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融入社区:更具远见的文化遗产保护

  跨过古迹遗址字面意义上的“围栏”,或者是文化意义上的“鸿沟”,把它融入社区,是中国文物保护者的新共识

  26岁的潘曦绕着弯、小心地跨过地上横七竖八的木料。她看见,远处修建木屋的纳西族农人们正在对着她笑。

  随后,“女人不能跨过木料”的纳西“禁忌”被化解了。“这个汉族女娃是北京来的博士,是来研究咱们盖房子的,咱们的规矩不管她。”掌墨的大师傅杨昌明说。

  潘曦是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她2012年来到云南西北部的纳西族地区,开始调查乡土建筑。纳西族民居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木楞房”或土木结合的“木板房”,是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文化特征之一。

  “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根深蒂固的习俗在合适契机下也可能轻松跨越,文化鸿沟也一样。”她说,在外人看来是“传统”的东西,不过是当地人在这片社区的日常生活,“它会传承,也会务实地加以改变”。

  跨过古迹遗址字面意义上的“围栏”,或者是文化意义上的“鸿沟”,把它融入社区,是中国文物保护者的新共识。

  不久前,近百位文保人齐聚别具意义的北京景山后街智珠寺,分享过去数年里古迹、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故事,以启迪未来。

  在这场分享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保护古迹,从来都不是只面向当下的事业,同样是面向未来的事业。”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讲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青年委员、文化旅游科学委员会青年委员张柔然说,以前,中国的文物保护大多从规划的视角,强调怎么保护和保存这些遗产。如今,越来越多的文保人开始意识到:每一个人的情感记忆也构成了遗产的意义,这些人包括游客和当地居民。

  1999年,杭州西湖曾申遗受阻。当地政府痛定思痛,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张柔然观察发现,他们将原有一些影响景观风貌的违章建筑和围栏予以拆除,提出“还湖与民”的口号,取消了门票,还建了一个新的湿地公园。

  在改造过程中,张柔然走访了西湖周边的居民,发现大多数人都对这个工程持赞许态度。“很多人说,西湖比以前更大、更美了,不仅增加了新的西湖二十景,还多了像茅家埠这样供大家周末生活、娱乐的地方。”

  西湖申遗的规划人、时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陈同滨曾说:“西湖申遗一度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是:一直未能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去向外国人解释中国文化本身。”

  如何让外国人看得懂古迹背后的中国文化?张柔然认为,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共通的“语言”。他希望能带领年轻人去调研那些自然与文化融合的古迹地,以后为ICOMOS出版一套介绍中国文物保护新理念的英文图书,“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去讲”。

  在公众考古新媒体“挖啥呢”创办人奚牧凉看来,近半个世纪以来,“或许全世界,都罕见中国这般深邃的巨变”。他发现,身边很多年轻人看待文化遗产的心态,与自己的父辈迥然不同。

  分享会举办地智珠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所600多年历史的建筑曾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之一,近千人在此为皇家印刻汉文和梵文经文典籍,故得名“智慧之寺”。由于社会政治的变革,它在上世纪50年代转为民用,成为橡胶厂、电视机厂的车间……

  2007年,它被文物保护者发现时,已破败不堪。实施5年多的维护工程,让它“重生”了。2012年,智珠寺古建筑群保护工程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今年我提议的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是‘尊重遗产分享价值’。”ICOMOS中国执委、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首先我们要尊重遗产,其次要承认遗产价值应该和所有人分享”。

  中国目前有世界文化遗产36项,世界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项,世界遗产总数52项,居世界第二。2017年2月,中国颁布《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转变,确保文物安全”。

  潘曦经过数年调研后,写了一本《纳西族乡土建筑建造范式》。她再次回村后,发现这本书让她成了“名人”。她本有些自得,后来才知道村民稀罕的只是书后附录里“姓氏考证”和“木料清单”。

  “前一个给人做家谱用了,后面那个是村里最‘爆款’的两种建筑所需要的木料。”她越琢磨,越觉得高兴,“哪怕他们关心的只是这些,但我们的工作切切实实地满足了他们的一些需求,也值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屈婷/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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