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迹融入社区：更具远见的文化遗产保护

　　跨过古迹遗址字面意义上的“围栏”，或者是文化意义上的“鸿沟”，把它融入社区，是中国文物保护者的新共识

　　26岁的潘曦绕着弯、小心地跨过地上横七竖八的木料。她看见，远处修建木屋的纳西族农人们正在对着她笑。

　　随后，“女人不能跨过木料”的纳西“禁忌”被化解了。“这个汉族女娃是北京来的博士，是来研究咱们盖房子的，咱们的规矩不管她。”掌墨的大师傅杨昌明说。

　　潘曦是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她2012年来到云南西北部的纳西族地区，开始调查乡土建筑。纳西族民居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木楞房”或土木结合的“木板房”，是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文化特征之一。

　　“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根深蒂固的习俗在合适契机下也可能轻松跨越，文化鸿沟也一样。”她说，在外人看来是“传统”的东西，不过是当地人在这片社区的日常生活，“它会传承，也会务实地加以改变”。

　　跨过古迹遗址字面意义上的“围栏”，或者是文化意义上的“鸿沟”，把它融入社区，是中国文物保护者的新共识。

　　不久前，近百位文保人齐聚别具意义的北京景山后街智珠寺，分享过去数年里古迹、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故事，以启迪未来。

　　在这场分享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保护古迹，从来都不是只面向当下的事业，同样是面向未来的事业。”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讲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青年委员、文化旅游科学委员会青年委员张柔然说，以前，中国的文物保护大多从规划的视角，强调怎么保护和保存这些遗产。如今，越来越多的文保人开始意识到：每一个人的情感记忆也构成了遗产的意义，这些人包括游客和当地居民。

　　1999年，杭州西湖曾申遗受阻。当地政府痛定思痛，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张柔然观察发现，他们将原有一些影响景观风貌的违章建筑和围栏予以拆除，提出“还湖与民”的口号，取消了门票，还建了一个新的湿地公园。

　　在改造过程中，张柔然走访了西湖周边的居民，发现大多数人都对这个工程持赞许态度。“很多人说，西湖比以前更大、更美了，不仅增加了新的西湖二十景，还多了像茅家埠这样供大家周末生活、娱乐的地方。”

　　西湖申遗的规划人、时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陈同滨曾说：“西湖申遗一度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是：一直未能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去向外国人解释中国文化本身。”

　　如何让外国人看得懂古迹背后的中国文化？张柔然认为，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共通的“语言”。他希望能带领年轻人去调研那些自然与文化融合的古迹地，以后为ICOMOS出版一套介绍中国文物保护新理念的英文图书，“这方面我们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去讲”。

　　在公众考古新媒体“挖啥呢”创办人奚牧凉看来，近半个世纪以来，“或许全世界，都罕见中国这般深邃的巨变”。他发现，身边很多年轻人看待文化遗产的心态，与自己的父辈迥然不同。

　　分享会举办地智珠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所600多年历史的建筑曾是藏传佛教的圣地之一，近千人在此为皇家印刻汉文和梵文经文典籍，故得名“智慧之寺”。由于社会政治的变革，它在上世纪50年代转为民用，成为橡胶厂、电视机厂的车间……

　　2007年，它被文物保护者发现时，已破败不堪。实施5年多的维护工程，让它“重生”了。2012年，智珠寺古建筑群保护工程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今年我提议的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是‘尊重遗产分享价值’。”ICOMOS中国执委、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首先我们要尊重遗产，其次要承认遗产价值应该和所有人分享”。

　　中国目前有世界文化遗产36项，世界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项，世界遗产总数52项，居世界第二。2017年2月，中国颁布《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转变，确保文物安全”。

　　潘曦经过数年调研后，写了一本《纳西族乡土建筑建造范式》。她再次回村后，发现这本书让她成了“名人”。她本有些自得，后来才知道村民稀罕的只是书后附录里“姓氏考证”和“木料清单”。

　　“前一个给人做家谱用了，后面那个是村里最‘爆款’的两种建筑所需要的木料。”她越琢磨，越觉得高兴，“哪怕他们关心的只是这些，但我们的工作切切实实地满足了他们的一些需求，也值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屈婷/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