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税控烟（二）

　　城市控烟：一场政府引领的“群众运动”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对于一座决心控烟的城市而言，政府的重视是推进控烟的前提，政府的行动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百姓的理解、认同、支持和监督显得十分重要。随着健康理念的深入人心，城市控烟，这场由政府引领的“群众运动”，正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展

　　“劝君要戒烟啊，戒掉这坏习惯，别小看一支烟，吸下了大祸患呦！”这是吉林省长春市发布的首支中、英文版本《戒烟歌》中的一段唱词。去年5月29日晚，在第28个“世界无烟日”到来之际，长春市专门举办了一场大型控烟公益晚会，当地35位人大代表以现场登台演唱的方式发布了这支歌。

　　此时，距离《长春市防止烟草烟雾危害办法》的正式实施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有控烟专家称于2014年3月推出的该办法是当时最为刚性的地方控烟立法。该办法颁布后，政府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快控烟进程，积极发挥群众的参与热情，开展了很多控烟公益活动。

　　作为《长春市防止烟草烟雾危害办法》的示范群体之一，政府公务员的控烟表率义务被写进了法律法规中。在发布了长春市首支《戒烟歌》的大型控烟公益晚会上，来自长春市卫计委的22名公务员现场表演了诗朗诵《控烟有我公务员》。除了人大代表、公务员外，受邀参加这场控烟公益晚会的，还有医生、教师、媒体记者以及学生群体。

　　在全球范围内，控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世界各国不仅会在每年的“世界无烟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还会在不同时期展开不同的控烟“攻势”。即便如此，政府控烟立法和执法还是很有可能会遭遇阻力，公共场所实施控烟更是要花费大量成本和时间。

　　对于一座决心控烟的城市而言，政府的重视是推进控烟的前提，政府的行动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996年8月，长春市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长春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但执行了17年，实际效果却并不显著。2012年12月11日，长春市无烟立法启动会在市政府举行，长春市政府作出承诺，阐述了长春市对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尊重和遵循，表明了要通过强有力的立法，加强烟草控制、防止烟草烟雾危害的态度和决心。除了政府部门的积极努力，老百姓也在为控烟而努力尝试，以健康、时尚为理念的无烟婚礼赢得了不少年轻人的欢迎，而就在《戒烟歌》拉开了长春禁烟行动新高潮的两个月后，市民们又跳起了自己编排的“戒烟广场舞”，正在戒烟和逐渐加入到戒烟队伍中的人，在这座城市里，变得越来越多。

　　目前，城市控烟，这场由政府引领的“群众运动”，正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展，和长春一样，先后加入“无烟城市—盖茨中国控烟项目”的还有上海、唐山、无锡、长沙、克拉玛依、苏州、杭州、武汉、成都、西安等21个城市。目前制定了地方性控烟条例的城市也已经达到18个。

　　中国控烟“持久战”

　　中国的城市控烟行动并非在近几年才广泛开展。“其实在1995年前后，中国就有一轮控烟热潮，当时150多个城市有了自己的地方法规，并且也已经在国际、国内航班上成功禁烟。”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杨功焕向《小康》杂志社记者介绍道。在她看来，关注城市控烟项目，首先要了解并熟悉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的内容。

　　《公约》是2003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世界卫生组织192个成员一致通过的世界第一个旨在限制全球烟草和烟草制品的公约。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主持达成的第一个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全球性公约，也是针对烟草的第一个世界范围多边协议，为在全球控制烟草危害、共同维护人类健康提供了法律框架。中国政府于2003年11月10日签署了《公约》，成为该《公约》的第77个签约国。《公约》于2006年1月在中国正式生效，被视为中国烟草控制的里程碑。

　　《公约》第8条明确要求，“每一缔约方在国家法律规定的现有国家管辖权限内，采取和实行有效的立法、实施、行政和/或其他措施，以防止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适当时，包括其他公共场所接触烟草烟雾。”

　　“2008年，缔约国大会通过执行《公约》第8条的指南，要求《公约》生效5年后，对公众提供普遍保护，防止二手烟暴露。”杨功焕介绍说，根据《公约》，各缔约国立法，实现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由于“接触烟草烟雾没有安全程度可言”，根据联合国宪章，人民享有最高水平的健康权利，所以立法内容中有两个基本要求，即100%的无烟环境和所有人都应受到保护，“这个要求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文中就是：不能设立吸烟区，室内环境不能有例外。而1995年前后的中国控烟热潮距离这个要求的差距就比较大。在室内工作场所、餐厅、酒吧等场所禁烟都觉得难度大。”

　　虽然控烟行动并不容易，但一座座中国城市为控烟所作出的努力却并未停止。中国的城市控烟行动，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一样，是一场并不容易的“持久战”。

　　2007年4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等单位共同启动了旨在减少中国被动吸烟的“迈向无烟中国”控烟项目，在中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个城市项目点和20个县域农村项目点开展控烟干预活动。杨功焕认为，在推动立法前，要重点在医生、公共卫生专家、政府官员、媒体、民众等各类人群中普及思想，因为“如果没有普及，立法中要推动控烟要求写入法规就会十分困难”。正因为此，在“迈向无烟中国”项目中创作的“送烟就是送危害”的视频、宣传图片、对联等均已在网上广泛流传，通过无烟医院、无烟学校、无烟工作场所等的创立，民众也逐步接受了预防二手烟、必须100%禁止在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吸烟的理念。

