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的经济学

　　未来的生产活动中，归根到底在于这三个角色：企业家、专家和金融家。

　　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消费者剩余，即“一种物品的总效用与其总市场价值之间的差额称为消费者剩余。之所以会产生剩余，是因为我们‘所得到的大于我们所支付的’，这种额外的好处源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萨缪尔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在《经济学》著作中具体解释说：“我们之所以能享受消费者剩余，基本的原因在于：对于我们所购买的某一物品的每1单位，从第1单位到最后1单位，我们支付的是相同的价格。对于每1个鸡蛋或每1杯水，我们都支付了相同的价格。这样，我们所支付的每1单位的代价都是它最后1单位的价值。但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这一基本规律，对于我们来说，前面的各单位都要比最后的1单位具有更高的价值。因此，我们就这样从前面的每1单位中享受到了效用剩余。”

　　这类经济学解释的困境在于总是假设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萨缪尔森作出备注：“为了避免个人之间效用难以比较的困难，我们假设有1万名使用者，他们在所有方面都是完全相同的。”

　　越是通用的商品，比如矿泉水或者可口可乐，对使用者的效用越接近于一致分布，也就是说每个人喝矿泉水的效用都差不多。而越是有特色的或者定制的产品，对使用者的效用越接近于幂律分布。

　　我们都听说过80/20法则，即20%的事情决定了80%的结果，又被称为幂律分布，或幂次法则。比如，一把极好的大提琴，落在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手里和大提琴家马友友手里，产生的效用千差万别。

　　当下，互联网给商业带来的颠覆正是越来越多的特色和定制。

　　大家都听说过“长尾理论”，亚马逊网络书店的图书销售额中1/4来自排名在10万以后的书籍，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增长。当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足够宽广，商品生产和销售成本急剧降低，几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有人卖，就会有人买。

　　长尾理论推动商品品类越来越丰富和有特色，同时对于人们已知的个性化需求，互联网将驱动更多的C2B（customer to business，消费者到企业）生产，未来商品的主流是私人订制，若遵循这样的发展趋势，则可以假设商品的效用越来越符合幂律分布。

　　薪酬的幂律法则

　　每个人在不同企业的岗位上，产生的价值不同，人在不同的企业里创造的价值也符合幂律分布。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果科比不去打篮球而去了麦当劳，他创造的价值会减少多少？

　　有些人可能会反对“不同的人创造的价值符合幂律分布”的这个说法，因为不符合幂律分布的工作岗位确实有很多，但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工作岗位终将被人工智能替代。

　　而那些对专业知识有更高要求的岗位已经符合幂律分布，谷歌公司研发高级副总裁艾伦.尤斯塔斯表示：“拔尖工程师的价值相当于普通工程师的300倍，我宁愿错过整整一批工程师毕业生，也不愿放过一位出众的技术专家。”反过来可以这样说，凡是人的能力不符合幂律分布的工种终将被人工智能替代。

　　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幂律法则，比如纽约大学的研究指出，艺术、体育和商业界的明星的高收入可以应用幂律法则。

　　每个人在不同公司的岗位上产生的价值不同，因为每个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都有差异，当企业主考虑付给员工工资的时候，他愿意付多少呢？

　　企业主可以估计这个员工在其他公司可创造的边际价值的最大值，其他企业主不会付给该员工更高的值，不然就亏本了，这个数值就是员工的总边际价值。当员工在本企业可以创造的价值超过这个总边际价值，两个价值之间的差就是企业主的利润，可以视为剩余价值。因为它是由企业知人善任、合理组织生产要素的能力带来的，不妨称之为合理的剩余价值。

　　作为企业主，最合适的策略是在人力资源上做价值投资，也就是说找到可以产生最大的合理剩余价值的员工，这些人并不一定是能创造最大价值的员工，也不一定是可以满足该岗位最低需要的人中薪金要求最低的。

　　作为员工，他的动机是找到愿意付他最高工资的企业。这个系统中的动态均衡是个很有趣的过程，适当的计算机模拟或许可以帮助解释失业率等经济现象。作为员工，应该努力增加他的替代选择的价值，因为如果他的技能只适合一家企业，而企业在这个岗位上除了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备选，那么其谈判能力就会变弱。

　　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一个员工可能产生巨大的价值，远超过其他可以替代他的人。这时他可以获得的最大值是他为企业可以创造的额外边际价值加上替代员工的工资的最大值。这个值有可能会大于前面说的总边际价值，这时的工资水平应该由双方谈判决定。明星雇员由于可以创造巨大的边际价值，因此可以有巨大的溢价能力。

