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隐身28年的“共和国铸剑师”

　　男儿何不带吴钩

　　1926年8月，于敏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他的童年时光是在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的战乱中度过的。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

　　于敏意识到自己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这样的自己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硕士毕业后，他被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站在了国际前沿。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学研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访华，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

　　与同时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数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于敏那时却不曾踏出国门一步，他对此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隐姓埋名28年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在为研发原子弹献计献策的同时，又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来说，意味着巨大的牺牲。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尽管如此，于敏还是接受了任务，从此，于敏的名字“隐形”长达28年。惊天的事业、沉默的人生，这句话浓缩了于敏与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他的夫人孙玉芹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工作，20多年后才恍然，“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下达命令：“要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与我国核武器研究主战场汇合。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部主任，带领各研究室人员分别攻关夺隘，力图突破氢弹构造原理。同年9月，作为理论部业务领导，于敏带队去上海出差，利用上海华东计算所每秒5万次的J501计算机，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3个月时间里，于敏带领科研队伍群策群力，实现了氢弹原理的突破，这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

　　回忆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参加过会战的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蔡少辉说：“第一批模型的计算结果，热核材料没有充分燃烧，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但老于說，要做就不能敷衍了事，一定要做到最好。”

　　睡铁床，铺稻草，守着吐出大卷大卷纸带的老式计算机，在那100多天里，于敏的大脑一直像计算机一样高速运转，终于带领科技人员算出新的模型，牵住了氢弹的“牛鼻子”。

　　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之所以迫在眉睫，是因为我国曾经饱受“核欺压”。20世纪50年代，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抗美援朝时，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就曾建议用核武器袭击中国。它是真的在进行核讹诈、核威慑，不是在报纸上说说而已。”于敏说。

　　模型计算成功后，于敏当即给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秒懂：“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这样的隐语，是为了保密。在为打造国之重器而隐姓埋名的岁月里，他需要承受很多不能言说的痛苦。

　　女儿于元一直清晰地记得，幼时父亲工作繁忙，从未辅导过自己的功课。甚至一有同事来访，自己和弟弟就会被赶出屋去。“有一次父亲跟一个单位的叔叔聊天，我去门边偷听，听到他们说起‘肉，还挺馋，却被妈妈噌地一下拉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谈的不是‘肉，是拉丁字母ρ，代表密度。”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1967年6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随着指挥员一声“起爆”的指令，一架飞机的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

　　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700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3千米、重约54吨的火车吹出18米，近4千米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14千米处的砖房被吹散……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中国的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其爆炸威力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

　　大音希声，数十年秘密奉献的隐士生涯，让于敏面对外人时，养成了谨慎少言的习惯，他不喜欢接受采訪，也不认可被记者冠予的“中国氢弹之父”头衔，总说那些成绩都是团队的贡献，是集体的荣誉。

　　运筹帷幄

　　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曾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昔日群星闪耀，如今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

　　于敏也想过离开，但“估计自己走不了”。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当地寒风刺骨，沙尘漫天，积劳成疾的他突然浑身发抖，嘴唇青紫，继而头上直冒冷汗。同事们一看吓坏了，“老于，先去看病吧！”“这个节骨眼上我怎能离开，抓紧工作吧！”因核试验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身体十分虚弱的于敏没有离开试验场半步，而是在这黄沙大漠中高声吟诵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悲壮诗句，圆满完成了任务。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做再多核试验，其性能也不会有大的提高。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中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听了于敏的忧虑，邓稼先也有同感。于是，由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向中央递交了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后面发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于敏等人的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

　　针对禁核试，于敏提出了以精密实验室实验等几个方面支撑禁核试后武器研究的设想，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四大支柱。

　　于敏的谋略，“拆”掉了美国的阴谋。因此，于敏又被视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战略家，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甚至做到了像诸葛亮那样，运筹帷幄，料事如神。

　　兵者，国之重器，不可轻易示人也。如不得已而用之，应藏于九地之下，应动于九天之上。

　　名藏九地之下，声动九天之上。这正是像于敏那样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一大批核武研究者们的写照。

　　王玉琴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