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摄影的二三事

　　19世纪中叶，摄影术刚刚诞生不久，两个时髦的女人——伦敦的汉娜·库尔维克（Hannah Cullwick，1833-1909）与巴黎的卡司提格里昂女伯爵（Countess de Castiglione，1837-1899），就开始雇人为自己拍摄。伦敦的库尔维克打扮成女仆的模样，以略带被虐待狂的模样取悦爱人。巴黎的卡司提格里昂女伯爵以惊世骇俗的生活闻名，18岁时她以促成意大利统一的密使身份前往巴黎，旋即成为拿破仑三世的情妇。女伯爵在1856-1895年的40年间，与第二帝国的著名摄影师比埃-路易斯·比尔森（Pierre-Louis Pierson）合作，留给后世四百多张极富表演性的肖像照片。在这些作品中，她扮演各种角色，如致命女人、中国女人、农妇、修女等等。她最为大胆的首推一些撩裙露脚的照片，挑战了自己所属阶级的行为规范，在当时只有芭蕾舞女与妓女才会露脚。

　　清末民初，摄影术随着西方列强的枪炮一起进入了中国，珍妃是第一个把照相机带进故宫里的人。据《紫禁城》杂志介绍，1894年，热衷于新鲜事物的珍妃，迷上了照相机这个洋玩意。珍妃暗中从宫外购进一套摄影器材，每天给慈禧太后请安后，她便一头扎到自己居住的景仁宫潜心研习拍照技术。这也成为她后来被慈禧处死的罪名之一。

　　珍妃死后一两年，视照相技术为“妖术”的慈禧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找来从法国回来的裕勋龄担任自己的御用摄影师，在自己的寝宫乐寿堂前搭建席棚，用布景屏风为衬，且热衷于参与人物服装与道具的设计，扮演观音菩萨，大玩cosplay。她将自己的各种照片洗印装裱送给外国友人，获得了不少外交赞誉。随后，外国人相继在国内开设照相馆，价格高得令人咋舌。比如拍一张六寸照片的价格是一元，在当时，这个价格是可以开洋荤，喝洋酒吃鱼翅的。率先光顾他们的竟是青楼女子。宣统年间的石印画报——《图画日报》刊登过一张“妓女赠客小照之用”的绘图与说明文字，上面写道：自摄影法盛行后，妓女莫不摄有小影，而尤好以所摄小影赠客。人像照片已成为这些女子的必备品，也成为她们谋生，做自我宣传的一个重要的渠道。这些女子除了是照相馆的客人外，也在为照相馆做广告。她们的照片被各大照相馆陈列在橱窗或其他显著的位置，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来此驻足浏览。

　　这些老时光里留痕的女人，泛着旧时代的声色，曾经的前卫与先锋，也因有了时间的过滤而变得柔软。这期，我们选择了“当下”这个时态的女孩，她们依然保有自己的棱角，无所顾忌地展露自己的真诚、不羁与青涩。而对于女孩的拍摄，除了技术与设备的更新，让拍摄有了更多的可能外，也提出了新的伦理与界限问题。

　　在日本摄影师横浪修他的系列作品《集结》（Assembly）中，一群梳着相同的发型，穿着相同的衣服的女孩，以极其一致的动作出现在山川湖泊之间。尽管横浪修刻意让每个女孩之间保留一些距离，以保留个体的差异性，但在画面中她们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存在还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的一致性 。

　　当一个女孩的体重达到236斤时，她会做些什么？在这个几乎全球均以瘦为美的社会，答案当然是减肥。美国女孩珍·戴维斯 （Jen Davis）则以类似纪录片的自拍方式向世人展现了这一过程。同为女生的摄影师杜扬更擅于捕捉到女孩们放松、私人的情绪，她镜头下的那些女孩们均像迷一样吸引着观者的探寻的目光。王建扬的《纳西斯乐园》反映了现代的人爱自拍，并喜欢分享自拍的一种自恋状态。而他之所以选择女孩作为模特，则是因为女生爱自拍多过男生。

　　从古至今，无论东西，“她”既是被摄者，在照片中被赋予虚构性与幻想性，满足”她“对于美貌的自恋以及服饰的虚荣，展现自己独特的审美品味及与众不同。“她”又是摄影者，作为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挑战着不同的时代下社会对女性的固有认知，叙述不同时代中身为女人的压力、焦虑以及对独立自主的自我形象的追寻。

　　时过境迁，很多都在改变，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变。

　　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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