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夫勒与互联网周刊

　　9月23日，“信息社会50人论坛”纪念托夫勒 & 论坛成立5周年座谈会上，我受邀做纪念托夫勒的主题发言。我想把托夫勒思想的精髓，概括在最简短的发言之内。首先想到的，就是“托夫勒之光”。

　　托夫勒这个人很神，他的思想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使他，而不是别人，首先发现第三次浪潮。这令人联想到，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芸芸众生，人们的思想都朝着一个方向，沿着“有”的方向，在“有”里边添加东西；而像托夫勒这样的“神”，思想是从“无”中生“有”，只有当他从“无”中指出“有”来之后，这种“有”，才像光一样，照亮人们。

　　像万有引力一样，第三次浪潮现在人人都觉得再平常不过，但退回到从前，把这么平常的道理第一个发现出来，并非人人能做到。托夫勒是怎么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这么个神级的人物呢？他的思想中有什么样的特质，让他如此与众不同呢？

　　我个人以及《互联网周刊》，得益于托夫勒，对此有一些感悟。在认识托夫勒之前，《互联网周刊》很长一个时期定位于未来学，希望发现未来。自从受教于托夫勒后，《互联网周刊》才把定位改为“领先半步”。我想讲讲其中的缘由。

　　那是十多年前。在凯宾斯基饭店，见托夫勒之前，脑子里转动着许多问题，唯一没过脑子的，就是开场白的寒暄。一握手，我说，您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未来学家。万没想到，托夫勒把手一甩，说了句，我不是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才是未来学家呢。我愣在那里。托夫勒随后语气缓和下来，解释说，我只是一个记者。随后在我的追问下，托夫勒进一步解释说，MIT那帮人（指尼葛洛庞帝媒体实验室的人）整天戴着头盔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脑子里想的都是现实中没有，未来才会出现的事情。而我是记者，记者只记录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只不过是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发现未来。

　　托夫勒跟我谈了很久，但其它都没有对我产生明显影响，因为那些是已知的，至少是意料之中的，但这个开场白，给我带来的震撼和影响，却终生难忘。最近，高红冰给我题了个词：“未来已至。”意思是，未来，不均匀地分布于过去和现在。其实就是托夫勒思想深处的东西。幻想没有发生的未来，是容易的，但未来学不是科幻。从现在长得一般高的草中，发现哪棵将来会长成参天大树，哪些只不过是杂草，才是真正难的。托夫勒预言的威力就在这里，他只不过老老实实描述过去和现在，未来就按他所说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悍然发生。我想，托夫勒不至于对MIT有什么意见，他不过是通过一种禅式的机锋，点化我应该从哪里入手发现未来。

　　这之后，《互联网周刊》的口号就变了，高邦仁提出“领先半步”，可以说深得托夫勒真传之妙。领先一步，多步，那些事情还没有发生，适合学生做梦。但对实际要把未来创造出来的人来说，领先半步的事情，是现实中已经发生的，这才是真正要抓住的。对一代又一代的《互联网周刊》记者，我有机会总向他们讲，什么是新闻？新闻不是在报道“这块地去年长了土豆，今年‘新’长了土豆”。《互联网周刊》的使命在于发现存在于今天的明天。因此他几乎与所有媒体都不一样，最关注的是：明天才有的事情，它在今天就发生了，而且可能在明天长大。

　　从今天发现明天，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什么是明天会长大的呢？有人会说，我怎么就分辨不出今天的草丛中哪个是树苗哪个是杂草呢？这涉及对什么现实更为合理的理解。

　　记得今年给互联网新秀发奖的时候，一位新星私下问我，“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搞互联网，成活概率大？”我想了想说：“获得大成功的，往往是价值观比较正的人。价值观正，不一定活得下来；但活下来的，几乎都是价值观正的人。”我向他解释说，搞互联网风险非常大，成功背后是有概率的，偏离合理这一基本面就会偏离成活的大概率。价值观不正，往往容易受到各种机会的诱惑而偏离正道，舍本逐末，导致合理概率急剧缩小。站在个人局部不觉得，但《互联网周刊》看了近二十年了，看多了，对此越来越清楚。

　　黑格尔对海涅讲过一句名言，合理的，必然成为现实的。《互联网周刊》把这个道理演绎为这样的行为艺术，我们把符合价值观的，理解为合理的。在现实中持续地、不屈不饶地发现符合互联网价值观的合理的现有事实，相信他们比那些投机取巧的现实，更有希望成为明天。

　　托夫勒在这方面，也给过我重要的提示。为了寻找合理的答案，我曾反复向托夫勒求证，浪潮可不可以理解为革命、否定。托夫勒一次又一次摇头，他坚持浪潮这个说法，他的夫人也插话帮忙，不同意用别的说法代替浪潮这个词。但浪潮是什么意思，这里出现了语言障碍。托夫勒也解释不清楚，干脆向我做起了波浪的手势。我知道浪潮是波浪，但波浪又是什么呢？这个比喻背后的正式义语含义是什么？

　　经过这么多年思考，我觉得托夫勒说的“浪潮”的实质意思，与学术上“扬弃”这个词的含义最为接近。扬弃是说既有肯定的一面，又有否定的一面，相当于有批判地继承，在继承中批判。波浪总是后浪推前浪，但后浪对前浪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如果是那样，第三次浪潮就太简单了，就搞成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成。现在许多投机分子，实在搞不懂互联网，就学文化大革命，来个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互联网金融中表现就特别明显，形式上激进，但内容上没什么新东西。对于浪潮来说，后浪对前浪是一种压倒、覆盖，又是一种继承、融入。这是比较难把握和践行的。

　　我个人对托夫勒的浪潮有一个另类理解，多年来一直在阐发。如果说，第三次浪潮对第二次浪潮是一种扬弃，第二次浪潮对第一次浪潮是一种扬弃；那么，第三次浪潮与第一次浪潮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关系。这也是理解历史合理性的一条重要线索。举例来说，个性化、体验，包括定制、在家办公这些被视为第三次浪潮的特征，又何尝不是第一次浪潮的典型特征呢？只不过第三次浪潮不是退回到第一次浪潮，而是在吸取了第二次浪潮社会化优点的基础上，在螺旋式上升的更高阶段，实现人的复归。

　　记得我曾与托夫勒聊起中国足球，我说在中国看足球，赢了输了，大家会激动地跑到街上去。您觉得这些东西是代表着一种好的现象趋势，还是说这是不值得提倡的。托夫勒夫妇都是足球迷，跟我讲看完墨西哥战胜洪都拉斯的比赛，也很兴奋。但托夫勒认为群体性的足球狂热不值得提倡，因为足球狂热属于群体的被动体验，而非个人化的主动参与。我当时就想到，中国的绘画、书法，都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与卡拉OK一样，看来托夫勒是不反对的。这说明对否定之否定的现象，托夫勒也是认可的。当然，同是第一次浪潮的现象，对宗教狂热，托夫勒则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可见，托夫勒的否定之否定里边，是有原则的。支持符合向前发展的，反对单纯回到过去的。

　　托夫勒之光来自这两个方面，是现实与合理基于历史发展的结合。

　　文/姜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