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农商行板块大扩充 受困高不良率转型紧迫

　　因专注“三农”、中小微企业，农商行不良率高企，同时公司治理不完善，急需通过上市补充资本金，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面对竞争激烈的银行市场，农商行也需转型发展

　　江苏紫金农商行的成功“过会”为正在A股排队的8家农商行带来了希望。作为今年A股首家过会农商行，如顺利实现IPO，紫金农商行将成为第6家A股上市的农商行。

　　业内预计，农商行的上市有提速迹象。根据证监会网站，其余正在A股候场的8家农商行，有3家“预披露更新”，5家“预先披露”，多来自江苏和安徽两个省份，各有2家，其余4家来自浙江、山东、重庆和福建。

　　但从之前已上市的农商行市场表现来看，上市虽然一定程度解决了资本和发展的问题，但部分不良率高企的情况仍未缓解，股价犹如坐“过山车”，甚至因估值偏高和可转债破发等因素备受争议。

　　那么，上市之于农商行到底意味着什么？以现有农商行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业务实力是否足以对抗市场风险和支撑未来发展？当下的农商行将面临哪些转型？为更进一步厘清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和经营现状，《投资者报》针对拟上市和已上市的农商行近三年的发展数据进行了分析和采访。

　　8家农商行A股排队

　　重庆不良率最低 马鞍山最高

　　根据证监会网站，目前在A股排队IPO的农商行有：江苏大丰农商行、安徽马鞍山农商行、亳州药都农商行、浙江绍兴瑞丰农商行、青岛农商行、重庆农商行、厦门农商行及江苏海安农商行，除江苏大丰农商行、青岛农商行和浙江绍兴瑞丰农商行三家为“预披露更新”，其余均是“预先披露”的状态。

　　由于披露进度不一，依据招股说明书，8家A股排队农商行的数据目前更新至2017年二季度、三季度和年底的都有，但就目前的不良贷款率来看，已在H股上市的重庆农商行资产质量具备优势。

　　截至2017年末，重庆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虽然较上年增加0.02个百分点，但由于基数本身较低，不良率仍只有0.98%，为A股拟上市和已上市银行最低，且431.2%的拨备覆盖率在二者之中也是最高。

　　重庆农商行的发展路径，相比多数A股上市农商行都有着先天的优势。

　　作为2008年组建的全市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重庆农商行2010年即赴港上市，其后创下了多个业界第一，不仅地域发展根植于中国最年轻直辖市，深耕三农业务、小微业务和县域经济，服务重庆80%的客户、投放重庆30%的涉农贷款、发放重庆50%左右的小微贷款；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也得以发挥，受到包括国际知名的投资机构贝莱德（BlackRock）及贝莱德全球基金和JP Morgan Chase的投资，分别占H股的13.65%和7%，今年上半年更是一再获得复星国际在港股的增持，截至6月20日，复星国际持股量一路增至7%。

　　而反观另一端马鞍山农商行，不仅不良贷款率高企突出，其他经营状况与多数排队农商行相比也无亮点。据招股说明书显示，目前8家排队银行的平均不良率约1.61%，马鞍山农商行却有2.32%。

　　对此，接近马鞍山农商行人士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这主要由于布局省外的村镇银行不良率高所致，“所有的都真实反映，主要是数据统计和并表管理的结果。”

　　根据招股说明书，马鞍山农商行的省外贷款不良率高达5.93%，而如果剔除这部分，省内主体的贷款不良率仅1.61%，在8家排队银行中的排名也将降至第4。据了解，马鞍山农商行2015年加码布局了20家村镇银行，且大部分位于省外，该行在各地村镇银行大力推广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由于小微贷款业务通常呈现单笔额度较小、数量分散的特征，因此影响了风险控制的效果。且该行认为，随着异地业务深入开展，异地业务占比未来有望继续上升。

　　“村镇银行根据国家政策导向，主要是支农支小、帮助落后地区，受地域经济条件的影响，与当地客户结构紧密相关，不同地区差异很大，所以不良率需区别看待，对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力度会更好。”上述人士说。

　　5家“江苏老乡”农商行上市

　　常熟变化最大 江阴屡陷泥沼

　　江苏紫金农商行的首发过会，预示着A股上市农商行队伍将扩充至6家。值得一提的是，生于南京的紫金农商行和先前的A股农商行一样，均是“江苏帮”。

　　全国农村金融改革最早从江苏省起步，江苏省农村金融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依靠农商行发展的传统优势，早在2012年证监会首次对外发布首发申报上市企业名单之际，江苏省就包揽了所有农商行的上市申请。

　　而从目前的申请和过会情况来看，来自江苏的农商行也最多。除了已上市的江阴农商行、吴江农商行、常熟农商行、无锡农商行、张家港农商行和刚过会的紫金农商行，江苏大丰农商行和海安农商行也在IPO排队之列，未来江苏省的上市农商行预计仍将扩容。

　　“江苏省内上市银行队伍的不断扩大，主要是因为江苏经济较为发达，农村商业银行的组建和农村合作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走在全国前列，农商行资产规模、公司治理水平、运营管理水平、资产质量等均走在全国前列。同时，江苏省各级政府大力鼓励企业上市对农商行上市亦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今年5月底IPO申请刚获银监局批复的海安农商行对本报记者说。

