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冲:澎湃一生

  如果说彭冲参与粉碎“四人帮”、接管上海是扭转了国家的前进方向,那么后来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则更像是为这个国家的未来铺路

  2010年10月18日,96岁的彭冲在京逝世。

  这位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连任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老人,走完了自己激情澎湃的一生,把精神财富留给了后人。

  从宣传兵到好市长

  彭冲,原名许铁如,1915年出生。

  1934年,不满20岁的他成为所在学校的第一名共产党员。这之后,和众多同代革命者一样,为了安全,他不得不改名换姓,并沿用一生。

  晚年接受采访时,彭冲回忆说,当时临时被要求改名,“我就随便改了一个,造了一个平声仄声,好读一点,好听一点。”

  彭冲出生于福建漳州。漳州自古人杰地灵、文化繁荣,学生时代的彭冲在文艺领域非常活跃,在学校时他就是组织文化宣传的“学生头子”,而这也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敲门砖”。

  加入共产党后,他被中共漳州工委派到左翼知识分子组织的文艺团体—— 虹桥文艺研究社,文艺研究社后来被改造为党的革命文艺团体,这便是名噪一时的“芗潮剧社”,彭冲既当导演,又当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冲担任了新四军宣传队队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升任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二师副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彭冲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1953年他调任江苏省委秘书长,这之后,他先后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主政江苏长达20多年。

  在他主政期间,南京城从一座“消费型城市”变成了“生产型城市”。1956年南京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9亿多元,是1949年的3.2倍。到1962年,这个数字上升为20余亿元。南京城今天的四大支柱产业化工、电子、汽车和建材都是在当时打下的基础。

  南京的发展凝聚了彭冲的心血。晚年他提到,他最自豪的是“南京的工厂基本上都去看过”。回忆起当年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场景时,他说:“当时我在一线担任指挥,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

  临危受命,接管上海

  1976年10月7日下午,彭冲办公室的保密电话铃声大作。他拿起听筒,只听电话中的声音稍显严肃,言语扼要:“中央请你马上到北京来,是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决定的。接你的专机马上就到,请你不要离开办公室。”

  彭冲乘专机飞到北京,和他同行的,还有南京军区政委和司令员廖汉生、丁盛。原来前一天“四人帮”已被拘捕。在消息公布之前,中央要先分批和各地、各军区“打招呼”。

  据彭冲后来回忆,这次“打招呼”会议的“气氛极好”,各省、市和各军区的人发言,都对“四人帮”进行了揭发和声讨。10月10日,会议结束,彭冲返回江苏。

  3天后,他又一次进京。这次,中央交给他一项非同小可的任务—— 和苏振华、倪志福三人紧急接管上海。当时已经79岁高龄的叶剑英反复强调解决上海问题的重要性:上海是“四人帮”的发家之地,经他们多年经营,势力日见坐大,盘根错节,情况复杂。上海又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均举足轻重。“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

  当晚,中央决定任命彭冲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苏振华和倪志福在他之前。随即,在中央的支持下,三人组织了包括17名省部级干部,58名司局级干部的强大阵容。

  10月19日,苏、倪、彭三人抵达上海。此时,上海市委还在“四人帮”余党的控制之下,为了保密,中央工作组飞赴上海的事并没有通知上海市委,而直接通知海军上海基地接机。刚下飞机,上海市委警卫处政委和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便出现在他们面前。两人问:“请问各位首长,是路过上海呢?还是到上海有事?”苏、倪、彭一行人不作理睬,登上海军驻上海基地的车子迅速离去。

  彭冲事后谈到机场这一幕时说:“他们捞到消息这么快,抢先一步赶到机场同我们照了面,说明他们的情报系统很灵,不可小看!”

  事实上,就在他们到达上海之前,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为首的“四人帮”势力听闻中央有变,已经在准备武装对抗。

  10月8日晚,控制了上海市委的徐景贤下达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万人值班待命。”同时他调集公安干警,架设电台,确定指挥位置。几个小时之前,他向上海各媒体下了指示:中央如发出有关新闻,你们要先报告市委。

  山雨欲来,中央果断出手。10月9日下午,中央紧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此前,马天水已于10月7日被召到北京。旋即,三人都被控制在京。武装叛乱部署被打乱。

  首领虽然被控制,散兵游勇依旧在四处作乱。11月、12月,控制着货源的“四人帮”势力消极对抗,上海市场上的几种香烟脱销。同时,市场上还发生毛巾、火柴抢购风。情况报到彭冲那里,他同苏振华、倪志福等商量后断然决定:从库存中紧急提发,坚决顶住怪风。没几天,抢购风销声匿迹。

  真正的困难出现在市场商品供应方面。十年“文革”,生产被打乱,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因为有领导生产的丰富经验,一到上海,彭冲就开始抓生产。他到各处调研、开会、布置任务。在他的主持下,上海市迅速重焕生机。

  彭冲还是上海市揭批“四人帮”大会的主要组织者。他主持座谈会解除了参与者的顾虑,收集了大量“四人帮”罪证。主持审判“四人帮”的彭真曾说:上海的清查最彻底,审判“四人帮”时,上海提供的材料占三分之一。这为后来的审判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1979年,彭冲任上海革委会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同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法治先驱

  如果说彭冲参与粉碎“四人帮”、接管上海是扭转了国家的前进方向,那么后来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则更像是为这个国家的未来铺路。

  从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开始,彭冲连任三届。尤其是在后两届任期中,他的工作完全从过去的地方经济建设转向国家的法制建设。

  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起草和制定法律近百部,我国的法制建设由此取得长足的进步。现在人大的基本程序、制度都是那时候制定的。

  彭冲丰富的政治经验在立法工作中得到施展。1989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经济特区深圳争取立法权的议案遭遇强力反对。彭冲估计深圳立法权议案恐怕通不过,委员长会议对此议案作了调整和变通。原深圳市人大常委委员、法制委主任张灵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草案表决时,彭冲没有用举手点数的办法,而是用了点“技巧”,他说“反对的举手”。三年后,关于立法权的议案终于在七届三次全国人大第一次常委会讨论后以90%以上的票数通过。

  彭冲对法制和民主的重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他提出,治国要靠民主,要靠法制,高度民主和完备法制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

  如今,说起彭冲的法治思想,人们常常会提起他刚刚调去北京工作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彭冲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之后,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 国徽,而不应是领袖画像。中央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

  自那之后,全国人大的会场上代表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会场前方的国徽,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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