　　如果雇佣产生的边际创收主要来自雇员个人的溢价，那么雇员将得到其中的大部分，如果边际创收主要来自新的生产要素组合产生的价值，那么雇员将得到较少的部分。在一般情况下，当企业通过合理配置生产要素雇佣该员工的时候，企业就可以确保获取合理剩余价值。

　　除了来自生产要素最优组合所产生的合理剩余价值，还可以由不完全的信息产生不合理的剩余价值。当员工没有充分的关于其他工作机会的信息时，他可能被迫接受较低的不合理的工资水平。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剥削”。这种“剥削”主要来自知识和信息上的不平等，是由选择受限制而造成的。

　　另一种社会不能最优的情况是，潜在的企业家即使可以更优地组合生产要素和进行雇佣，但由于种种障碍无法实现，最常见的是他们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本，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潜在的其他雇佣机会的缺乏，员工受到现有的企业实质上的剥削。所以，剥削主要源自知识和资本的不合理分布。

　　企业家的迷因

　　按照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的说法，“在一个竞争的体系中，存在计划最优状态，因为企业作为一个小型的计划社会得以继续存在的唯一前提就是，其执行协调功能的成本低于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达成目标发生的成本，并且低于其他企业执行同样功能的成本。”

　　企业或者公司也是个迷因，是共同虚构的故事，是人类的集体想象。像基因一样，企业是竞争的市场中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企业的进化过程就是创造性破坏。

　　绝大部分企业的内部是科层制的组织管理，也就是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企业内部不再是竞争性的市场规则，而是计划。于是在企业中，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计划者，我们称之为企业家。请注意这里的用词，企业家是在这个小型的计划社会中的计划者，而不是说企业家是企业内部科层制的组织形式的管理者。

　　《孙子兵法》有云，“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对于企业家来说，上策是创造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比如利用人工智能这样新的科技和知识来颠覆某些传统行业；其次是建立新的上下游合作，比如开辟新的市场；再次是培养团队打造更强的执行力，其下则是打价格战。

　　作为一个“计划者”的企业家，他最主要的职能就是组合生产要素，经济学课本上的生产要素一般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变革和创新。再简化一下，不妨把自然资源和资本统称为资本，技术变革和创新，简称为知识。这样，生产要素就是人、资本和知识。

　　在未来，所有那些把工人视为简单的机器的工种都将被真正的机器取代。也就是说，没有知识的人都将被机器（一种资本）所取代，这样只剩下有知识的人、资本和知识，而有知识的人本身是知识的载体，两者不可分割。

　　科斯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理解企业的边界。其实可以做另一种理解：企业的边界是知识共享的边界。在企业内部，知识高度共享，并且形成了知识传承的机制；而企业对外部的知识分享的接口，往往简单到只有产品说明书，不妨把企业看作生产活动中知识的聚集簇单位。

　　这样去掉人和知识的同义重复之后，未来的生产要素就是人和资本，或者说知识和资本。企业家的职能是组合人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资本的价格是它在资本市场上的边际收益率。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资本总是可以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对于企业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善于用人的能力，需要努力创造合理的剩余价值。

　　有些人说企业家的职责是创造就业，这似乎和我们的表述有点像，但不够全面。有些人标榜某企业家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这就陷入了王阳明（明代思想家）所说：“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

　　判断企业家的标准，应该依据其创造的每个就业是否可以充分地发挥人的潜能，能否为员工提供锻炼成材的机会。

　　在此给出一个推论：投资那些有合理剩余价值的企业。

　　举个例子，在乔纳森.伊夫主持设计iPod的年代，乔布斯主导的生产要素的组合为苹果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合理剩余价值，苹果公司的股价也因此非常强劲。

　　企业家的职能是组合人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但这种职能只能算作手段，不是目的。企业家创办企业和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目的是什么呢？“经济活动可能有任何的动机，甚至是精神方面的动机，但它的意义总是在于满足需要。”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这样解答，满足他人的需要就是服务。

　　金融家的投票器

　　什么是资本？简化熊比特的说法，资本在本质上是提供给企业家的购买力的杠杆。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只有提供给企业家的生产性投资才可以称之为资本。熊彼特写道：“于是我们可以说，在原则上，只有企业家需要信贷；只有就产业的发展而言，信贷才起着一种根本性的作用，而考虑这种作用，对于理解全部经济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其中很多是消费信贷方面的创新。

　　熊彼特指出，“撇开消费信贷的重要性只可能是有限的这一点不谈，我们要指出它并非产业生活的基本形式及必需条件的一项要素。任何个人经济的性质也没有规定他必须负消费性债务；任何生产过程的性质也没有规定该生产过程的参与者必须为了他们自身的消费目的而去借贷。”消费信贷在本质上不推动经济的增长，所谓带来的拉动需求在本质上主要是在透支未来。

