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都有风纪监察部门，明代也不例外。明代不仅有，而且还是人数最多、权力最大的。明代纪检干部可以约束皇帝，甚至把皇帝搞得都没脾气。但奇怪的是，明代却成了贪腐最严重的朝代之一。尤其是明代的中后期，腐败形势更为严峻，朱元璋的“剥皮实草”治贪酷刑早已被人遗忘，强大的纪检干部也被拉下水，逐渐蜕变成为“小官巨腐”。
无法摆脱皇权的影响
明代的纪检干部，可统称为“言官”，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言官权力不小，但级别很低，一般都是七品芝麻官。别看官小，却可以参议军国大事，就是连皇帝的圣旨都可以驳回，因此谁也不敢得罪言官。言官还掌握着各级官吏的政绩考核与仕途升降，所以言官也成为了人们巴结讨好甚至贿赂的对象。
正如朱元璋的开明与明代后期皇帝的昏庸一样，言官伴随皇帝的变化而变化，基本与朝代的衰败周期是一样的。皇帝由开明到昏庸，言官由清廉到腐败，可谓一脉相承。言官虽有很大的独立性，但毕竟皇权至上，为皇权服务的言官自然无法摆脱皇权的影响。可以说，言官堕落的首要责任也是最大原因，便是皇帝的堕落。
言官进言被打板子
先看看明朝初期的言官。此时的言官是一个很有风骨的群体，也是让家人备感自豪、让社会非常尊崇的职业。此时朝廷对言官的要求也是最苛刻的，如忠君爱国、清正廉明，重惜名节、晓知治体，能言善辩、学识渊博。当然，还要有地方工作经验，不懂国情、民情，没有地方治理经验肯定是没戏的。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有节气，敢得罪人。
后边的皇帝越来越没出息，给皇帝提意见自然就会大打折扣。淫乱的明武宗弄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给事中周玺劝告说：“陛下自即位以来，鹰犬之好，酒色游览，一天比一天厉害，长此以往必将损身害国。”武宗对谏官的忠告置之不理，而且变本加厉。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要去张家口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巡关御史张钦立即阻拦，并下令关闭居庸关，禁止皇帝出游。谁知，武宗也有招数，趁张钦疏忽之际，还是溜出了关。
如果只是不听谏官的话，这还算是好的，后来发展到直接将谏官廷杖、下狱。还是那个武宗，在两年后，又想去江南巡游，众言官下跪进谏，极力阻止。武宗大怒，心想我出游不成你们也别想好受，将146人全部打屁股，当场打死11人、下狱39人、发配10人。
嘉靖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的年号，明朝使用嘉靖这一年号共45年，是明朝使用第二长的年号(最长的是万历)。
嘉靖三年(1524年)，231名言官跪谏，又遭一顿痛打。当场打死18人，逮捕142人，11人被戍边。哀号响彻大殿，让谏官的心拔凉拔凉的。
从此再无风骨可言
嘉靖一朝后，言官几乎再无风骨可言，官场也随之越发堕落。”此时的言官大都随波逐流，个别看不清形势的言官，定是死路一条。如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就因多次举报大臣送礼行贿，被魏忠贤逮捕处死。
皇帝的权力还没有关进笼子里，言官的权力又跑了出来，滥用权力，大肆行贿索贿到嘉靖后期已是普遍行为。好笑的是，很多御史的腐败都是在巡按地方时被有意无意发现的。有的是让当地知县看不惯，被搜出金银无数；有的是半路丢了行李，查获后发现都是金银珠宝；有的还喜欢写日记，记载自己受贿“不下数万”；有的是“侵匿盐银千余两”。更离奇的是，御史殷正茂巡按广西，被发现“岁受属吏金万计”，被检举到首辅高拱耳朵里，高拱很轻松就给袒护过去了。他说，贪污多少都没关系，只要能办事就行。
有一组数字非常能说明问题，据统计，明代出了125名清官，从嘉靖到崇祯的100多年间，真正清正廉洁的官吏仅有5人；其余120人都出在以前的150年间。明代中后期言官集体堕落，无疑是体制性问题，通俗地说，便是各种权力都没有关进笼子里。首先是皇权，皇帝听话时受约束，不听话时则会惩罚言官。
没有追求的言官不算是真的纪检干部，但那些蒙冤而死的纪检干部或许会从心底发出声嘶力竭地呐喊：不依法治国真的会死啊！
（雁北荐自《南都周刊》）
陈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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