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和邮递员叔叔吵架

　　乡上的邮电所只有两个人。一个每天专职送信送报；一个上午送信送报，下午在所里的窗口办公。

　　他们的年龄和我爸爸妈妈差不多，每次见面，我都喊他们叔叔。我和专职送信送报的叔叔走得更近一些，他负责我们那片的投递，我订有一份报纸、一份刊物。

　　差不多每隔一天就能在上学的路上或者学校办公室门口看到他。我觉得他是我们全乡最神气的人。每次我都眼巴巴看着他，希望有我订阅的报纸和刊物，希望有我的信，那时我已经往外投稿，每天都渴望收到编辑部的回复。

　　他认识我爸爸，当然也认识我。但是，他的眼睛似乎永远是朝上看的，不会看矮矮的我，因为他的工作决定了他很少会和小孩打交道。对我，开始，他显得挺和气。后来我经常追问他杂志来了没有，报纸怎么又少了一期，他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有时候一看是我，还没等我说话，就冷冷道：“还没来呢！”右腿使劲一蹬，一扬，跨上自行车，一溜烟就骑走了，唯恐避之不及。

　　追问的好处，是过些天他会找来一本杂志或者一期报纸给我。如果有我的信，他也会专程送到家里。

　　我中午放学，看到家门口立着他的绿色的邮政自行车，之前的不快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我的理想就是长大后能成为一名邮递员，可以有报读，有杂志看。我真想快快长大，骑着这样的自行车，去走街串村。

　　虽然送来的多是过期的报纸和刊物，但我也读得津津有味。读完后，给它们编号、造册，算作我的藏书。

　　即使没有我的信和报，到了饭时，他如果从我们家门口经过，我们也会邀请他来家里吃饭。对我们家来说，他是尊贵的客人。在我们家吃饭，也省得他回去再做。

　　我们家成了他的一个驿站，他经常来歇歇脚，喝喝水。乡下人很少喝茶，但我们家也为他准备了茶水。还有一次，他跟我们村一个人打架，被人家撕破了工作制服，我妈妈很认真地为他缝补，补得完好如初，看不出一点针线的痕迹。

　　可是有一次都6月份了，3月份的报纸和刊物还没来。我只要见到他，就问他要。也许在我们家吃过饭的缘故，他的语气不像之前那么生硬，但总是让我再等等，再等等。

　　我看重我订阅的报刊，确实是喜欢它们。那时候课外书少，我每次都一字不漏看完，连报纸的中缝也不放过，否则就觉得没有充分利用似的。它们开阔了我的眼界，是我无声的老师。订阅前，我对着报刊目录，也是千挑万选，因为家里给的钱少，我把过年收到的压岁钱也搭了进去。我特别爱惜它们，每次看后，都叠得整整齐齐，专门放到一个地方，下次看时再取。

　　一天中午，想到我的那些报刊，我终于忍不住了，从家里一路小跑到乡邮电所。

　　邮电所的大门关着。我敲门，没有人开。我爬到他窗台上，看到他在睡觉。他从屋子里也看到了我，问我干什么。我说我取杂志。他说：“告诉过你没有来。”我说：“别人的都来了。”他说：“你先回去，我找找看。”

　　没有拿到我要的报刊，我怎么可能回去呢？我跳下窗台，又去敲门。过了一会儿，他把门打开，大喊：“你想干什么？”我说：“我不干什么，我要我的杂志。”他又重复说没有来。我说：“你这个人对工作一点儿也不负责任，什么人民邮递员！”他说：“你这小孩子反了！”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我们两个吵起来。

　　乡邮电所在街中心，一个大人和小孩吵架，不时引得路人观看。大人都认识他，劝他不要吵了。他可能也觉得这样有失身份，自知理亏，又回到邮电所去了。

　　“以后再也不在你这儿订报纸了，什么破邮电所。”靠着邮电所的墙，我终于大声哭了起来，我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

　　在邮电所工作的另一个人回来了。听完我的讲述，他并没有什么表情，他不是那个人的领导，他也不好去批评他。

　　丢失的报纸和杂志就那样丢失了。我曾试图补齐它们，但终于没能补齐。那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零售报刊的门市部、报刊亭，何况又是在乡下。

　　我后来也怀疑过，是不是当初他就没有给我订上。

　　为了维护我的权益，我十二岁的时候跟邮递员叔叔吵架，想一想，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跟人吵过架，我一说话脸就红。

　　□孙卫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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