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下的职业关怀

　　职业脆弱性应被纳入 “全方位职业关怀体系”。

　　今年早些时候，由人力资源技术方案提供商Shortlister公司实施的一项调研显示，雇主投入巨资而实施的“广义而宽泛的”员工福利项目（涉及体锻与健身、员工营养等）投资回报率堪忧。这项调研基于针对来自33家顶尖员工福利顾问机构的114位专家的深度访谈而得。

　　该项调研报告同时还提到，雇主在考虑员工福利事项时，一个“大潮的方向”是趋向于构建全方位的“优良状况”（from wellness to well-being），意即将员工的心理、情绪状态以及财务健康等指征均纳入考量范畴。

　　这样的改变在那些被认为“高压而孤独”的职业领域显得尤为迫切。这些职业可包括绝大多数的专业服务领域（如法律服务、心理咨询等）；也包括新技术驱动下而井喷的“共享经济”业态；甚至——当然，也可能是传统上被视为职业生涯较短命的CEO群体（及其同侪）……

　　以律师行业为例，不管你相信与否，这是一个正在头疼于处置精神疾患和药物滥用的人士集中的地方。

　　具体而言，新生代律师（以执业期第一个10年为基准）以及在私营公司工作的律师被发现是遇到最高比例的饮酒和抑郁症问题的人群，这与以前的调研结论相比已呈现出差别。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的执业律师会遇到“被视为完全作好了准备”的压力——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既是业务精湛的、又能够与同事游刃有余地进行合作而随时化解客户复杂问题的人（可能事实上任何一条他们都不是！）。

　　专注于全美戒毒事务的海瑟顿·贝蒂·福特基金会2016年受美国律师协会“律师支持项目”委托，针对近13，000名执业律师的心理健康进行调研，发现约28％的律师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当律师感到力不从心时，他们往往选择不向任何人倾吐，以免被贴上“弱者”的标签或者离群索居。

　　由此，美国律师协会呼吁，调动律所、法学院、监管者、司法机构、律师协会和专业责任保险商等一切泛行业资源与力量，来共同推动律师的“福祉之路”。

　　积极变革的实践与措施建议包括：将律师的“优良状况”（well-being）定义在“不同生命维度上持续的兴盛与蓬勃发展进程”，其中关键的维度应涵盖情感的、职业的（个体在工作中的满意度与成长和丰富）、智识维度的（从事不断学习和挑战性的活动，促进持续发展）、精神上的（在生命中发现意义和目的）、身体上的、社交维度的（促进连接感，归属感和有效的支持网络）等。此外，宜建立一个律师的状况指数（lawyer well-being index），来追踪、标量上述领域取得的进度。

　　更重要地，美国律师协会的报告指出，要在该行业中提升“合议精神”，首先要在执业者人群中“鼓励、去污名化和推动”任何向外寻求帮助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合议精神与律师本身的心理安全（psychological safety）是相辅相成的：当工作环境令人信任、有尊重感、对承担风险有接纳度，那么律师们自然倾向于去和同行多合作；反之，当感到心理不安全时，他们则趋于较少进行横向的交流、反馈和互助。

　　如果说，律师们在必要时需求助心理咨询师、治疗师的帮助以解压的话，那么后者这一群体——同样是面对高职业压力——的现状又如何呢？

　　因为长期与处于困境中人士共事的职业特性，心理学家（暂以此通称，事实上还包括心理咨询师、治疗师等不同类别）本身即面临不小的压力，部分源于管理来访者/治疗师关系中的亲密性、私密性以及情绪单向性流动而带来的巨大挑战，同时又由于工作环境的相对隔离、高度的沉浸、还有针对人——而非事务的担责，以及对结果的有局限的控制感等，都会使得心理学家本身面临“崩溃”的风险。

　　有研究表明，男性心理学家的自杀风险相对较高。除了自杀倾向以外，长期缺乏自身关怀的心理学家可能导致的（对客户而言）溢出伤害还包括——丧失对诊疗的信念，逾越界限，执业不当，使来访者症状变得更严重、或带上负罪感等。

　　同理，如同律师行业一样，心理学诊疗的职业脆弱性应被纳入连同教育系统在内的“全方位职业关怀体系”。美国ACCA（同事支持顾问委员会）机构的报告指出，尤其是研究生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领域，心理学相关的课程不应忽视职业风险的话题，诸如倦怠、替代创伤、同情疲劳、心力憔悴等一系列具体的临床和专业挑战应有对应的关怀体系建立，并且鼓励在同行间分享。

　　而另一支孤军奋战中的劳力大军——共享经济中的从业者——亦获得愈来越多的聚焦与关注。今年的APA（美国心理协会）年会主题是“工作、压力和健康2017：当代挑战与机遇”，由APA和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研究所以及美国职业健康心理学会联合主办。而今年会议的开篇研讨环节便是聚焦共享经济中的人力关怀。

　　在讨论共享经济从业者相关的议题时，被提及的事项有：动态化的雇佣关系——以众包的劳力供应模式和候选者 “人类云”的全球遍布特性为突出：雇佣非全职、处于备用或待命状态、自由人身份、身兼多职、职业路径不明晰等。

　　另一方面，与会者也研讨了技术的角色。它既是一种新的机遇——包括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工地实时监控变得便利、排期更加智能化；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例如机器人的兴起。

　　正因为此，今年的APA年会指出，对共享经济从业者的职业关怀亦应是“全面、跨界”的干预措施组合，涵盖职业安全、身心健康、收入保障等多方面，并且不再以组织机构的边界为限。

　　那么，尤其考虑到孤军作业者的福祉是否意味着可穿戴设备由此会迎来一个“雇主购作福利”的市场新疆界？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调研发现，有趣的结论是——可穿戴设备并不被认为是“必需项”（must-have），尽管它引致的兴趣在逐年递增。

　　但从投资回报率角度来说，该调研发现的一个结果是，诸如“糖尿病管理”这种具体的疾病管理项目的投入所产生的回报 （至少财务上而言）最高，其他的得分高项还包括：生物识别筛查、体检、会诊服务。感兴趣但非必需项的福利产品还有：金融理财、压力和韧性咨询、睡眠改善等。

　　托马斯·史班达 作者现任英国BBC制片人、之华媒体国际主笔；常驻欧洲、中东和中国从事媒体工作逾10年。联系：info@zhstudi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