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四 死是死 是四不是死 老北京的那些“四”

　　中国人大都忌讳“四”这个数字，原因在于“四”与“死”谐音。但其实往根儿了追溯，“四”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分析，都是个吉祥数字，往往与富贵幸运连在一起，没有任何灾祸之意。而且“四”这个数字与北京也有着太多的不解之缘。

　　为“四”正名

　　《易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用来占筮的书，俗话说“学会书经会说话，学会易经会算卦”，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易学的科学成果已为很多学者所认可。在易学中，先天八卦中的“四”与震卦对应，蕴含着积极向上、奋进、茂盛等意向；后天八卦中“四”与巽卦对应，蕴含着自由、活泼、昌盛等意向。根本没有晦气、倒霉、不吉利之意。

　　许多老北京人爱用“四九城”这个词称谓北京。四九城胡同里那一座座四合院，是老北京建筑的一大特色，更是北京传统文化与民俗的代表之一。此外，北京胡同名儿千奇百怪，带四的也不少，像四道湾胡同、四井胡同、四根柏胡同、四平园胡同、四眼井胡同等等。如今人们觉得不吉利的数字“四”却和老北京的方方面面紧密联系。

　　四九城里四合院

　　说起北京城门，有一句顺口溜：“内九外七皇城四。”其中“皇城四”和四九城里的“四”，指的都是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这四座城门。明代皇城内多为苑囿、皇家庙宇、内官衙署、库藏、局作，清代设三院七司，均属禁区，不许百姓居住。

　　天安门位于皇城南垣正中，明清时期是皇城正门。明称“承天门”，意为皇帝“承天启运，受命于天”。清初改建，并易名“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顶，黄琉璃瓦覆盖。在皇城诸门中，目前仅天安门得以完整保存。

　　地安门位于皇城北垣正中。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始建，称“北安门”，俗称“后门”。清顺治九年（1652年）重建，改称“地安门”。1954年底，为了疏导城市交通将地安门拆除。当时，政府将从地安门拆下来的门窗、木梁、木柱等都一一编号登记造册，连同砖石琉璃瓦等统统运往天坛，计划在天坛北坛上门内照样移建一座地安门。不料，日后天坛内发生火灾，木质材料全部化为灰烬，移建地安门从此也就泡了汤。

　　东安门位于皇城东墙中间偏南，官员们上朝陛见，皆由东安门进宫。东安门在1912年袁世凯为抵制南下就任总统，操纵北洋军兵变时烧毁，1926到1927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拆皇城墙变卖，东安里门同时被拆。

　　西安门位于皇城西墙中段偏北，因有太液池相隔，距紫禁城较远，并且与东安门不相对称。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从西安门进入皇城占领紫禁城。民国时拆除两侧城墙。1951年因失火西安门被焚毁殆尽。

　　皇城之外则散落着百姓居住的四合院，北京四合院源于元代院落式民居。四合院，又称四合房。其中“四”指东、西、南、北四面，而“合”指的是四面房屋，即正房（北房）、倒座（南房）、东厢房和西厢房四面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型。其中三进院落的四合院是明清时期最标准的四合院结构，布局最为合理、紧凑，也是老百姓最常采用的形式。

　　元代为鼓励在都城内建造民房，元世祖忽必烈颁诏，让金中都旧址居民，特别是有钱的商人和有官职的贵族到大都城内建房。同时还规定建房者可以占地8亩。这一政策，令城内出现大规模建造院落式住宅的现象，使院落式民宅以它独特的营造方式得以完善。到明清两代，形成了北京特有的四合院，而且清代比明代更加讲究。如今东单到雍和宫大街两侧、南北锣鼓巷、西单到新街口大街两侧还保留有一些比较讲究的四合院房屋。

　　北京的四合院无论是建造在东西走向的胡同北侧，还是南侧，院内北房都是坐北朝南的正房，只是院门开设的位置不同。胡同北侧四合院为正四合院，院门面南临街，门开在南墙东边，这在八卦中是“巽”位，在风水上是吉祥的位置，也是柔风、润风吹进的位置。胡同南侧的四合院如果南面不临街，开不了院门，则在北房西边开门。这种院门的定位，完全是受北方自然环境和古代建造房屋的风水之说影响。

　　四大铸币厂

　　不仅北京城建筑中有“四”，其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四”也是无处不在。

　　地安门“四大饭庄”隆丰堂、庆和堂、德丰堂、庆云楼；北京糕点铺“四大斋”正明斋、九龙斋、聚庆斋、明华斋；喝茶有“四大茶庄”张一元、吴裕泰、庆林春、元长厚；喝酒有“四大茂”和茂、勤茂、同茂、盛乾茂。不过这些都得花钱才能购买，所以老北京钱庄有“四大恒”恒兴号、恒利号、恒和号、恒源号。在清朝，铸造钱币的工厂也和“四”相关。清代宝泉局下属四大铸币厂：东四四条的东作厂、千佛寺胡同的西作厂、钱粮胡同的南作厂、北新桥三条的北作厂。

