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性情”怎敌“大酱缸”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惟我最；其始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着，实发其议，艰难未与负公多。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衙门里去世，他的朋友、亲家（曾的女儿嫁与郭的儿子）郭嵩焘送上这副情深意切的挽联。又十三年过去，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殁于闽浙总督的任上，郭嵩焘作为左的同县老乡、亲家（郭的女儿嫁与左宗棠的侄子）和后半生的冤家，郭写了一副挽联：

　　须才，才亦须世；公负我，我不负公。

　　挽联表达出满腹幽怨，他对左当年不但不帮忙而且参劾的旧事仍难释怀。挽联在家人的劝说下未能送出。郭与左，不但是早年好友，太平天国进入湖南时，两人一起避乱于白水洞，郭力劝左宗棠出山当湖南巡抚的师爷，左的一生事业便从此而起；而且郭对左有着殊恩，当年总兵樊燮告左宗棠的御状，指控他是把持一省军政大权的“劣幕”，咸丰帝几乎要处死左宗棠，又靠郭嵩焘在京活动，不但救了左宗棠，而且让咸丰帝了解左宗棠的才能，下诏加以重用。

　　郭嵩焘的才华、见识，后世人已有充分的肯定，特别是他对西方科技、政治、经济的了解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士大夫。但他一生官场蹉跎，晚年在落寞中死去，比起两位同乡兄长曾国藩、左宗棠死后的哀荣，何啻霄壤之别。

　　郭不容于当时的官场，当然与他的思想太超前有关系。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性格决定命运。在大清朝的官场里，郭嵩焘远不如曾国藩圆融，不知道掩饰自己，直来直去说真话，对官场潜规则不管不顾，从而成为众矢之的，无法见容于官场。

　　咸丰初期曾国藩带兵在江西和太平军鏖战时，在湖南老家丁忧守制的郭嵩焘应曾国藩之邀入幕，为曾国藩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其得力助手。曾国藩欣赏郭的文采和见识，但认为郭只是“著述之才”，并非“繁剧之才”。郭嵩焘和李鸿章是同年进士，且都受教于曾国藩，两人一生交情甚笃。李鸿章为郭嵩焘抱不平，总是向曾国藩提议，举荐郭嵩焘主政一方。曾国藩总是迟疑，他知道郭嵩焘的性格，当一个主官是难以胜任的。主官权力大，责任也大，而且每天要处理许多复杂而又琐碎的事务。曾国藩说郭嵩焘“芬芳悱恻”，刘蓉说郭嵩焘“莹彻无瑕”，李鸿章说郭嵩焘“学识宏通，志行坚卓”。这些赞美之词反过来说就是“书生气”，不知道通达权变。如咸丰九年，郭嵩焘以钦差的身份赴山东稽查财政，一路费用自理，认真查账，查处了一批贪官污吏，得罪了僧格林沁亲王。

　　郭嵩焘刚刚署理广东巡抚，就碰到一件对他仕途影响很大的“小事”：骆秉章家族控告外姓人盗葬其祖坟地。骆秉章是帮助湘军崛起、平定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人物，无他。曾国藩、左宗棠能否建立那么大的功业，还很难说。此公是广东花县人，和洪秀全是小同乡，年长郭嵩焘21岁，比郭嵩焘早15年入翰林院，是郭嵩焘不折不扣的前辈。

　　古代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很重视风水，为争风水宝地而家族械斗的事时而有之。骆氏家族出了骆秉章这么一位高官，族人自然更看重祖坟的风水。同治二年（1863），广东花县生员邓辅廷在骆氏祖坟不远处葬骨坛三穴--“葬骨坛”应该是客家人风俗，被骆氏指为“盗葬”，要抢他们家族好风水，向花县县衙门告状。花县县令并未将此认定为盗葬，也未对邓辅廷进行处罚。

　　族人自然写信求援于骆秉章，骆秉章便写信请求广东督抚核实查办。骆心里以为这个官司妥妥地赢了，且不说官官相护，巡抚郭嵩焘分明是自己人。郭嵩焘和左宗棠是亲家、好友，左宗棠当了他多年的师爷；他本人主持湘政十年，保住了一方平安，有恩于郭嵩焘的家乡。而且郭嵩焘偏袒骆氏家族不用太过分，只说照朝廷的标准就行了--现在的立法原则也是地方法规不得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

　　可郭嵩焘的做法让骆秉章大跌眼镜，他维持花县衙门原来的裁决，给出调查结论：“该省通行章程，无税官山茔葬，以穿心四丈为限，计由坟心量数至边，每面实止一丈。邓姓原开坟穴，在该督祖茔一丈以外，照依定章，无可科罪。”这下彻底惹怒骆秉章。骆干脆上奏朝廷，请求维护朝廷的标准，废除“地方粮票”。一来骆秉章劳苦功高，二来朝廷要维护中央权威。于是下了一道上谕：“着瑞麟、郭嵩焘申明旧例，通饬各属，嗣后审断坟山案件，无论官民，均照例定禁步为限，毋得率以本省定章定谳，以致争端难息，流弊滋多。并着该督抚将邓辅廷盗葬之案，迅即按照定例丈尺核实定拟具奏，不准稍涉回护。”邓家被迫将骨坛迁走。

　　后来郭嵩焘出使英国，和副使刘锡鸿闹得不可开交。固然是因为刘想踩着郭嵩焘上升，但郭的个性和办事风格授人以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充当大使期间，仍然置官场潜规则于不顾。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莹彻无瑕的真性情怎么可能在大清官场酱缸里混得开？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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