　　“迈向无烟中国”控烟项目启动两年之后，由Bloomberg基金支持、由中国CDC组织协调的“城市无烟立法”项目启动，哈尔滨、沈阳、天津、重庆、深圳、南昌、兰州等地纷纷开展起了以推动地方立法为主要目标的项目。“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哈尔滨首先出台了符合《公约》精神的预防二手烟的地方法规，随后，天津、深圳和兰州都相继出台了地方法规。”在杨功焕看来，这在中国推动无烟立法的历程中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些地方法规基本体现了100%无烟，不设吸烟室，政府单间办公室也要禁止吸烟，餐厅、酒吧都包括在内。尤其是立法稍晚一点的深圳，法规限制吸烟场所的范围更广泛。”

　　城市，能把烟掐掉吗？

　　就在“城市无烟立法”项目启动的2009年，另外一个致力于“在青少年和妇女中开展预防吸烟的活动，在成年人和年轻人中促进戒烟，以及消除环境烟草烟雾造成的危害”的项目在青岛拉开序幕。这个项目便是近两年来发布了《戒烟歌》并在城市控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的长春市所参与的“无烟城市-盖茨中国控烟项目”(以下简称为“无烟城市项目”)。

　　据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克安介绍，“无烟城市项目”是美国艾默瑞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所长、前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杰福瑞·考普兰博士获得比尔盖茨基金会支持，在中国开展的烟草控制项目，上海、无锡、长沙、宁波、洛阳、青岛、唐山成为第一批入选城市，中国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则作为该项目的中国合作方，来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

　　“无烟城市项目”将连续3年，每年向各个城市提供资助，此外还将提供管理、监督、技术支持和培训等服务。在2009年6月23日举行的启动仪式上，前述七个城市政府的代表重申了此前签署的承诺书，表示坚定支持控烟活动，他们将通过政府引导、大众宣传、建章立制、社会动员等措施，动员全社会人人参与其中，真正做到远离烟草。

　　长春市是在2010年7月成为“无烟城市项目”第二批入选城市的，据长春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公开消息，长春市无烟城市创建活动的序幕正是由此而拉开的。2011年1月11日，“无烟城市项目”第二期在杭州启动，和长春一起入选的另外九个城市是：杭州、大连、巴彦淖尔、克拉玛依、苏州、南宁、南京、银川、鞍山。这十个项目城市将在两年的项目期内选择各自的侧重点开展控烟工作。例如杭州的计划是在两年内创建至少30家室内的餐馆和酒店。

　　杰福瑞·考普兰博士在第二期项目的启动大会上表示，“无烟城市项目”的总目标是提升城市的控烟能力，减少由于烟草使用而导致卫生、社会、环境和经济的负担，由于各个城市所处的经济条件和城市生活水平及市民所受的教育水平不同等因素，各个入选城市开展的项目并不同，有的选择在综合医院、妇幼保健医院内开展减少孕妇二手烟暴露健康教育项目，有的选择在学校开展无烟学校项目，或在政府机关开展无烟行动等，杭州申请获准开展的项目是“宾馆饭店无烟行动”。

　　“做‘无烟城市项目’，其实就是在培育土壤。”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说，“不一定参与了这个项目的城市就能马上立法，但一个法规的诞生肯定是需要有基础的。”

　　15年前，主动要求辞去中国预防科学院副院长职位、参加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为新探)工作的吴宜群致力于开展倡导大众健康生活方面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吴宜群还并没有想过她以后的工作、生活会和控烟紧密联系在一起。2004年，新探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举办专家、媒体研讨会，分析中国控烟现状与即将在中国生效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差距并发布了积极履约的“北京宣言”。这个项目取得的成绩扩展了新探的工作范围，从此控烟政策倡导和传播成为新探的主要工作领域。

　　经过对国内外控烟信息的学习，在国内开展控烟工作的实践中，新探人认识到，吸烟就是慢性自杀，病程特别长，消耗的医疗资源非常大，患病后人也会很痛苦。“控烟不抓、后患无穷，特别是青少年吸烟问题危害更甚。”吴宜群介绍说。

　　对于“无烟城市项目”的开展，王克安说有三个方面的期待，一是让公众了解吸烟和二手烟对于健康造成的危害，预防青少年吸烟，二是保护公众不要受到二手烟暴露的危害，倡导控烟立法；三是鼓励吸烟者戒烟。希望逐步改变不良的社会习俗，比如见面时先递一支烟、请客人吸烟、结婚时摆烟、将烟作为礼品等，倡导不敬烟、不送烟、不吸烟。