　　在很多清代影视剧中，银子的出镜率很高，几乎被误认为是当时的主要流通货币。其实不然，清代以小农经济为主，绝大多数人是农民，在各地流通最广的还是制钱。制钱就是“铜钱”，冠以每个皇帝的年号。清入关之后，沿袭明制，在京师设有宝泉局（隶属户部）和宝源局（隶属工部）两个中央钱局，也称为“京局”，铸造了清朝历代钱币。宝泉局的制钱专门用以发放军饷，宝源局则主要用作发放工钱。此外各省也陆续设置铸钱局，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制钱生产体系。

　　宝泉局是当时全国钱币铸造最多的钱局。为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总量，清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调整铸币量。雍正时，因铸币数量增加，于是分为四厂，厂址均在东城区内。如今能找到遗址的只有位于东四四条83号的东作厂。据乾隆《京城全图》载，该厂为一方形大空院，东南角为两进院官厅（即现存遗址）。从现在的建筑遗存来看，此处是存放原料的仓库，已不再是生火铸钱的工厂。

　　四大药铺

　　平日生活中，有个头疼脑热需要看病抓药，这中药铺也跟“四”有关系。老北京人习惯将卖中药的商店称为“药铺”，卖西药的商店称为“药店”。大多数中药铺都叫“某某堂”，如京城四大中药铺：同仁堂、鹤年堂、千芝堂、万全堂。

　　北京的国医国药在全国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因为明清两代全国的中医药最高权威机构太医院就在北京。所以当时讲：“欲识真诚药饵，京师地道为先。”具有几百年历史的老药铺，北京就有十几家。

　　清康熙八年（1669年）乐显扬始创同仁堂。同仁一词源于《易经》，意思是和同于人，宽广无私，有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之意。但其实“同仁”，原取自乐氏家传铃医留下来的刻有针灸穴位的铜人，“铜人”的谐音“同仁”。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开设了同仁堂药铺。同仁堂制做药品有严格的工艺规范，迅速树立起良好的信誉，也得到清代皇室的信任。同仁堂自创办以来，不仅名盛于当时，而且历经数代至今不衰，载誉达三百年之久。

　　鹤年堂于明永乐三年（1405年）由著名回族诗人、医学养生大家丁鹤年所创。鹤年堂原址坐落在现北京市西城区菜市口大街铁门胡同旁。丁鹤年祖上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波斯人。永乐三年，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同时迎合“松鹤延年”的吉祥寓意，创立了鹤年堂。而这一年，丁鹤年已经70岁。他亲自掌管鹤年堂3年，后交由儿子继承，自己静心研究养生之道，直至90岁驾鹤西去。

　　民国以后，鹤年堂常与同仁堂并驾齐驱，当时民间有“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的说法。曾有《旧都文物略》记载：“同仁堂、西鹤年堂药铺，皆数百年营业，声闻全国，近虽西药林立，即同仁、鹤年二家，于平市（即北京）四城设分肆无数，而购药者不约而同趋前门及菜市口两处。”

　　万全堂创建于明代，距今有500余年，是北京开业最早的药铺之一。据资料记载，万全堂创设于明永乐年间，比同仁堂乐家老铺还早200多年。又据《北京同仁堂史》，清初乐家开设同仁堂药铺的同时，或更早些还开设了万全堂药铺。所以关于万全堂的创立，有说万全堂药铺最早是同仁堂乐家开办的，乐家一位姑娘出嫁，万全堂为嫁妆。另一说万全堂是同仁堂乐家后代于清嘉庆年间，将万全堂卖给山西临汾人姜承斋。万全堂原址位于崇文门外大街西侧。20世纪90年代，崇文门外大街扩建，万全堂迁址到天坛东路64号，在天坛体育场往南不远处。

　　千芝堂开设于明代末年，创始人已无考。店名取铺中藏有千万枝灵芝之意。据说在光绪七年（1881年），吴霭亭用两千两白银将千芝堂的铺底买了过来。吴霭亭聘请王子丰为掌柜。王子丰既懂药材炮制，又精于买卖，特别是在光绪“庚子事变”时，有钱人为了避难将家存的人参、鹿茸等名贵药材以极低价格卖给药铺。战乱平息后，千芝堂发了大财，为千芝堂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文/陆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