傻小我一岁，没上学前我们整天在一起玩。现在好了，不仅一个木匠的儿子考了个第一，连大傻都排到我前边去了，这还了得。所以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以非常认真的态度考试。可惜三年级学期末老师没搞分数排名，如果搞我肯定是第一了，而且从三年级以后就再也没有第二过，一直领先。

　　小学生当年上学也是按居住地划片原则，所以房屋前后左右小孩子好多都在一个班，我们一个院子女孩李馥（她家租住我家的房子），前院的金东秀、崔忠远，后院的王福荣、赵月芬、程永恒、牟永山，不远的马士奎、李长江、董焕成、李士德、田柏林、武冠军、武亚军等等，我们放了学也常在一起玩，所以现在仍能清晰地记起他们的名字和小时候的样子。在这些同学中我对金东秀特别感兴趣。朝鲜族人，他爸在水利局工作，戴着一个酒瓶底似的一圈套一圈的近视镜，人家都管他爸叫金处长。处长的级别已是县领导级别了，他爸职务有这么高么？我不清楚，但无论怎么说，他家里常年订阅《参考消息》，这在当年是普通干部看不到的。正因为总看《参考消息》所以金东秀总是像万事通一样，知道好多事好多事。金东秀有两个哥哥，大哥叫金东权，二哥叫金东明，金东明高我们两届也在二小学读书，金东权则大我五六岁已上中学。他们家养了一条黑白相间的大狗，很厉害，我去金东秀家玩最怕的就是它，所以找金东秀一定得预约，让他先看好狗，我才敢过去到他家。和金东秀在一起就是听他讲各种各样的新鲜事，主要是国外内容。因为是朝鲜族，他家好像永远都在吃大米饭，在那个年代，普通的汉族人每月大米白面只供应几斤算是细粮，日常主粮是玉米面、高粱米和小米，他家为什么能常吃大米饭呢？后来我算弄明白了，在距离前郭镇六公里处有个朝鲜屯，住的都是朝鲜族人，种的地全是水稻，那是金东秀家的根据地，他家有很多亲戚都是那里的农民，每年秋天，都有很多朝鲜族人头顶着坛坛罐罐及米袋到他家来送东西，坛坛罐罐里边装的是泡菜、辣白菜之类，米袋子里自然就是大米了。有一年过年前，金东秀到我家来说想要点儿酸菜，我妈给他装了一大盆，他欢天喜地拿回家，然后又拿个盆装了一盆辣白菜外加一大盘子打糕送了回来，我妈喜出望外。

　　小学时我常去玩的同学家还有程永恒和牟永山家。程永恒爸爸是党校校长，高个儿长脸儿。他家成分是富农，但程永恒的父亲在前郭县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他妈则整天眉头紧锁，因为有五个淘气儿子，程永恒是老四。夏秋的傍晚，我们前后院的孩子常常玩“打游击”游戏，一伙人扮红军一伙人扮日军，我们通常说“好伙”和“坏伙”，在这种游戏程永恒的哥哥也参加，常常是“好伙”的司令、军长之类，我这种没有哥哥撑腰的参加游戏常常连排长班长都当不上。

　　我也常常到三道杠牟永山家去写作业，牟永山的姐姐叫牟永兰，小学六年一直是三道杠，上初中后又是班干部并入了共青团是有名的好孩子。我们在她家写作业，她常常凑近看看，并发表评论。有一次我在牟永山家写大字课作业，牟永兰问牟永山：“你们班谁的毛笔字写得最好？”牟永山说：“就属松奇了”。牟永兰说：“你把他写的字拿给我看看”。我很自豪地从书包拿出一本我写的大字。牟永兰翻看了几页说：“这就是你们班最好的字了，这写的叫什么呀？”我羞愧无地赶紧去新华书店去买字帖。时至今日，每当我练字时，每当我翻看《银行家》杂志社每年印制的我的书法挂历时，脑海里都清晰地浮现牟永兰撇嘴讥笑的轻蔑表情。牟永山性格温和，对同学友善，遇事很有主意。在小学六年中，他曾组织三次课余活动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一次是歼蛤蟆，一次是去畅游松花江，还有一次是过年前每人骑自行车到扶余去逛市场。歼蛤蟆是让每人准备个长竿，用粗铁丝将头轧扁磨成标枪形状绑在长竿上，每人扛一支雄赳赳地去孙喜窝棚一个差不多有八里地远位于前郭镇南的一个乡村。那个乡村边有许多生满芦苇的水塘，里面蛤蟆巨多，我和王大傻等每人都歼了很多蛤蟆，牟永山准备了小刀、食盐、火柴还有一小瓶豆油，我们把蛤蟆大腿割下，找来干柴草在野外拢火吃了一顿烤蛤蟆腿大餐。游松花江也是牟永山的主意，我们几个小伙伴当年都不游泳，到江里淹死怎么办？牟永山说：“每人买个篮球胆打足气后用网兜系在身上就是了。”我们如法炮制，还真是，往江里一跳想沉都沉不下去，那天我们从渡口跳下江去顺流而下，漂游了很远很远，多少年后我当了海军每年夏季7月15日至9月10日中午有两个小时的游泳训练后，我也时时想到牟永山带我们背个篮球胆漂流松花江的美好过程。骑自行车去扶余是因为在松花江畔，隔江相望的两个县扶余和前郭，因扶余立县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而前郭县是个后起的蒙古族自治县，扶余县无论在经济、文化、教育还是在市场繁荣程度方面都胜我们前郭县一筹，所以每年春节前，松花江封冻了，前郭县居民都有骑自行车到江北去办年货的习惯。牟永山说：“咱们小孩没钱，骑自行车去看看扶余市场凑凑热闹也是好的。”于是我们四五个孩子骑自行车第一次穿越松花江宽阔的冰面，在一平如镜的冰面上骑自行车，我们每个人都摔了好几次跤，而自行车每次倒地都会滑得很远，每人摔倒都会换得小伙伴们一阵开心的笑声，那种感觉既新奇又有趣。（未完待续）

　　王松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