　　令人欣慰的是，阶段性成果在2013年年初便显现出来，在“无烟城市项目”的推动下，鞍山和克拉玛依已出台接近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长春、青岛、唐山无烟法规纳入2013年立法计划；南京、南宁、无锡和巴彦淖尔无烟法规已递交当地法制办审议。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这些城市中有6个城市已经立法。除推动各地出台控烟相关政策法规外，“无烟城市项目”还发动志愿者和督导员，合作开展宣传教育和控烟监督活动；创建了包括医疗机构、政府机构以及无烟企业和学校等在内的4500多个无烟环境试点单位；通过开展无烟婚礼、警示图形上烟包巡展、控烟知识竞赛、戒烟大赛等倡导活动，推动了吸烟陋习的改变。

　　“既要有政府的决心，也要有百姓的支持”

　　去年6月，在17个城市成功开展“无烟城市项目”的基础上，同样的美方团队以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名义，与新探中心继续合作，进一步扩展了该项目，通过以城市为基础的项目活动来支持有效的、负责的和可持续的烟草使用预防和控制措施，针对各项目城市的特殊需求，解决所面临的烟草控制问题。2015年新的项目城市包括西安、成都、重庆、厦门、武汉等5城市。

　　在今年9月底召开的第十一届亚太控烟大会上，《小康》杂志社记者对乔治亚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控烟伙伴项目执行主任帕美拉·B·瑞德曼进行了专访。在她看来，对于烟草控制方面，中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几乎是烟草传播流行的中心之一，中国的烟草种植量、香烟产量和消费量，以及烟草行业的总利润都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中国也拥有最多数量的烟民，所以理所当然，如果想要对全球的公共卫生带来正面的影响，首先便需要关注中国的情况。

　　对于项目城市的选择，帕美拉·B·瑞德曼表示，希望找到那些能够对整个中国产生影响的，已经准备好在烟草控制方面进行转变，同时也有政府支持的城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控烟行动中是非常重要的。”她说。

　　对于政府支持的重要性，王克安和吴宜群给予了充分肯定。王克安觉得目前先后参与过该项目的三批共22个城市的市政府积极性都非常高，“要是不积极，我们也不会考虑选为项目城市。政府必须意识到控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为了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有效预防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将健康教育和控烟立法结合起来，可以加快控烟进程。”王克安强调说，“‘无烟城市项目’的推进，一定要取得当地政府和领导的支持，这很关键，因为控烟也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而不是单纯的卫生系统的工作。控烟不仅有关健康，还与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密不可分，控烟和创建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健康城市都是有关系的。”吴宜群也认为，控烟必须要有政府的推动，“政府的决策者必须以身作则，媒体倡导也十分重要。”同时她也指出，“‘无烟城市项目’的开展，其实就是想培育具有良好无烟环境氛围的示范点，然后向全国推广。创建无烟环境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

　　“创建‘无烟城市’，既要有政府的决心，也要有百姓的支持。”杨功焕称。

　　对于百姓的支持，王克安显得非常自信，他告诉记者，现在的老百姓对于健康都非常关心，因此对于控烟立法，在很多地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的支持率都达到80%以上，而且实践证明，公众遵守控烟法规的自觉性也不可低估。“很多吸烟的人也支持控烟。一些市政府的领导干部、学校的校长、医院的院长，在参与‘无烟城市项目’之后，带头戒了烟，做出了表率。”

　　今年8月底至9月初，《小康》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公众控烟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八成(84.6%)受访者表示愿意以实际行动支持自己所在的城市创建“无烟城市”，其中47.9%的人表示“非常支持”，36.7%的人表示“比较支持”；12.1%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支持”；表示“完全没必要”的受访者仅占比2.5%；另外0.8%的受访者则觉得“与我无关，无所谓”。

　　国人心目中的最佳“无烟城市”：上海

　　在“公众控烟意愿调查”中，《小康》杂志社还请受访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在参与“无烟城市项目”的22个城市中，选出了他们心目中五个最名副其实的“无烟城市”，调查结果显示，上海排名第一，杭州位列第二，厦门、青岛、苏州分列第三至五位。

　　杨功焕也向记者提到了上海的表现，“上海2010年制定了《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正案(草案)》，当时没有把室内工作场所、办公室包括在内，在无烟环境立法大潮下，今年开始积极地修订法规。”在杨功焕看来，过去几年，上海法规的执行还是不错的，比起其他城市要好很多。

　　“在不同阶段，很多城市都对中国的无烟环境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杨功焕举例说，哈尔滨第一个出台了符合《公约》第8条精神的地方法规，尤其在一个北方城市，为中国的无烟法规中保证“100%无烟”起到了非常好的表率作用，是里程碑式的行动；深圳不仅法规符合《公约》精神，而且在法规的履行中，执行非常好，在行动上证明了“严格的法规是可以有效执行的”；北京的最严法规和有效执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立法，虽然现在全国立法还没有实现，但是在中国已经形成了热潮，“所以在中国无烟环境推动中，所有的城市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当然有些城市推动地方立法暂时还没有成功，但是他们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的。”