　　而作为最新提交IPO申请的农商行，海安农商行表示，目前公司的IPO已完成首次申报，后续将全力配合监管审核。“作为海安县本地农村金融机构，一直以来，本行定位于服务本地‘三农’及中小微客户群体，深耕本土，支农助小，为海安县实体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根据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末，本行在海安县的存款总额和贷款总额分别为452.18亿元和283.57亿元（不包括盱眙支行、兴化支行和江都支行），存贷款总额占海安县市场份额分别达33.21%和29.59%，连续多年位居海安县各金融机构首位。”

　　2016年9月，江阴农商行在A股上市，实现了农商行在国内主板市场IPO零的突破，随后半年，无锡农商行、常熟农商行、吴江农商行、张家港农商行先后在A股上市，但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同省不同命，截至2017年末，资产质量方面，除常熟银行不良贷款率降至1.14%，降幅数值最低，拨备覆盖率大涨至325.93%，其余4家的平均不良率和平均拨备覆盖率则分别为1.8%和193.25%，不仅亚于常熟，甚至比不过多数排队中的农商行。

　　根据Wind年报合并报表数据，截至2017年年末，江阴银行以2.39%不良贷款率高居A股上市银行榜首，拨备覆盖率192.13%；资本充足率14.14%，一级资本充足率12.9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2.94%。与此同时，营业收入与三年前无异，且净利润连续三年下降，发展后劲不足，包括子公司票据案败诉、交易所问询业绩下降等问题不时发生，江阴银行的股价也创出了新低。比较遗憾的是，由于江阴农商行未回应记者的采访，本报对其如何应对不良与改善经营不得而知。

　　与江阴农商行相似的还有张家港农商行，2017年不良贷款比率1.78%，虽然较之前有所下降，但在5家上市农商行中仍是第二高，且拨备覆盖率185.6%最低。而比照2015、2016、2017年三年的营收净利，公司三年的营业收入先微升再微降，基本在24亿元多的水平，净利润从6.81亿元到6.95亿元，直到2017年的7.54亿元，才有了比较明显的上升。

　　对此张家港农商行向《投资者报》记者坦言，近两年，经济运行中结构性矛盾、利率市场化推进、金融脱媒加速、互联网金融发展等因素交互参加，给银行业带来了竞争加剧、增速放缓、利差收窄、盈利能力下降等严峻冲击。

　　“后续公司将举全行之力，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最大限度地盘活、清收不良贷款。实行名单制管理，上下联动，多措并举，有序实施不良贷款清降计划。在本地、异地机构建立不良贷款清收团队，专司不良清降和法律支持，进一步提高清收处置不良贷款成效。并将稳步推进跨区域发展，积极拓展新兴领域业务，持续提高整体盈利能力。”张家港农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发展转型多管齐下

　　上市“完善治理+补充资本”

　　当然，市场担心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更关心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价值。

　　根据监管数据，2017年末，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3.16%，并且呈现逐季升高趋势，2017年一季度末仅为2.55%。到2018年一季度末更是上升至3.26%，远高于商业银行的1.75%平均指标。

　　在多位银行人士看来，农商行优势在于与区域经济联系紧密，网点下沉至县乡一级，小银行灵活性较大；不过由于一般由农信社改制而来，有历史包袱，且一般以传统的信贷业务为主，区域集中，专注“三农”、“中小微企业”等“下沉”、分散领域和客户群体，更易受经济下行影响，作为小银行，且风险管控能力有限。

　　但“矮个子里选将军”，农商行因为小，领导链条短，银行执行效率相对较高，能快速到达和解决客户的问题。根据原银监会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252.40万亿元，同比增长8.68%，而分机构类型看，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资产总额32.82万亿元，同比增长9.78%，不仅高于平均增速，也高于大型商业银行7.18%、股份制商业银行3.42%的增速。

　　“农商行上市一是改善公司治理，规范经营，已改制的市县农商行虽然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但其作用还未真正发挥，与现代公司治理的要求差距较大；二是补充资本，增强业务发展后劲，激活市场活力。现在申请上市的农商行总体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比较好的，但有许多历史积累问题，包括现实中客户群体管理和大环境下的违约困难，都是发展过程中需要一一克服的，但总体上还是非常好的。”一位华东的农商行董秘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据悉，截至2017年末，我国农商行（含农信社、农合行）共有2202家，资产总额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2.34%，农商行是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涉农贷款余额和农户贷款余额分别高达9.0万亿元和4.4万亿元。

　　与此同时，政策对“三农”中小企业的倾斜和市场加码村镇银行的热情近年来不断高涨。“中央一号文件对于解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有全面的谋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格局，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不断增加。”2月5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表示。

　　3月30日，上海银监局批复同意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增资山东3家沪农商村镇银行。公告显示，增资后上海农商行的股份在三家银行占比均超50%。除上海农商行外，重庆农商行、广州农商行等规模较大的农村商业银行也加大对旗下控股及参股村镇银行的注资，提升持股比例。此外，据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银行已在全国12个省(直辖市)设立了82家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和106家支行。

　　上述农商行董秘告诉记者，目前行业已在尝试国际业务合作、绿色金融、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等业务方向，并在做跨区尝试，成效也有，但要脱颖而出还需资本支持。“传统农商行整体利润率的下降，大行、城商行的降维挤压和农村电商、金融科技公司的跨界竞争，导致年轻农村客户流失，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市场很大，但如何走出一条特色、低消耗、轻型农商行的发展转型之路，摆在传统农商行面前的担子也很重。”采访到最后，该人士说。

　　《投资者报》记者 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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