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资管”围城

　　70年前，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一书中写道：“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愿望大都如此。”其实，当下规模达数十万亿元的资产管理行业，亦如一座“围城”。

　　资产荒下，国内资管机构纷纷海外淘金，而海外投资机构却来中国路演。金融职场上，外面的人想“挤进去”，里面的人却忧虑“高处不胜寒”；而在投资上，有人跑步入场，也有人忌惮风险心生退意。

　　海外淘金与中国路演

　　从“蓝海”到“红海”，国内资管市场仅用了5年。自2012年5月券商大会起，国内资产管理行业进入爆发性增长，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保险资管，加上原有的信托、银行理财，混战至今。其触角所及之处，皆是满目硝烟的战场。

　　近期，不少投资机构及高净值人群也纷纷走出国门，寻求更佳的全球资产配置方案。

　　去年至今，在北京创业多年的张阳陆续变卖了在京的多套房产，并将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转让，所获资金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投入英国，这一现象在记者所接触的京城高净值人群中较有代表性。

　　在光大银行私人银行业务部负责人年栗看来，前几年人民币对澳元大幅升值，不少高净值人客户前去澳洲置业，最近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而前几年投资澳洲房产的人如今都增值不少。

　　与个人直接购买海外房产、开美股账户不同，更多高净值人群是通过财富管理机构、投资移民机构，间接投资或参与海外市场，进而实现人民币资产在全球的最佳资产配置。

　　“他们正值事业高峰，是财富机构紧盯的高净值人群，但他们却心有不安，变卖国内资产移民海外，只为儿女接受西方更好的教育。”谈及投资移民的客户特征，北京一家移民机构负责人向《中国民商》记者如此描述称。

　　与国内资产管理机构纷纷到海外淘金不同，最近一段时间，记者接触到不少海外的基金经理和投资人不远万里来华路演，优质公司股权与数量可观的高净值人群是他们此行的两个目标。

　　不久前，有“生物科技产业小投行”之称的澳大利亚IQ集团，在京沪两地举办澳大利亚生物科技产业峰会。在短短两天时间内，集团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GeorgeJSyrmalis面向国内企业和投资人做了次“路演”。

　　作为全球首家向生命科技产业内上市及非上市公司提供金融咨询服务的生物医药基金，GeorgeJSyrmalis此行中国的目的是：寻找和投资中国具有增长潜力的早期生物技术公司和项目。

　　对“中国资产”和庞大财富人群表示出十足兴趣的，并不止总部位于海外的澳洲生物产业基金，还有享誉全球的国际投行。瑞银资产管理此前在上海自贸区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参与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项目试点，投资海外市场。

　　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也大为不同。面对同一个中国市场，国内外基金经理与机构投资人却有不同的视角。在国内企业和投资人纷纷去海外淘金，寻找突围之际，海外的基金经理和投资人仍对中国充满信心。

　　资管火爆“表”与“里”

　　“信托火了！”3年前，还在社科院攻读法学博士的信托从业者柏钦涛感慨。

　　从金融系统的“非主流”到晋升为金融业“榜眼”，短短几年，信托业资产规模就早早突破10万亿元大关。于是，“信托是陈孝正，屌丝逆袭终成高帅富”、“信托前台都能拿几十万元”等各式段子和传说也纷至沓来。

　　然而，在令同行侧目的“高帅富”信托业光鲜背后，业内人却担忧“高处不胜寒”，与此同时，部分信托项目急寻接盘方、信托收益下滑致投资人流失……这些潜在风险也在暗潮汹涌。

　　早在去年夏天，在北京某基金公司工作4年、刚入而立之年的赵君就谋划着要“换个地方”，券商、基金靠天吃饭自然要排除在外，而成为信托公司的一员则是他转型出路的最佳选择。

　　让他转型优选信托的理由是，信托不受资本市场影响，更直观的原因是，他有几个在信托公司上班的朋友，前年光项目奖金都在几十万元，这令2007年下半年入行仅赶上“牛市尾巴”的基金同行们情何以堪。

　　这几年，伴随信托业资产规模的狂飙突进，像赵君这样想挤进信托业的金融人大有人在，尤其是来自遭受熊市折磨的券商、基金等行业的从业者。

　　在寸土寸金的金融街附近，某央企背景的信托公司业务部位于一处并不显眼的高档公寓底商，法律专业出身、3年前才与信托结缘的王博是这家信托公司的一线项目经理。

　　对于“信托前台都能拿几十万元”的传言，王博表示这一说法可能被曲解了，一般负责来宾接待的前台每月工资也就几千元，不过“信托前台人员”，即负责一线业务的项目部经理，一年几十万元真不算什么，此“前台”非彼“前台”。

