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桑伟川”的名字，除了六十开外者依稀记得外，大多国人茫然不晓，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则收入其人其事。
人物的沉浮和事件的褒贬往往与一定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桑伟川及其事件亦然。1967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丁学雷（“四人帮”写作班子）的文章，把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说成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宣布它三大罪状：一是美化资产阶级，二是污蔑工人阶级，三是鼓吹修正主义路线。没过几个月，上海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撰写了《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长文（周而复在《六十年文艺漫笔》中附录之）投寄《文汇报》，毅然发表不同意见，替《上海的早晨》翻案。张春桥看到了《文汇报》呈报的相关情况后，即刻批示：“抓住桑伟川这个活靶子，批深批透批一个时期。”一瞬间，不仅加大了批判《上海的早晨》的力度，对桑文的批判也是铺天盖地，报纸上连篇累牍，街市上标语成片，一年间的批斗会竟开了三百多次。桑伟川矢志不渝，坚持自己的观点：“《上海的早晨》是香花不是毒草”，终于下狱七年，一度精神受刺激失常。
《上海的早晨》以我国民族资本家荣德生、荣宗敬纺织业的原始企业--申新一厂（解放后改为国棉21厂）为创作背景，当年作家周而复还多次来厂，查看史料，调查采访。该书成了大毒草，国棉21厂的工人被组织起来进行“批判”“声讨”，那是自不待言的；桑伟川替《上海的早晨》“翻案”，工人师傅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当然“一百个不答应”。于是乎，上海的报纸和南京路“大批判”长廊上，屡有国棉21厂工人写的批判《上海的早晨》和批判桑伟川的文章。
我于1968年11月初被分配进入国棉21厂，正赶上这一批判浪潮，我也被调动积极性起劲地写过这类批判文章，如《如此的“早晨”》《桑伟川的险恶用心》等。说来可笑，一个十七岁的初中生，连《上海的早晨》都没有看过，就按照“帮派文学”的调子，胡诌一气，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抄袭”（在那个时期，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乃是一种时兴），竟然还自鸣得意。真可谓：荒唐年月荒唐事！
更为荒唐的是，在批判“桑伟川事件”接近尾声时，国棉21厂迎来了一件“大事”：桑伟川被押到厂家批斗。记得那天，全厂大造“革命”声势，大标语、大字报比比皆是，似乎要将桑伟川“陷入大批判的汪洋大海”。我作为青年工人理论队伍的代表上台发言。一番声嘶力竭后，竟提出一个“严厉”的质问（恕我时间长久，已记不得质问的是什么内容），殊不料，桑伟川尽管被批斗了三百多次，但斗志依然坚贞不屈，对我的质问来了个反问，弄得我一时语塞，本想打打他的嚣张气焰，聪明反被聪明误，令我颇为尴尬，只得大声呼喊“桑伟川不老实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虚张声势。
我从不讳言自己在“文革”中的“人生败笔”，参与批判《上海的早晨》及“桑伟川事件”即是一例。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每想起此事愧疚不已！
近日，学兄钱勤发微信称：作家王周生日前去看望桑伟川，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晚景凄惨，至今未婚，孑然一人，前年还患了脑梗，常被入狱留下的后遗症所折磨，背已经驼到连吃饭也只能站着吃，但他精神开朗，依然钟情于文学--读了寥寥数语的桑伟川近况介绍，我甚是感慨：对自己曾有的不敬行为和不实判词，向桑伟川表示我的真诚道歉，虽说它是迟来的。
【原载2017年2月20日《上海法治报·法制随笔》】
○沈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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