　　不过，杨功焕也指出，也有很多城市虽然有法规，但却存在着执行不力的问题，其中的原因包括缺乏执行队伍，缺乏资金，而更重要的是执法不透明，没有提供公共平台，供老百姓和媒体监督，不知道执行情况如何，如何对待举报情况，等等。她特别强调，在创建无烟城市的过程中，社会的理解和认同非常重要，而立法、执法也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我们首先需要传递信息，让老百姓了解二手烟的危害，必须100%地禁止在室内场所吸烟，才能有效保护所有人的健康；出台一部有效的法规才有基础，也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一个社会总会有人违法，如果不能有效执法，这个法规就没有威严，就不能真正有效执行。百姓的理解、认同、支持和监督十分重要，只有老百姓意识到这样的法规是在保护自己的健康，认同度才会增高。”

　　专程来中国参加第十一届亚太控烟大会的帕美拉·B·瑞德曼看到，参与“无烟城市项目”第一期和第二期的17个城市都已经在部分场合实行禁烟，包括医院、学校、公共交通、宗教场所等，其中6个城市已经实行了全城公共场所禁烟，“这是我们努力在所有城市都要逐步实现的目标。”她发现，目前中国的街道上还是有很多人在吸烟，“希望有朝一日无烟化能够成为常态，而不再是某个地区的特殊规范。”(《小康》记者于靖园、刘源隆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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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如何打造“无烟城市”？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国际上执行‘无烟城市’的成功案例太多了！”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杨功焕介绍道，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第8条的要求，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除了这一条的明确规定外，其执行指标重点考察16个场所，包括政府大楼、医疗卫生机构、除大学外的教育机构、大学、私人企业的工作场所、航空器、火车、地面公共交通工具、船舶、工作场所使用的机动车、私人汽车、文化设施、购物中心、酒吧、夜总会、餐厅。

　　“《公约》第8条的总的执行率为84%，也就是说，84%的《公约》缔约国都在有效履行《公约》，在餐厅等场所禁烟的国家比例低一些，但也达到了50%以上。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资料，已经有128个国家都采取了无烟环境立法，其中49个国家通过了在所有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中全面禁烟的法规。”杨功焕举例称，例如挪威，全国立法禁止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工作场所吸烟，此外，该国最近又修订了法规，禁止在学校的所有空间吸烟；加拿大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均禁止在公园、室外游乐场等地吸烟；俄罗斯于2013年出台了《保护公众健康免受烟草危害法》，该法分三个阶段实施，明年1月1日起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将对所有烟草制品的生产、烟草产品的进出口、烟草制品的批发及零售额进行登记和核算，严格的执法使俄罗斯人群的吸烟率已经有了明显下降。

　　不吸烟：健康能获多少利？

　　文|《小康》记者 刘源隆 北京报道

　　对已实施控烟立法城市的健康效益的评估测算表明，帮助吸烟者戒烟是慢病控制的重点，无论戒烟时间长短，都会产生健康效益

　　中国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第77个签约国，承诺在《公约》生效后的五年内，即从2011年1月9日起，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全面禁烟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的确很难。“通过行政、经济手段控烟，减少烟草的流行，包括提高烟草税、出台公共场所禁烟条例等，是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的。但为了实现‘健康中国’的愿景，完全戒除吸烟造成的健康危害，我还是希望广大烟民能够真正明确吸烟的危害，下定决心戒除烟瘾。”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教授沈雁英语重心长地说道。

　　吸烟危害的不仅是健康，还有生命

　　关于吸烟危害的研究，实际上进行了将近一百年了。最早关于吸烟危害的研究，是从中国的药理学家吕富华开始的。1933年，吕富华留学德国，他在佛莱堡大学从事实验病理学工作，首次以实验证明烟焦油的致癌性。

　　以后，吸烟危害的研究一直进入到医学领域，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发现吸烟带来的危害非常严重。沈雁英向记者简要介绍了吸烟对健康带来的危害。她表示，烟草烟雾中含有4000多种化学物质，其中许多是有毒有害物质。这些物质可随烟草烟雾到达肺泡深部，迅速被人体吸收并危害健康。

　　首先，吸烟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响最为直接，这些疾病包括呼吸困难、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病(慢阻肺)等。吸烟者患慢阻肺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12～13倍。被动吸烟可显著增加儿童患哮喘和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吸烟还会引发多种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脑卒中等。一些研究显示，吸烟者死于冠心病的风险为非吸烟者的2倍，而死于中风的风险为不吸烟者的2～4倍。此外，吸烟还可引发腹主动脉瘤等其他心血管疾病。

　　现在已经确定，烟草烟雾中有60多种化学物质是致癌物质，可以引发肺癌、口腔癌、咽喉癌、食管癌、胃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血友病、宫颈癌等。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死于肺癌的风险升高了6～13倍，死于膀胱癌的风险升高了1倍，而死于食管癌的风险升高了3倍。

　　吸烟和被动吸烟还会损害体内几乎所有的器官，导致不孕、新生儿低体重和猝死、白内障、男性勃起功能障碍、骨质疏松、消化道溃疡等等。“这些危害我们在做健康教育时会反反复复地说，就是希望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鼓励广大烟民去戒烟。”谈到这里，沈雁英非常严肃地强调，“在死亡率最高的几项原因当中，可能只有交通事故和艾滋病跟吸烟无关，其他都跟吸烟有关。”