　　“外面人都觉得信托业如何光鲜，但作为信托从业者，我却感觉有点高处不胜寒。”王博表示，这两年信托间竞争非常激烈，后来进入信托公司的人，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是很难拿到项目的，一年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利润指标会把很多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无独有偶，一位曾在中信信托工作6年的从业者也认为，积累资源是信托业的第一生存法则。“这几年，行业新人积累人脉资源已经越来越难，因为大多数资源都几乎已被瓜分完毕，而且还瓜分了再细分，行业进入门槛已无形提高。”

　　在他看来，信托是资源整合平台，没有资源，有再牛的整合技术也是空谈。这几年无数热血青年纷纷涌入这个行业，但是这个行业生存的难度已经远远大于我们入行的时候，大浪淘沙，又有谁最终能留下自己的名字？

　　让信托中人对这一行业忧虑的，还不完全是公司内部竞争的加剧。近年来，券商、保险、基金、PE甚至第三方理财机构都模仿信托公司业务，推出“类信托产品”，但好项目却很有限，激烈竞争下，信托的利润指标也开始下降。

　　“经常碰到刚谈好的一个项目，约定了利率，但到了最后对方却变卦了，后来才知道遇见了不计利润、却追求跑量的竞争对手。”王博对记者坦言，低于百分之几的利润，根本无法通过他们公司的“项目过审会”，对此他只好放弃。

　　不过，相比而言，背倚央企资源的信托东家，王博过得日子还算舒服，但他了解到的某些民营色彩浓厚的信托公司的一线业务人员，则要煎熬得多，因为面临的竞争对手不仅是信托业内，还包括其他金融机构的类信托业务。

　　据了解，近年已经有不少信托公司的一线业务人员，由于不胜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或其他个人原因，而转型去了其他行业和公司，而近期正招兵买马的基金、券商等机构的创新业务部门，正是他们的不错去处。

　　“城外”围攻与“城内”突围

　　尽管有人认为，凡具有明确信托目的、财产等特征的行为，都应界定为“信托行为”，不管其是否挂有“信托”两字。但对于相继推出“类信托”项目的非信托金融机构而言，早超10万亿元规模的信托业仍是其虎视眈眈的一座“围城”。

　　去年以来，在资产管理新政的感召下，一直垂涎“城内”信托制度红利的保险、券商、基金、PE等“城外”金融机构，纷纷推出五花八门的“类信托”产品，而作为被“围攻”的信托，则也在寻找新项目，或转嫁旧项目，以寻突围。

　　投资门槛100万元起、存续期2-3年、投资标的多为房地产项目或地方政府项目……从表面上看，不少来自“城外”的金融机构兜售的“类信托”项目与“城内”的信托公司的相关产品十分相似，但其年化收益甚至可高达12%-18%。

　　尽管眼下市场行情十分低迷，但身为北京一家中型券商的营业部经理的王伟却十分忙碌，作为公司新设立的财富管理部中层，他一直忙碌奔波于各急需用钱的中小企业及各地政府发债主体间。

　　不久前，王伟去北京郊区谈一个城投债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元，尽管最终没有拿下，但如此规模的业务提成，其诱惑要远远超过几单经纪业务的佣金，而地产项目和地方政府债项目，则是他们所热衷寻找的大项目类型。

　　“券商与银行的区别是，银行不能做股票，我们不能拉存款，其他都一样，比如信托、合伙基金、第三方理财，我们都能做。”谈到他现在所做的“类信托”业务，王伟对记者解释称。

　　事实上，涉足“类信托”项目远不止券商，基于对“城内”信托制度红利及其带来资产管理规模激增的垂涎，保险、基金，甚至PE、第三方理财等“城外”金融机构，也纷纷推出令投资人眼花缭乱的“类信托”项目。

　　在“城外”金融机构纷推“类信托”围攻之时，“城内”一直坐享制度红利的信托公司，也开始居安思危起来，或是扎紧篱笆守住好项目，或是排查风险转嫁坏项目，寻找竞争优势的“护城河”。

　　“现在找到好项目越来越难了，一是好项目本来就不多，二是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好项目，往往背后有好几家公司在竞争，其中有信托，也有券商或保险，大家都铆着劲儿地抢地盘。”北京某信托公司业务经理对记者坦言。

　　好项目难寻，能否放低目标找次一些的项目？不行！他对此解释称，现在不比以前，他所在的信托公司有着非常严格的风控制度，比如纯粹民营的企业不做，没有足额土地担保的不做，涉及某些行业的不能碰等等。

　　伴随信托资产规模的一路飙升，外界及管理层对信托业的风险也盯得更紧起来。尽管截至目前尚未有一家信托公司打破刚性兑付的噤声，但每家公司都或多或少曾有几个项目险些违约，这也让身处信托围城的人对风险格外谨慎。

