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电影放映员

　　从17岁开始放电影，42年来他累计放映25000余场，走遍了周边136个村寨，行程近38万公里。至今，59岁的贵州侗族汉子肖锦生还在放电影。

　　1976年，17岁的肖锦生来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电影管理站实习。他说，“那个年代最受欢迎的电影是《刘三姐》《少林寺》，还有《重庆谈判》《焦裕禄》等电影，几乎场场爆满。”在肖锦生家里，珍藏着一台老式16毫米长江牌电影胶片放映机，据说有人曾经出价2万元想买走，被他婉言谢绝。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肖锦生作为电影放映员非常辛苦，忙的时候要从早上四点一直到晚上半夜，但这是一个令人相当羡慕的职业，那时人们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看电影是最大的娱乐方式，放电影是排着队等着放，因此放电影很受欢迎和尊重。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闭路电视逐渐走进千家万户，城镇电影市场慢慢萎缩。到了2006年，县电影公司被撤销，县广播电影电视局开始对他们的放映工作进行指导。

　　天柱县位于贵州高原东部向湖南西部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山地丘陵占全县总面积97%，地形复杂。近年来，天柱县乡乡通了公路，外出放映交通便利了许多，但仍有一些偏远的村寨，特别是海拔较高或者雨后，路途还是非常艰辛。随着“送文化下乡”活动的持续开展，辗转山村、翻山涉水放电影的任务也越来越重，这里出门就是大山，漫漫山路危险重重，如果遇上狂风暴雨，特别容易引发泥石流，最怕的是大雾弥漫，有一次车到路边才发现前面就是悬崖，幸好车速不快。肖锦生已经记不清下乡放映途中遭遇过多少次险情了。

　　肖锦生走村串寨到乡镇放电影对村民是免费的。过去，每放一场电影有50元的补助。近几年，补助提高了一倍，但每年要放映大约600场，工作量不轻，几乎天天都需要在外奔波。“那时的胶片放映机有50多斤重，每次外出还得带上300来斤的发电机和电影拷贝、音响、银幕等放映设备，每人要挑一百多斤重的器材，经常走山路，滑倒摔跤是常事，有时必须冒雨前行，有时候要冒着酷热放映。”过去放电影时的艰难情景，肖锦生仍历历在目。

　　只要约定时间放映，肖锦生就会风雨无阻准时赶到村里。他说，尽管现在电视、网络已经普及，但乡村里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围坐在一起看电影，气氛还是不一样！他的数码放映机里一般有20部电影，目前放映较多的是一些畜牧养殖等科普知识和消防逃生等安全生产以及故事性的电影，村民对这些电影还是非常愿意接受的。

　　在南康侗寨的一户村民家门口，有一块大约半个篮球场大的晒谷场空地，肖锦生取出长绳往门楣上挂去，然后拉直、打结、绑紧，不到十分钟，一张大银幕挂了起来。在确定电影机位后，他娴熟地架起放映机，接电源、调试音响，认真地操作着每一个环节。村支书闻讯赶来，肖锦生与他早已是熟人，寒暄几句后，“放电影喽……”村支书主动开始通知寨中村民，晚上要放电影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在当地，留守的乡亲们还比较缺乏大众文化，因此，露天电影是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尽管前来的人不一定很多。因为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借着这个空当，肖锦生来到附近一家村民家中与村民唠家常。在多年的工作中，他常常会去了解村民的想法，选放合适的电影，已经与许多村民成了熟人，甚至是好朋友。

　　“和老式放映机相比，数字放映机播放的都是高清影片，画面清晰、没有划痕、不抖动，配上双音箱，混响效果非常好，乡亲们都爱看！”从黑白片到彩色片，从胶片放映机到数码放映机，从录像带到光碟再到数码电影，他经历了农村电影事业的变革，也见证了农村从落后到富裕的巨大变化。

　　来看电影的村民有的文化水平有限，在电影放映前，肖锦生总是用侗话或者苗语事先将电影的大概剧情向村民做个简单介绍。在放映时，他不时根据画面，向村民解说剧情，让村民听得懂看得明白。电影播放过程中，他不时查看放映机的工作状态，及时排除故障。据了解，在过去的42年里，他平均每年放映600场，每年放映的行程大约9000公里，前后更换了8台放映机。对他来说，为村民们放电影就是最大的乐趣。

　　1985年，他在邦洞乡放电影时，与当地姑娘王菊红相识，最后两人因为电影喜结良缘。如今，两人的孙子都已经7岁了。肖锦生如今已是当地资格最老而且还在工作的电影放映员。从用肩膀挑到摩托车拉再到放映车，无论山路崎岖，还是寒风刺骨，他风雨无阻，为乡亲们带去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享受。如今虽年届退休，他说：“只要有人看，组织上允许，我就放到80岁。”

　　文、图｜宁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