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伍卫平教授
“组织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流调工作,目的就是要把西藏所有县的包虫病流行状况摸清楚,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和治疗的措施。”在拉萨市曲水县督导工作会议现场,王国强用这样一句话总结西藏首次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工作的必要性。
此次调查工作将在西藏70个县区364个村进行,调查人数约为7.28万人。
一次大规模的流调活动背后,离不开相应的政策配套和技术方案做支撑。那么,此次流调活动技术方案的顶层设计依据是什么?该如何看待包虫病的存量和增量问题?疾控管理人员在管理病人时遇到的“处方权”问题该如何破解?
就上述问题,本刊记者对此次流调活动技术方案的参与者,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伍卫平教授进行专访。
民生周刊:在采访中有调研员提出,这次活动的重点应该为年龄在18岁以下的新发病例,原因在于这组病人预示着包虫病有流行的可能性,您个人怎么看这个观点?
伍卫平:这种提法可能有误。
包虫病是主要流行于牧区的疾病,是人兽共患的寄生虫病,主要在犬科动物与偶蹄类动物,或犬科动物与野生的鼠类之间传播,包虫病的流行程度与这些动物的种群数量以及感染的情况,与生产、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人群的卫生习惯,防治措施开展的情况等有关。
事实上,人在包虫病的传播中几乎不起作用,仅是受害者。
再者,在传播介质一定的情况下,所有人都易感染包虫病,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患病率相应增加,此次流调设计的调查对象年龄为2岁及2岁以上所有调查对象。另外,包虫病是慢性病,多数人不知道何时患病,通常在检查的时候才被发现,仅通过一次调查不能反映包虫病新发病例的情况,本次调查关注被调查人群中所有的病例,不区分是否为新发病例。
民生周刊:那该如何看待此次西藏包虫病流调的存量和增量问题?
伍卫平:包虫病的危害主要在于,影响人群的健康,导致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并且影响畜牧业的发展,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
根据文献报道,我国是目前包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国家,包虫病的防治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根据已经掌握的数据认为青藏高原地区是全球包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区域。2012年已经完成了全国其他地方包虫病流行情况的调查,但西藏因为没有能力开展此项调查而延误至今,从而影响西藏包虫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包虫病在全球范围内属于被忽略的疾病,但在中国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的方式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包虫病的防治,具体包括:犬的登记管理和驱虫,患者的筛查和治疗,屠宰的管理,健康教育,人员培训,提供相应的设备等。
此次流调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掌握西藏自治区包虫病流行程度和范围,为制定防治规划、实行分类指导、进行效果考核和全面推进西藏包虫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
民生周刊:此次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方案的设计依据是什么?设计亮点有哪些?
伍卫平:根据包虫病流行与牧业生产有关的特点,我们按照牧业、半农半牧、农业和城镇进行分层,而后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各县按人口数抽取调查村。其中人口数大于10万的县调查16个村,5万~10万的县调查8个村,1万~5万的县调查4个村,1万以下调查2个村,共计需调查364个村。每村调查200人,总共调查人数约为72800人,调查人数占人口数的2.86%。
设计亮点有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按照分层抽样的方法事先已完成了随机抽样,选定了调查点,严格限定调查的范围(调查范围以外的人群,可以参加检查,但不纳入统计范围),避免调查范围以外自觉患病的人群引起的偏倚。第二,对发现的病例,在初步B超诊断的基础上,将会再集中B超包虫病专家进行进一步的核对,以减少错误的诊断。第三,对中间宿主调查发现的病灶,将由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集中进行进一步的检查确认。由工作队的人员负责数据的录入和比对,减少了数据录入的错误。
民生周刊: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部分囊型包虫病患者在做手术后若干年后仍会复发。包虫病以前和现在的防治特点有何不同?具体方法是什么?
伍卫平:包虫病的治疗分为,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后再次发现病灶,存在几种情况。其一,手术中病灶没有清理干净,出现原位复发;其二,手术引起囊液外溢,导致种植,而复发;其三,再次感染出现新的病灶。前两种需要通过选定包虫病定点医院,开展手术培训,提高手术的技术水平,加以避免。后一种,通过采取犬驱虫,加强屠宰管理和个人防护等防治措施,进行避免。
民生周刊:在当雄县采访中,我们遇到一个案例,该患者在服用疾控人员给的阿苯达唑片剂时出现过敏症状,因抢救及时无大碍。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地方疾控管理人员在防治包虫病时所面临的“处方权”问题?寄生虫病防治有无具体行为指南以豁免或规避潜在风险?
伍卫平:服用阿苯达唑具有一定的毒副反应,主要为轻度头痛、头晕、胃部不适、食欲不振、恶心、腹泻、皮肤瘙痒、肝区针刺样疼痛等,个别重度反应的患者会有肝肾功能的损害。国家卫计委(原卫生部)2007年发布的《包虫病药物治疗技术方案》中,要求对患者的治疗进行随访和复查,并针对出现的副反应进行相应的处理。各地已经注意到患者诊断的资质和治疗的“处方权”等问题,已经在逐步改由各地医疗部门负责,但仍需要加快推进此项工作职责的转移。
《民生周刊》记者 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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