　　“以前信托卖产品都是靠口口相传，我们不少客户一直跟了我们十几年，很多新客户都是这些老客户介绍来的，但现在必须改变观念主动出击了。”山东信托一位业务负责人对记者表示，现在信托公司也注重修筑自己的“护城河”。

　　在拥有央企背景某信托公司项目经理王博看来，他们并不担心这些“城外”机构的竞争，“我们的项目和客户大多是集团多年的老客户，会优先考虑旗下的信托公司，这些客户非常稳定，其他公司根本抢不走。”他说。

　　无疑，眼下的信托项目之争正如一场攻城战，其中，基金、券商、保险等城外机构处于“攻方阵营”，而城内的信托公司则处于“守方位置”，双方最终孰胜孰赢，尚未知晓。

　　跑步入场与暗生退意

　　股市低迷、楼市限购、外汇管制……这两年，还有哪些让人省心又稳健盈利的投资渠道？悄无声息间，一种年收益8%－12%，且“刚性兑付”的理财方式，正在突破高净值人群的“围墙”，渐入寻常百姓的理财视野，这就是资管计划。

　　不过，最低100万元起，更多300万元的投资门槛，显然也成为区分投资人资金实力的“围城”--城外的人想挤进去，“凑份子”也要跑步入场，而享受多年“专属理财”的城内人，则开始顾忌收益下滑风险渐增，而暗生退意。

　　“听说信托收益高，但投资门槛比较高，所以和亲戚一起凑份子认购了份信托，以我的名义，到时收益风险共担。”今年年初，年近五旬的老张总算赶上了信托理财的“末班车”，成为国内数百万信托受益人的一员。

　　过去10多年，老张做过买卖，倒过房子，炒过股票，算是熟人圈里的资深投资人，不过由于没有“见好就收”，这两年投资还栽了个大跟头，和他同期起步的投资人如今多是资产数百万元、上千万元的身价，他却还是只有一个零头。

　　在参加一场朋友圈聚会时，一位资产小千万的朋友说做信托很省心，不但收益高，而且没风险。尽管老张此前对信托也有所耳闻，但首次听到有人现身说法还是深有触动，想起过去几年打打杀杀，亏了本钱还浪费心血，真是相见恨晚。

　　不过，最低100万元起，更多300万元的资管投资门槛，显然也成为区分投资人资金实力的“围墙”。于是，不少对垂涎信托稳健收益，又囊中羞涩的投资人只好拉几个朋友“凑份子”买信托，而不少资管公司也对此默许。

　　“按规定这一做法是不允许的，但实际中，只要搭伙购买信托的人彼此认识，并私下签订风险共担协议，很多公司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天津一家信托公司经理向记者透露，这也是信托公司迫于竞争压力的无奈之举。

　　由于近两年投资渠道狭窄，来自股市、楼市、金市等传统主投资渠道的风险骤增，很多有钱人都开始流行购买资管产品，甚至某些部分高收益的产品刚一上架，便遭到投资人的“秒杀”。

　　随着近年资管收益下滑与部分项目风险的渐增，尽管“最低100万元”的门槛，并不能完全阻止城外的人“凑份子”跑步入场，但坐享多年“专属理财”的城内高净值群体，则开始顾忌收益与风险失衡，而暗生退意。

　　资金量大、风险承受高--私营企业主王先生是最受信托经理喜欢的目标客户，过去几年，只要账上有流动资金，他就会委托给一家信托公司打理，购买其投资于房地产的资管产品，几年下来，也着实让他实现了十分可观的稳健收益。

　　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调控的持续加码，加上部分地区房地产信托风险频频见诸报端，王先生也隐隐感觉有些不安，并在近期彻底萌生退意，这让之前与之维系紧密的信托经理也有些抓狂。

　　“我做实业，随便做些什么也不止10%的收益率。”当这位信托经理试图以公司其他信托产品挽留王先生时，后者却以自己公司需要资金为由婉拒，但他知道，真正让这位客户流失的原因还是这两年资管风险与收益的渐渐失衡。

　　事实上，近年来因购买信托证券集合理财计划亏损的案例屡见不鲜。除此之外，最近的兑付危机也隐隐出现。在“城外”的人仍兴奋地跑步入场时，已是资管投资人的“城内人”却感觉到其中暗藏的风险，并暗生退意。

　　但从资管产品退出去的资金何处去？是继续拿来做实业，还是自己操盘做股票，或是干脆走出国门投资海外资产，走出或正试图走出“资管围城”的投资人，心中并没有答案。

　　文/《中国民商》特约记者 陈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