　　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全球控烟研究所中国分中心主任杨功焕正带领团队对已实施控烟立法城市的健康效益进行评估测算，据她介绍，帮助吸烟者戒烟是慢病控制的重点。无论戒烟时间长短，都会产生健康效益。

　　戒烟20分钟，健康效益为心率变缓、血压下降；戒烟12小时内，血液中一氧化碳水平降至正常；戒烟2至12周，循环系统发生变化，肺功能增强；戒烟1至9个月，咳嗽和气短的症状会缓解；戒烟1年，发生冠心病的风险会降至普通吸烟者的一半；戒烟5至15年，发生脑中风与冠心病的风险会和非吸烟者类似；戒烟10年者，发生口腔癌、咽喉癌等其他多种癌症的风险也将大幅降低。

　　“我们在测算健康效益时，不会单独只做控烟手段一项，还会对戒烟门诊的效果进行评估。”杨功焕说。但是她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目前全国800余个戒烟门诊的“生意”很是冷淡。

　　被冷落的戒烟门诊

　　随着去年控烟条例的实施，北京的一些戒烟门诊似乎出现了由冷转热的趋势。9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以下简称为朝阳医院)，这里有着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戒烟门诊，它设立于1996年。在这个每天都接待大量病人的三甲医院里，戒烟门诊与其它科室相比显得非常冷清。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副研究员、朝阳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梁立荣是朝阳医院戒烟门诊的主要负责人，据她介绍，控烟令实施后，戒烟门诊每天的就诊人数比原来还多了不少。

　　全面禁烟之前，戒烟门诊每周的门诊量仅为4至5人，《条例》颁布当月，日均门诊量达7至8人。“后来每天十多人成为常态，现在月门诊量通常在120人以上。”梁立荣表示，“即便用现在的最低量与之前的最高情况对比，门诊量也翻了三倍。”与其他医院相比，朝阳医院戒烟门诊的接诊量确实已经算是多的了，但还有医院不是每天开诊，一星期也就2至3个半天。“全国有三亿烟民，北京也有约400万，每天才能看几个呀！”

　　调查显示，北京目前有419万吸烟者，其中仅有22.3%的人在过去12个月内至少尝试过一次戒烟。而与有戒烟意愿的烟民相比，到门诊求助的患者实在少之又少，沈雁英总结说一般去戒烟门诊的三类人最多，“为了生孩子的年轻人，有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的中年人，还有就是得了癌症的老年人。”

　　近些年来，全国各地每年都会有戒烟门诊的报道，苏州、合肥、海口等地的媒体报道称一些医院的戒烟门诊因为门诊量实在太低而出现关停的现象。

　　“这还是源自人们对戒烟门诊的不信任。”沈雁英认为这是戒烟门诊门庭冷落最主要的原因。

　　首先，很多人认为戒烟门诊就是以药物治疗为主，其实戒烟药物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而且长期吃戒烟药对身体健康也有影响。其次，大部分戒烟者都希望借助自己的毅力进行戒烟，“可是每一个戒烟者都要知道，当开始戒烟后，会面临身心双重的压力考验，烦燥不安、偏执、失眠、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痛、咳嗽、喉咙痛、便秘、胃疼、口干、口舌疼痛以及胸闷等，因此，这就需要通过戒烟门诊，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和药物辅助治疗。”

　　吸烟是成瘾性疾病

　　许多烟民都有戒烟失败的经历，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吸烟，或者说尼古丁依赖其实是一种成瘾性疾病。”沈雁英在戒烟门诊出诊时曾帮助过不少病人戒烟，她从事戒烟健康教育工作也有近20年了，因此深知控烟与戒烟的难处。“美国一项调查显示，烟民平均需要戒烟13次才能成功。”

　　今年2月26日至28日，由北京市控烟协会联合朝阳医院举办了首届“戒烟冬令营”，主办方根据报名者的烟量、烟龄、曾戒烟次数等条件，筛选出了18位营员。在2天半的活动期间，朝阳医院戒烟门诊的医生为营员进行了体检、烟瘾程度评估，进行戒烟科普讲座，并为每位营员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戒烟冬令营”结束后，朝阳医院戒烟门诊的医生对所有营员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随访管理，到三个月时能达到持续7天以上不吸烟并使用呼出气一氧化碳检测验证戒烟成功者共14人，戒烟成功率高达77.8%，4名未戒烟成功者烟量也已明显下降至每日1至3支。

　　北京市控烟协会秘书长崔小波对于这次“戒烟冬令营”所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欣喜，“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三种戒烟方法，不同情况的患者就要采取不同的方法，烟瘾不是很大的人，单靠意志力戒烟是可以的，而大部分的患者需要心理干预和药物辅助。”

　　这次“戒烟冬令营”就是采用心理干预配合药物辅助的方法，崔小波举了一个例子：“将患者分为两组，他们互相之间打擂台，完成戒烟计划的，协会发给红包，没有达到计划的，要给另一队人发红包。”

