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母亲的“隐秘情事”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与生母萨拉首次会面时的紧张气氛——我感到阵阵的反胃，我在房间内扫视，想找个垃圾桶，我担心我随时要吐出来，母亲临近的脚步声也令我心跳急剧加速。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热烈地拥抱，她浓郁的香水味，她天鹅绒般细滑的脸颊，以及她那假皮草在我脸上摩擦的搔痒。我觉得那件衣服把母亲变丑了，与我心中的女神形象相去甚远。我微笑着为她擦去泪水，当我怀抱着她那颤抖的身躯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孤儿了。

与母亲最初的几次见面，我大概了解了自己的身世。那是 1971 年夏末，我母亲在爱尔兰的一个乡下小镇教书，有一个男朋友。她怀孕了，但当她把这个消息说给那个男人时，他并没有否认孩子是他的，只是假装没听见。当时未婚的萨拉决定向亲朋和同事隐瞒这件事。她中止了工作，逃到都柏林，在那里，一个天主教机构给了她一个地址，她便躲藏到一对年轻夫妇的家中。她帮忙照顾这家人年幼的孩子，肚子也一天天地大了起来。

1972 年 4 月的一个春夜，我降生了，两天后我就被送到了当地的“婴儿之家”。后来，萨拉继续回去教书。骨肉分离、身体的伤痛以及极大的羞愧与自责使她没有向任何人再提起过这个她不得不送走的孩子。在之后的 27 年里，萨拉始终守口如瓶，她的丈夫和孩子对此一无所知。对萨拉来说，如今这个秘密事关重大，有如巨毒毒药，一旦揭露，可能毁掉她现在的一切，她怕丈夫离开她，孩子疏远她。我们第二次见面时，她就要求我配合她“暂时”向她的家人隐瞒我的存在，而我急于取悦她，害怕再次失去母亲，便答应下来。

我和母亲通常在市中心韦斯特伯里会面，因为这里既具私密性，又不失奢华，我曾经带养母到这里的饭店吃过下午茶，如今我好像背叛了养母，同我的生母开始在这里约会。那感觉就像是在偷情。与亲生母亲团聚之甜蜜如新婚燕尔，相互陪伴度过的时光总是爱意满满。在酒店中期待会面的我已经进入了蜜月模式，完全沉醉于浓浓的爱意中。我对萨拉的爱意浓烈而持久，我满怀热诚，一心一意地爱着她。我不想与之分开，她的目光也不忍从我身上离去。我俩如同坠入情网一般。

与此同时，萨拉的秘密又使我倍感压力，我很快便不堪重负。如果把我和生母的关系比喻成“婚外情”可能有点怪异和吓人，但是我找不到其他更适合的词汇了。在我心里，萨拉就是一个“有夫之妇”，而我是一个百般顺从的“情人”。与萨拉相认之初，我把一切决定权都交给了她。见面的时间由她来决定，有时可能只是片刻，只因为那时候她有机会短时间离开家人。她从未告诉我她家的地址或电话号码，我们之间联系都是通过凯瑟琳——她来自帮我追寻母亲下落的事务所，她为我们互传消息，帮我们约定下一次的见面事宜。

在去韦斯特伯里的途中，我会买几束牡丹和玫瑰，但是花和礼物似乎也让她很为难——无法跟家人解释，所以几个月后我就不再送她礼物了。萨拉也一直在送我礼物，她给我现金。每次几百欧元，放在一个白色信封里，正面用蓝色钢笔潦草地写着我的名字。每次当服务生把茶点端上来后，她就会从包里掏出信封。拿这些现金我感到很自责，认为自己很低贱，又像是被利用了——拿着封口费，对自己的存在缄默不言。但是钱我还是花了，每次都不假思索地迅速花掉，买衣服、书、鞋，或者听从她的建议出去吃顿好的。我也时常在想，她是否需要向她的丈夫解释这些钱的去处，她的丈夫对她家的财政毫不关心吗？

都柏林这座城市并不大，“偷情”

被发现的风险笼罩着每次会面。一天下午在饭店大厅中，当我们走近彼此准备开口时，萨拉的目光突然从我的身上飘向了我身后的一位女士，我惊诧地站着，一动不动。几秒后才回过神来回想刚刚发生的事：看到萨拉的一刻我欣喜万分，没能意识到她是在冲别人微笑。我感觉自己形同空气，心跳越来越快，我迅速藏身于附近的一根柱子后，等待二人结束对话，大气也不敢出一声，生怕被发现出丑。我的亲生母亲就这样无视我的存在，我仿佛回到了 6 岁，得知自己是私生子，羞愧地想找个地洞钻进去。那个女人走后，我从柱子后面走出来，我们没有提及那个女人是谁，服务生为我们找桌子时，我们沉默地站在那里。那一瞬我感到自己如此渺小和无足轻重，如此地没人爱。

