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傲慢与梦想

　　一

　　从日本派出第一支使臣队伍起，中国就把日本列入属国的行列。在中国看来，这个汪洋大海中的岛国和其他小国一样都是不足道的蛮夷。他们只知道，这个岛国上的人个子矮小，所以给他们起了一个别名叫“倭”。

　　不过，随着交往的增多，日本人还是让中国多少感受到了它内心深处那股其他“蛮夷”没有的强烈的傲慢。唐宋时期中国人就说日本使臣和别国使臣不同，说他们“妄自矜大，夸夸其谈”。确实，这个小国虽然在向中国学习过程中态度非常认真，但是内心深处从来没有真正恭顺过。早在隋朝之时，它就国书中“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字样，惹得隋炀帝大怒[1]。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家统治者都知趣地自称“国王”，唯有日本最高统治者从唐朝就开始自称“天皇”，不但僭越了中央帝国“皇帝”的名号，而且比“皇帝”还要高一级。虽然在与大唐王朝的交往中，他们不敢使用这个词，只用这个词的汉语音译“主明乐御德”蒙混过关，但是当时写给新罗的国书中，却已经公然称“天皇敬问新罗（国）王”。

　　从那时候起，日本就自认为与中国平等，高于周围诸国。因此它试图模仿中国，在自己身边，也建立一个小型的朝贡体系：“在律令国家时代，日本模仿中华思想，构想了一个小型版的世界，以日本为中心，将新罗、渤海等国视为附属国。只有唐朝是一个平等的邻邦。”

　　所以772年，也就是唐代宗大历七年，日本天皇在给渤海国的国书中说：“昔高丽全盛时，其王高氏，祖宗奕世，介居瀛表，亲如兄弟，义若君臣，帆海梯山，朝贡相继。”[5]称日本与高丽的关系，是“君”与“臣”的关系，说高丽曾多次朝贡于日本。当然，这一点高丽并不承认。

　　日本人将当时的“世界”分为“化内”与“化外”。“化内”当然是指日本，“化外”分为三等：“邻国”、“番国”与“夷狄”。“邻国”是第一等，专指大唐一国。“番国”是第二等，指以新罗为首的朝鲜半岛诸国。而位于日本列岛南北端的虾夷、隼人、耽罗、舍卫，以及多褂岛等南岛人等，则被视为不受天皇恩泽感化的“夷狄”，位于世界边缘。

　　在佛教传入并普及之后，日本人又形成了“三国（中国、印度、日本）世界说”，认为世界由中国（震旦）、印度（天竺）、以及日本三个中心国家构成，三国之下各有自己的藩属小国，世界秩序当然由这三国共同建构。

　　二

　　确实，日本人性格中有一种永不服输的倾向。日本就是这样，他热诚地向你学习，却丝毫不影响他那极为强烈的自尊甚至自负。

　　这个弹丸小国的自尊心之强，也许与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自卑有关：生活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先进国家身边，日本没法不为自己的体型瘦小文化落后感到深深的自卑。不过，日本从来没有被自卑压倒。相反，他“虽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正是这种先天不足，更激发了日本向先进国家学习的热情，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超过自己的老师。日本的民间故事中许多都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主题，像从桃子里跳出来的桃太郎，手指尖那么大的一寸法师，五分高的五分次郎，都是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最后战胜了庞大的敌人。整个日本民族一直都在梦想着有朝一日，超越自己，战胜中国。甚至在羽翼未丰之际他们就已经多次尝试向中国这个庞然大物挑战了。公元663年，它就和唐帝国为争夺朝鲜半岛而进行过白江口之战。这次过于急切的挑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却充分说明了日本人内心的急迫和自负。

　　到了宋代，自认为已经与中国平等的日本不再向中国朝贡，两国只有民间交流而一直没有官方关系。宋神宗想和日本亲近亲近，托日本僧人给日本朝廷带了封书信，因其中写了“回赐”二字，引起天皇不满，没予回复。宋徽宗时代，又一次因为在给日本的牒文中写有“事大之诚”一句，惹恼了日本人，没能够达到建立亲善关系的目的。