　　源于这次“戒烟冬令营”超高的戒烟成功率，北京市控烟协会新一阶段的戒烟公益活动——“戒烟邮轮”于8月正式开航，崔小波希望将成功的经验在全国推广。

　　重税“来袭”：取之于烟用之于烟

　　文|李炜光

　　世界各国对烟草这一特殊行业普遍实行重税政策，实践证明，以税控烟基本上是成功的，应将从这个方面得来的财政收入专款用于公共卫生、控烟宣传和戒除烟瘾等方面，使其专门服务于控烟的政策目标

　　中国人爱吸烟是出了名的，烟叶产量和消费总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烟草最早出现，是在中美洲的祭祀仪式上。阿兹特克人在焚香仪式上点燃干草叶，吸入燃烧产生的烟气。或许当时使用的草叶碰巧是某种上好的烟草，人们慢慢离不开这类烟熏火燎，用玉米苞叶包裹烟叶的“卷烟”和可以含在嘴里吞云吐雾的烟斗、烟袋都随之出现了。

　　烟草是从16世纪初传播到欧洲的，先是西班牙、葡萄牙，然后是法国、英国。进入东方，则是西班牙人穿越太平洋，于1575年前后将烟草带到吕宋国(菲律宾)，之后又传播到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最北端的约克角半岛，1814年前后传到新西兰。

　　烟草传入中国并不早，大致在明万历年间，进入路线有菲律宾、南洋、朝鲜、俄罗斯等说法。也有人认为烟草起源于中国，如赵翼在《陔馀丛考》中云：“唐诗云，相思若烟草，似唐时已有服之者。”但据国外学者考证，中国文献记载的“烟”，都不是烟草属植物。

　　烟草在中国，虽然各朝均有禁控政策，但作为一种新的嗜好品依然在民间普及开来，常使官府的禁烟令变成一纸空文。烟草种植最初只在福建、广东一带，自乾隆时代起，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到更多省份，对农村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

　　清代对烟草仅征收常关税，部分地区专设烟厘或烟酒税，但税率一般很低。甲午战败和《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向各省增加摊派，继而将海关税、常关税等作为赔款抵押，各地烟草税率因而有所提高。但一直到清末，烟草税总体上仍然不高。如烟叶和烟丝运销外省，税率只有10%～15%，卷烟税率则更低。这以后的民国一直到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主要实行烟草公卖和专卖政策，将其作为政府财源之一，以税控烟则一直没有成为政策的关注点。其结果，一是错过了一个大好税源，二是导致瘾君子泛滥，影响一直达于今天。

　　据统计，我国烟民的数量始终维持在3亿以上，每年约有14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这一数字亦堪称世界最高。世界卫生组织2012年发布的报告称，自2002年到2012年，中国的卷烟产量增加了近50%，占全球产量的43%。中国的烟草制品税率低于西太区和世界平均水平，为43.4%。而国际上卷烟税率的中数范围为65%～70%。

　　显然，世界各国对烟草这一特殊行业普遍实行重税政策。如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香烟价格都高于我国数倍，其中税负占了大头。有调查显示，烟草税每提高10%，烟草消费量就会减少4%，高税会使更多的人放弃吸烟或减少吸烟量，其中低收入者对价格的反应更加敏感。由于实施控烟，全球吸烟率从1980年的41%下降到2012年的31%，以税控烟基本上是成功的。

　　当然也有反对者，认为吸烟成瘾者对烟草的需求属于“刚需”，对高税导致的高价并不怎么敏感，以税控烟对他们便是无效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并不能否定价格在人们决定自己是否吸烟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至少，高税、高价可以阻止更多的人加入吸烟者群体。

　　消费税在性质上属于矫正税，所以应将从这个方面得来的财政收入专款用于公共卫生、控烟宣传和戒除烟瘾等方面，使其专门服务于控烟的政策目标。

　　有人把控烟与反控烟双方比作两支球队比赛，这样的比喻有点意思。不过与反控烟队相比，控烟队只能算作一支弱队，因为人家有烟草行业和政府财政利益的加盟，之所以还能跟强队较量一番，只是借助了世界禁烟潮流和行为的正当性。希望在哪里呢？一是要制定有利于控烟的游戏规则，对强势一方给予必要的规制；二是加大控烟投入，将其打造成一支强队，同时吸引更多的观众加入控烟啦啦队，如此才有机会战而胜之。(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如何让“吸烟有害”触目惊心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控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话题，世界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展开不同的控烟“攻势”，其中尤为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让“吸烟有害”显得触目惊心

　　在新加坡，不吸烟是国民守则，政策规定，学校不录取吸烟的学生，汽车司机吸烟也要被吊销驾驶执照；在荷兰，在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设施中严禁吸烟，80多万人发誓在2004年戒烟；匈牙利吸烟者必须交纳“吸烟税”，征集的税金全部作消防用；沙特阿拉伯政府成立了反吸烟委员会，规定今后凡尼古丁超过一毫克的香烟不准进口……

　　控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话题。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烟草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视，1987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世界无烟日”，并于1988年开始执行。1989年起，“世界无烟日”改为每年的5月31日。此后，世界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无烟日宣传活动，并在不同时期展开不同的控烟“攻势”。