　　假设我们准备一项创业，把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传统行业。这是一个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所以我们是当之无愧的企业家。

　　为了实现这个新组合，我们需要两方面的帮助：首先，我们需要分别懂得人工智能技术和传统产品渠道的专家；同时我们需要购买力的杠杆，来支付工资、办公室房租、服务器租赁、互联网推广等，于是我们会去寻求风险投资基金的资本支持。在这个生产过程中，有三个主要角色：贡献意志和行动、组合资本和知识生产要素的企业家，提供专业知识的专家，配置资本的金融家。在未来的生产活动中，归根到底在于这三个角色：企业家、专家和金融家。

　　具有专门领域知识的专家比较好理解，现在来看看金融家。金融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金”是财富、“融”是流通，金融是财富的流通，某些企业和项目获得资本的青睐和支持，过程好像投票一样，而手握投票器的人就是金融家。

　　资本家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名词。它也许指洛克菲勒这样的企业家，也许指约翰.皮尔庞特.摩根这样的金融家。在过去的年代里，资本还没有充分的机构化，资本的拥有、支配和使用主要在个人，这些个人堪称资本家。

　　今天，资本的机构化已经成为主流，被授权决定资本的支配和使用，而不一定直接拥有资本的人，比如基金经理或者银行家，更合适被称为金融家，他们提供资本主要可以采取两种方式，股权和债权，前者以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为代表，后者以银行和其他提供生产性贷款的机构为代表。

　　我们来想想什么是钱？什么是货币？在不太久的未来，纸币必然不存在了，就好像它的前身，贝壳、金条、银锭、铜板那样。未来的货币就好像现在支付宝里的一个数字。货币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用来衡量商品的价值或者某人的购买力，而这个数字的作用，就是在经济生活中传递信息。

　　类似哈耶克（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说价格体系就好像仪表的指针，可以把货币理解为一个刻度。在这个刻度，购买力和商品的价值都可以对应一个数值，从商品到货币刻度上的数值可以理解为一个函数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信息的压缩。

　　我们把一个鲜活的商品信息压缩到只有一个数字。在这样的至简压缩之下，我们可以在有限的沟通带宽和大脑处理速度的情况下更方便地传播和处理信息。经济生活中的每个参与者，尤其是企业家和金融家，都在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判断和反应，然后反馈生产出更多的信息，货币化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的数量化的过程。

　　这样的信息的数量化的过程用计算机科学的术语来说是有损压缩，相当部分的有价值的信息在过程中丢失。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往往过度关注可被量化的部分，而忽略了其他，往往是那些很难被货币量化的，才更接近生活的本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这个信息压缩过程在未来是否可以保留更多的信息呢？或者说，货币在未来是否可以不仅是一个数字呢？

　　但应特别注意的是，当金融创新沦为数学游戏甚至庞氏骗局，就脱离了金融的本质。作为一个畅想，而并不算是一个建议，如果股票和期货市场的投资全面限制个人散户的参与，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

　　从历史上看，最早的股票交易所成立于400年前的阿姆斯特丹。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华尔街始于18世纪90年代的《梧桐树协议》。而资本的大规模机构化大致开始于20世纪中叶，也就是说晚于交易所的形成，所以个人散户从最初就在金融交易所里活跃，但是历史形成的未必就是合理的。

　　一般说法是中国股市中的散户90%是亏损的，而少数的能赚钱的牛散并不见得是真正意义上的散户，更像是没有正式机构化的机构，这样的现象在全球也相当普遍。

　　另一方面，大量的时间和注意力被花费在金融市场的投机上，造成了社会极大的浪费。说到底散户在市场中投机时的心态是企图从别处掠夺财富。当人们专注于掠夺的时候，就不再能安心从事生产工作。

　　如果散户个人投资者被限制参与金融市场的交易，而只能通过合法监管备案的基金等机构的形式参与到市场中来，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个人依然有着收益相近的投资途径，而且由于是机构化的基金，投资风险总体降低了。随着监管对象的减少和监管成本的降低，内幕交易等破坏市场公平的行为更加无处遁形，市场总体可以变得更有效。金融市场的噪音减少，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其资本配置的本质职能。

　　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财富分配的差异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当大比重的劳动沉积在循环流转的经济或者机械化的工作中，而资本则更多程度地参与到了创新的经济活动中。

　　在理想的未来，循环流转的经济完全由人工智能来完成，经济生活中只有三种角色：企业家、专家和金融家。当所有的工作都是创新，三种角色在相似的事业中平等协作，不同角色之间的财富分配的差异化终将消弭。

　　本文选编自《有温度的资本论》，标题为编者所加，章节略有删减；黄徽著；浙江大学出版社授权刊载，2018年3月出版。

　　黄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