　　1274年和1281年，征服了整个大陆的蒙古人两度派遣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渡海远征军入侵日本，眼看日本人就要为他们的倨傲而付出沉重代价。然而也许是上天欣赏日本人的勇气，一股突如其来的台风摧毁了忽必烈的十万水师。

　　这一事实更加强化了日本人内心的自负，他们认为这股台风是天降神风，因而进一步认为自己是天下独一无二的“神国”，而天皇就是神的代表，因此日本是一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在世界万国之中，只有日本是由“真天子”进行统治，天皇是“万国总帝”。

　　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的“诏抚”文书送到了日本，要求日本进贡。日本人不但没有遣使，反而因为朱元璋诏书的语气傲慢，一怒之下，杀掉了七名明朝使臣中的五名。

　　在放回的两名使臣带回的文书中，日本人公然答道：

　　“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兵，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有跪途而奉之乎？”

　　就是说，我就是不进贡，你敢兴兵来战吗？你倒是来啊，我们随时欢迎。

　　朱元璋被这个桀骜不驯的岛国弄得火冒三丈，可是老谋深算的他才不肯为了口舌之争而兴师动众。他清楚地记得忽必烈的惨痛教训。《明史·日本列传》说：“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他只好以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样子宣布不与这个小国一般计较，并从此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征伐日本。

　　日本人的傲慢因此更加野蛮生长。江户时期的著名学者本居宣长甚至认为，由于日本得天地唯一之“真道”，“日本为世界的母国”，所以应该以日本为“华”，其他各国均为“夷狄”。因此他用“戎国”、“戎狄”、“西戎”、“戎狄国”来称呼中国，认为“由皇国观之，无论蒙古或明朝，不过同为戎狄耳”。

　　三

　　到了公元1592年，刚刚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已具，又一次迫不急待地向亚洲大陆发动了进攻。他对朝鲜使臣宣称说，自己是太阳的化身：“予当于托胎之时，慈母梦日轮入怀中，相士曰：日光所及，无不照”。因此凡日光所及都应在他的统治范围之内。他要求朝鲜国王称臣入贡，并“假道入明”，“直以其军进冲朝鲜，席卷明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发动了两次侵朝战争。

　　在丰臣的构想中，战后日本的首都将从京都迁移到北京。空出来的日本四岛，则分封给天皇和皇太子。此外，还要多封几个“关白”分别统治东亚。而丰臣秀吉本人要做万皇之皇，定居在宁波，在那立继续指挥“丰臣帝国”的扩张活动。“秀吉以鞭影，先取高丽国八道，然后大明国四百余州，然后南蛮、切利支丹国，其外则至于远岛，皆欲奋武运之所极而割取之。”印度也被纳入丰臣的宏大计划中。

　　为什么丰臣计划挥师印度？这显然是由中世时期日本人的世界观决定的，既然世界上只有“本朝、震旦、天竺”（即日本、中国、印度）三个主权国家，而且日本是独一无二的“神国”，是中国和印度无法比拟的，因此由日本统一全世界就是理所当然。这在室町时期“三国一”和“三国无双”等流行语里所反映出来的自大情绪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虽然秀吉的尝试以又一次惨败告终，但是日本人并没有放弃统一世界的梦想。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就已经再一次谋划征服中国。1823年，也就是中国道光皇帝刚刚即位的第四年，日本的所谓“经世家”佐藤信渊写了一篇文章，叫《宇内混同秘策》。开篇即说，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他提出了系统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计划：

　　当今之世于万国之中，土地最广大，物产最富饶，兵力最强盛者，莫过于如支那国者。支那虽与皇国密迩邻接，然尽其全国之力经略之，则无可以加害皇国之策。……由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不过五七年间，彼国必土崩瓦解也。……故以皇国开发它国，必先以并吞支那为其肇始也。

　　佐藤信渊甚至梦想“席卷支那北方，而以南京为皇居”。

　　这本“秘策”的根本目标，是“宇内混同”：征收中国后，录用中国人中的人才，再图东南亚、印度。最终将世界万国“混同”为日本之一区，“全世界悉课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可为其臣仆”。