　　如今，在美国，公共场所是不能抽烟的。因而，在商店、超市、公共厕所、图书馆、飞机场、旅馆、饭店……既看不到任何人抽烟，也闻不到一点烟味。

　　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2015年1月至3月，美国成年人当中吸烟者比例已从1997年的24.7%降低到15.2%。”美国自1965年开始调查吸烟率，当时美国成年人吸烟率高达42%，但此后40年间大幅下降，在2004年至2009年间曾停滞在21%左右。2009年以来再次稳定下降，2013年美国成人吸烟率为17.8%，而2014年为16.8%。

　　在美国罗斯威尔帕克癌症研究所肿瘤学助理教授Maciej L.Goniewicz看来，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发动教育活动、宣传吸烟的健康危害、敦促娱乐业在影视画面中不要渲染“吸烟很酷”的形象、大幅提高烟草税是达到良好控烟效果的几个关键措施。尤其是提高烟草税，让香烟价格昂贵到普通人望而却步。“在纽约，最便宜的一包万宝路香烟都要13美金，还是不含税的价格。”Maciej L.Goniewicz对《小康》记者说道。

　　除此之外，美国国会2009年通过了一项法律，授予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管制烟草制品生产、营销和销售的权限。该法律包括：要求文字和图片的健康警示占烟盒正反面上部的50%，文字警示占无烟烟草制品包装正反面上部的30%；禁止使用“淡味”“柔和”和“低焦油”等误导性词语，严格管制所有其他与健康相关的说法。

　　这样的做法也一直在泰国实行着。泰国售卖的香烟烟盒上大面积“吸烟有害”的宣传图触目惊心。这些宣传图案大多都是吸烟之后可能导致的各种疾病，通过这种直接的方式提醒人们吸烟对肺部、牙齿等部位有危害。泰国卫生部烟草消费控制局局长班提表示，除了增加香烟税这一主要限制措施之外，泰国政府从多年前开始采取的在烟盒上增加警示图案的做法收到了非常大的成效，事实证明，图案带来直接的感观刺激要比单纯的语言提醒更加有效。泰国法律规定绝对不允许向低于20岁的青少年销售香烟，而且，也不允许烟草企业、媒体做烟草广告。

　　泰国玛希敦大学烟草控制研究与管理中心主任诗丽婉介绍说，泰国政府一直以来在控烟方面采取的是一种“三角移山”的政策，也就是由政府、学术机构以及民间共同合作的方式来控制烟草消费。“由政府部门负责出台政策，专业学术机构负责知识普及以及在政策框架内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第三方就是社会力量，包括各社区和民间团体，由各方合作来共同推进这一措施。”

　　说起警示语，追根溯源，加拿大其实是第一个要求在卷烟盒上展示图片警语的国家，该国制作了16种英语和法语警语，这些形象必须展示在卷烟盒正面和反面上部50%的地方。欧盟准备了42个不同的警告语，其中的主要部分是图片。而由澳大利亚卫生部门所提供的图片共有14张，它向公众展示了由吸烟引发的各种绝症——包括肺病患者灰黑色的肺、梗塞的血管、长满瘤的口腔、腐烂的舌头等。这些图片的共同特点是色彩鲜艳，内容生动，看后让人不寒而栗。

　　立法与提税：德国强势禁烟的利器

　　文|《小康》特约记者 晁珊珊 德国波鸿报道

　　想在德国做一个“烟民”并不舒服，《德国不吸烟者保护法》自2007年9月1日开始全面实行，许多曾经允许吸烟的公共场合开始严格禁烟，此外，由于历届政府都在不断地提高烟草税，德国的香烟价格足以用惊人来形容

　　39岁的亚历山大住在德国北威州，每天早上七点钟准时从埃森出发乘火车到科隆工作。亚历山大习惯提前十分钟到埃森车站一个远离人群的位置等车，在这里，一个用黄线在地上圈起的四五平方米左右的区域，成了他的固定位置。他把咖啡放在黄色区域中间的平台上，站在几个吞云吐雾的人中间，从前胸的衬衫兜里掏出一个铁烟盒，点上一支香烟，开始了他一天并不很自由的“烟草生活”。

　　不吸烟者受到了“法”的保护

　　由于政府的各种禁烟措施，想在德国做一个“烟民”其实并不是很舒服。亚历山大吸烟的黄色区域叫做“Rauchenbereich”，整个火车站除了这里，就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吸烟的地方了。但这个吸烟区并不存在于德国所有的火车站，很多小站就没有设置这样的区域。

　　2007年9月1日，《德国不吸烟者保护法》(Nichtraucherschutzgesetze in Deutschland)在德国全面实行。之前允许吸烟的公共场合，比如火车、出租车和政府部门等，开始实行严格的禁烟措施。如果吸烟者被发现在禁烟区域吸烟，将会被处以最少40欧元(约合人民币300元左右)的罚款，情节严重者会被带到警局依法处理。