那件事后，我们不再喝下午茶了，改在韦斯特伯里的酒吧见面，我们在傍晚时分酒吧最昏暗的角落里喝着杜松子酒。我越来越觉得这种会面是一种情感上的折磨，杜松子酒让我头晕目眩，我精疲力竭地回家，发誓结束这种偷偷摸摸的关系。然而我们的会面又令我上瘾，没过多久，我们又开始安排下一次的约会。

我真希望那段时间里我有勇气对她说： “这样不行，萨拉，你不能这样对我，我不能这样偷偷摸摸下去了。”但我又无法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我不想打破我们之间的平静。我宽慰自己，是我找到母亲开始这段关系的，是我闯入了萨拉的生活。萨拉也表示她不会永远隐瞒我的存在。所以我不再进一步逼问她总是与我偷偷见面的原因，我也不会告诉她这种秘密关系对我的伤害有多深。我没有告诉她，即使是初相认时的那段蜜月时光，这种见不得光的状态也让我忍不住认为是因为我不够好，不值得被爱，因为我一无是处，母亲才会这样对我。专家把被收养儿童分为两类 ：捣蛋的求关注者和顺从的求认可者。从小到大，我完全属于第二种类型。早年间，为了让我的养父母利亚姆和玛丽以我为荣，我决心成为最优秀的孩子。我恭敬有礼，希望得到人们的喜爱。知道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是养女）后，我更奋力地去迎合期待。我就是其他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从未令人失望过。

有时我由于太想扮演好女孩，甚至委曲求全，受到猥亵也一声不吭。11 岁时，一个臃肿恶心的牧师特意让我坐在他旁边，2 个小时的车程里，他厚颜无耻地把手一直放在我穿着短裙的大腿上。还有一次在家里，利亚姆和玛丽就在隔壁的厨房准备茶点，一个年纪挺大的教民紧紧地抱着我站在客厅里看电视，一双瘦骨嶙峋的手在我身上乱摸，下半身还在我身上蹭来蹭去。我有许多来自非收养家庭的朋友也叙述过类似的经历——年长男人对他们做的一些不得体的触碰，但是我认为，这些人在寻找猎物时，察觉到了我非同一般地渴望得到认可。

在我谦恭的外表下，我越发焦虑和担忧如果我不尽力取悦别人，人们就会发现我虚伪外表下的本质。我感觉茫然无措，我既不是利亚姆和玛丽的孩子，也不是那个把我送走的女人的孩子。理智地讲，即使作为一个小孩儿，我也能理解在 1972 年那个时代，一位爱尔兰未婚妈妈不得不送走亲骨肉的苦衷。但是理智无济于事。事实就摆在眼前，我母亲不要我了，或许我就是不够好。

在我们保持秘密关系的头几年里，我向萨拉询问她的过去时，她总是闪烁其词。我获得的信息很有限 ：她和她的父母都是农户，每日辛勤地耕作，生活清苦但是很快乐。开始几年，我常常压抑自己，不向萨拉打听太多事，希望用我的耐心打动她。而萨拉也间或地讲几个她和兄弟姐妹间的小趣事，以满足我的好奇心。“有那么一天，我会告诉所有人的，”一天下午，萨拉对我说，“我保证。”但是总有一个理由使那一天不曾到来。比如“等孩子大点了”，“等他们都毕业了，等最小的孩子上大学了”，“等他们都自立门户了”……而我因为不愿向她表达“被隐身”的羞辱只能默然接受她的各种理由。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萨拉知道了她这样做让我很痛苦，她会不会立即对外宣告我的存在。我永远无法知道答案，但我认为她不会。这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对她来说太沉重了，一旦揭露，后果难以想象。

我还事先告诉我的朋友，如果撞见我和萨拉在一起：不要疑惑，不要讲话，保持微笑走过去便是。我训练朋友们这样做不难，但是我和萨拉保持这种秘而不宣的关系，让他们难以理解。“她没跟任何人提起过你吗？”是朋友们问的第一个问题。还有， “她在怕些什么呢？”面对朋友们的疑问，我便东拉西扯起来，比如“她担心失去现在的家庭”，“她内心恐惧”，“她仍然羞于提起有私生女这件事”，“对外守口如瓶她更好过一些”……