　　日本当时不过是一个闭关锁国的东亚弱国，因此这一计划看起来如同梦呓，不过它再一次证明这个小国内心深处征服世界的野心从来没有熄灭过。

　　经过明治维新实现初步崛起后，日本人马上又一次开始了征服中国的尝试。

　　1894年中日两国的国力，远没有后来的差距那样大。事实上，在GDP等大部分指标上，中国还是领先于日本的。当时的中国虽然贫弱，可是若论国土、资源和军力，还是远强于日本，北洋海军花巨资购建的“定远”、“镇远”两舰在当时世界上少数国家才能拥有的顶级战舰。

　　日本人其实是胜在坚定的意志力上。弱者成功的唯一出路就在于不断完善自我，充分发挥意志力的作用。日本人坚定的意志必胜的决心和机动灵活的战术弥补了实力上的差距，轻而易举地把中国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彻底击溃。

　　而几年后的日俄战争更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战争之初，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人相信日本会取胜，可是，日本人惊世骇俗卓绝不凡的表现终于让世人对这个小个子国家又一次刮目相看，最终是日本人凭借意志获得了又一次桃太郎式的胜利。日俄战争中，日本人主要是靠精神力量压倒了俄罗斯。

　　四

　　两次胜利大大刺激的日本的野心。他们马上以与中国并存于东亚为耻。日本兴起了“脱亚入欧”论。中国在日本眼中成为不值得并肩的“恶友”，只有欧美才值得比肩。福泽谕吉说：

　　古人语“辅车唇齿”，以喻邻国相助。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帮助，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来，三国地理相接，有时甚至将三国同样看待，以评价支韩的标准来评价日本也并非不可能。例如支那朝鲜的政府仍在实行古老的专制，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无法律的国家；支那朝鲜的人士惑溺很深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的学者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鲜耻，日本人的侠义就可能为之遮蔽。这些事例不胜枚举……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另一方面，与“脱亚入欧”论同时兴起的是亚洲盟主论。1916年出版的《大亚细亚主义论》一书，标志着大亚洲主义的正式形成。小寺谦吉在书中说：日本是黄种人中最强的国家，是东亚的砥柱，“于中国问题，为维持东亚平和计，不能不拯之使免白皙人种之厄，则其欲为黄种之盟主势也”。日本统治世界的野心的另一个代名词，是大家更为熟悉的“大东亚共荣圈”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石原莞尔又提出了“世界最终战争论”，他认为，日本是东方文明的代表，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这两个国家所代表的集团“将围绕何者为世界的中心，在不久的将来，挟太平洋进行人类最后的大决战，打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通过这次战争“决定是日本的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还是美国总统统治世界，决定人类最后的命运。

　　不过，也正是对意志力的迷信使日本人最终走向了失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就是凭借意志狂热悍然挑战整个太平洋沿岸的邻居们，孤身与美、英、中、苏、法、荷、澳等26个国家作战。这场战争力量对比的悬殊大大超过以往。日本人统治世界的梦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走得最远的一次实践，也收获了最惨痛的一次教训。

　　日本的唯意志论终于破产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好运终于到头了。可是，日本人的意志狂热却依然让整个世界不寒而栗。在战场上，很少有被俘虏的日本兵，他们往往战斗到最后一刻也拒不放下武器。战败之后，日本曾涌过一阵”举国玉碎“--以全民族的生命为代价拼到最后一刻以抗拒投降的精神冲动。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战争结束之后，还有许多日本老兵拒不投降，独自一人在东南亚荒野中像野兽一样生活。小野田中尉甚至在菲律宾的一个荒岛上同美国部队孤身战斗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

　　二战后的日本列岛变成了一片瓦砾，像一条案板上的死鱼等待战胜国的宰割。可是仅仅二十多年后，它就在瓦砾堆中再度崛起，在世界经济战中打了一场极为漂亮的翻身仗，再度成为世界前列的发达国家。虽然日本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但是这个国家的世界一统梦因此彻底放弃了吗？有朝一世，它会再度让世界震惊吗？这些问题，现在似乎还得不到答案。

　　（吴丽丽荐）

　　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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