　　在德国，不同州的禁烟政策并不相同，相同政策推行的时间也不同。以学校禁烟为例，2005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州(Schleswig-Holstein)的所有学校全面禁烟；拜仁州(Bayern)在2006年、2007年推行的法律规定，学校的禁烟政策对于所有教职人员、学生和学校来访人员一视同仁，所有的违反者都将受到法律制裁；在柏林(Berlin)，类似的法律在2005年、2006年开始推行，如果教职人员在工作期间想要吸烟，必须离开他的工作区域，进入吸烟区或者吸烟室；在莱茵兰-法尔次州(Rheinland-Pfalz)，学校禁烟政策直到2008年2月15日才开始正式施行。

　　引起关注的还有2012年在北威州(Nordrhein-Westfalen)出台的一项“餐饮业禁烟政策”——自2013年5月1日开始，北威州的小酒馆全面禁烟。这是很多习惯于伴着酒精吞云吐雾的酒馆常客无法想象的。商家显得更加百思不得其解，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小酒馆，甚至贴出了“不吸烟就请到门外去”(Zum Nichtrauchen bitte vor die tür)的标语以示不满。即使在这种压力之下，北威州的这项禁烟政策也成功推行了下来。

　　提税、提税、再提税

　　在德国，很多公交车站的烟草广告箱和所有香烟盒外都会以最醒目和明显的字体标注“吸烟致死”(Rauchen kann todlich sein)。不仅如此，一些烟盒上还直接印有由于吸烟导致病变后的人体器官，甚至还有些烟盒直接被做成了棺木形状。

　　除此以外，初到德国的烟民还会被价格不菲的香烟价格震惊。一包最普通的23支装的Benson Hedges香烟在德国的售价是6欧(约合45元人民币左右)。很多香烟售价超过10欧(约合人民币75元左右)。多数有吸烟习惯的中国人由于不适应德国昂贵的香烟价格，而采用老式的方法，买烟草和烟纸自己卷烟。

　　这并不稀奇，因为烟民要为吸烟间接缴纳高昂的税。从2015年开始，如果一个烟民花5欧买了一包19支装的香烟，就意味着他总共缴纳了3.75欧元的税，其中2.95欧元的烟草税和0.8欧元的营业税。光是税费就占了这包香烟价格的百分之七十五。

　　在过去的100年中，德国历届政府都在不断地提高烟草税。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烟草价格更是被大幅提高。从2002年到2003年，政府每年为每支香烟多征收了一分钱(1cent)；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2014年全德的烟草税收为143亿欧元，而此项税收在1970年仅为65亿。根据德国新闻网站welt的报道，政府有可能在最近再次提高烟草税，烟客们将为自己的小嗜好再掏腰包。

　　“重灾区”的防灾减灾经

　　除了通过提高烟草税收来提高香烟价格外，德国政府还通过减少每盒香烟数量、加大禁烟区域等方法来减少人们的吸烟数量和次数。

　　德国是欧洲吸烟的“重灾区”，约有1900万烟民，德国的吸烟成年人约占成年人总数的三分之一，烟民人均年花费超过1000欧元。

　　自2007年《德国不吸烟者保护法》在德国全面推行以来，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回馈。并且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大有成效。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第一季度，德国的烟草消费量同比下降了8.7%，第二季度下降了5%，季度缴税的烟草消费额已降至220亿欧元。另外，2007年德国缴税的烟草消费额同比下降了2.1%。

　　近年来，德国也从“欧洲青少年吸烟大国”转变成为了吸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13年，德国联邦健康教育中心称，2001年，12至17岁的德国人中27.5%为烟民，而这一数字在2012年已下跌12%，这一年龄段人群中71.7%的人从未吸过烟。

　　链接

　　国外因何征收专项烟草税

　　文|《小康》记者 于靖园 翻译整理

　　博茨瓦纳共和国、埃及、冰岛、巴拿马、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泰国、越南，这九个国家有不同的烟草消费和税收制度。为卫生部门设立专门的税收的过程，往往与烟草控制的宣传和健康政策有关。例如，在冰岛，有关烟草税收专款专用的讨论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每个国家的卫生计划专项税收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组成部分，那就是将税收作为一个国家的财政和健康效益，虽然大多数国家还在寻求引进更全面的烟草控制措施，在埃及，卫生部门提出了一项针对卷烟销售的专项税，以补充学生的健康保险费预算。

　　在每个国家，征收专项烟草税都是为了改善公众健康。在菲律宾，专项税收将显著地增加健康预算和普通税收，从而扩大整体财政空间。在泰国和越南，烟草税收通常用来补充公共卫生项目的收入。

　　专项烟草税相当于是双赢的措施，既可以保护公众健康，又可以提高国家的收入。例如，泰国财政部的财政金融总体规划(1997-2001)就把烟草税放进了促进健康基金。

　　许多国家现在认识到和卫生部建立创新合作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财政方面，可以产生一个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和与健康有关的预防计划等。例如，越南的烟草控制基金就是由越南卫生部和财政部合作建立的。

　　在一些国家，实现财政与卫生部门的共识并不难，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理解是建立双赢的关键。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都能见到烟草产业的决策者的游说。(译自《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专项烟草税报告》，标题为编者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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