到了后来，我与母亲的这段隐秘关系越发令我厌恶，我讨厌不被她的丈夫所知，不被她的 3 个孩子所知，我其实很期待与他们相认，因为他们都是我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当萨拉说，假如有一天她能够接受我是她过去生活的一部分，她就会全盘托出，不再隐瞒，而我却感到了深深的欺骗。我没料到这一年会变成 5 年，5 年会变成 10 年，10 年变成 15 年。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开始对萨拉的这种安排感到愤怒。我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小婴儿，我注意到，当“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把我的儿子抱起来时，他会立即停止哭泣。我想象自己出生后的那几个小时里是多么安逸地依偎在萨拉的怀里，我想象自己临近出生前在子宫中听到的那使我安然入眠的心跳声，萨拉的心跳声。然后到了 1972 年 4 月 21 日，当我醒来发现自己孤身一人，哭着找萨拉，找寻那熟悉的心跳声时，却被某个病房护士用浆硬的白布单裹着抱起——我没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要我的妈妈。渐渐地，我对私生子现象产生了兴趣。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在美国的爱尔兰学者那时正在研究爱尔兰历史上的未婚妈妈，类似我和萨拉的案例数不胜数。信件和故事不断涌入我的收件箱，它们来自爱尔兰籍的其他被收养者，这些人都追查到了他们的生身父母，却没能得到公开相认。其中一位年轻女子发现她的生母后来与她的生父结了婚，孕育了4 个子女，但他们却拒绝与她相认，他们对她说 ：“我们的生活不需要你。请尊重我们的隐私。”

另一个被收养者，一个来自西爱尔兰的女子找到了生母，但她的母亲不愿同她见面，连与她对视都不敢，还惊恐万分地乞求她不要再联络。“这次我见了你，但是没有下次了。”她说，“我不想和你扯上任何关系。没人知道你的存在，未来我也不希望任何人知道。”

后来，我和萨拉开始互发邮件，但她的邮件只字不提她的生活。我对萨拉的愤怒与日俱增，我如此之愤怒，也令自己很惊讶。萨拉的邮件源源不断，而我开始无视它们了。一封接一封，我始终没有给她回信，有一次她问 ：你是不是讨厌我了？我不会怪你的。我顿时火冒三丈。是的，我讨厌你，讨厌你让我隐身，讨厌你一拖再拖，讨厌你连我的儿子都不认。

童年时，知道自己是养女后，我时常想象，为了把我留在身边，我的母亲也曾奋不顾身。意识到这并非事实时，我很痛苦，并没有那么一刻，一群护士和修女不得不强行把我从母亲的怀中抱走。萨拉也没有编出一段感人肺腑、想把我留在身边的故事，因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 1972 年的爱尔兰，生活对于未婚的单亲妈妈来说太艰难了。

这些我都懂，但是我心里的那个曾被遗弃的孩子想听到萨拉曾为此付诸努力。我想象着 1973 年 1 月，她是如何得到第二次机会，决心重新开始——找寻爱，组建新的家庭，她可是刚刚遗弃了她的孩子呀！“你经历了那一切，有些东西在你心里已经死了。”萨拉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后来她遇到了迈克，她感到很幸福，迈克要同她谈婚论嫁，她想过告诉他，但始终没有勇气，她怕错过这一生中唯一可能给她带来幸福的男人，她永远不会告诉这个男人。

我从未见过萨拉的丈夫，连照片也没见过。他应该是一位尽责的父亲，一个好丈夫，但也是个虔诚的教徒，而那时的爱尔兰也是个极其保守的社会。未婚先孕已经使萨拉与她的父亲关系破裂，她更不会冒险向迈克告知我的存在。后来他们结了婚，不到一年她怀孕了，但她假装是初孕，每一种生理反应她都表现得像是生平第一次。萨拉生产时，迈克没有陪产，萨拉终于如释重负，向助产士坦陈这不是初产。此后，萨拉的秘密变得愈加沉重，她告诉我她曾想过自杀，但是为了她的孩子，她不会这样做，“他们都等着我回家呢。”

我与母亲的故事是一个伤心的故事，悲伤欲绝的我忍不住把它写下来。我又彻夜无眠，害怕因此失去萨拉，看到我写的这些，她会觉得受到了背叛。被收养的苦楚伴随着我的一生，写下这些又令我忧虑万分，我可能会伤透利亚姆和玛丽的心。

然而，我写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关每一个私生子、私生女。这不只是萨拉的故事，而是每一个把亲骨肉送人的未婚妈妈的故事。

天主教文化虚伪而可耻，爱尔兰政府则是帮凶，因而未婚妈妈和她们的孩子才受到这般对待，而整个爱尔兰社会选择对此视而不见。但是，我仍然无法解释，萨拉为何继续隐瞒我的存在，我永远搞不清楚这一点。[ 译自英国《泰晤士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