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苦乐皆陈迹

　　一

　　《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一书，是盛佩玉女士从七十岁开始动笔撰写的回忆录。盛佩玉系出豪门，其祖父即是著名的政治家、实业家兼慈善家，誉有“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的“清末首富”盛宣怀。而其丈夫邵洵美既是晚清政治家、外交家邵友濂之孙，又是盛宣怀外孙、盛佩玉四姑母之子，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颇受争议的“唯美—颓废派”代表诗人。

　　《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是一部个人口述史，作者盛佩玉按着时间流程，记录她人生历程中遭逢的重大事件或记忆深刻的人和事：四岁时对丧父之事的朦胧记忆；三年守孝期满后父亲诸多姨太太（包括自己生母在内）的被遣经过；“我”被交由大娘（父亲正房）抚养后的生活日常；祖父声势浩大的丧葬过程及其间停灵、守夜、守孝等烦琐礼仪；与邵洵美恋爱结婚的前后过程；邵洵美的文学创作、办书店搞出版以及社交活动；生育九个子女的甘苦喜悲；抗战、内战期间的逃难奔突；1949年前后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的人世磨难和家庭变故，丧母、丧女和丧夫之痛接踵而至，全书止于“文革”结束后日趋平静、简单的晚年生活。

　　笔者以为，这部回忆录以女性视角观察世界，表现女性自身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属于典型的女性写作，它呈现的是一个女性眼中的盛氏家族。这与有着“私人档案第一藏”、“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宝库”之称的“盛宣怀档案”显然不同——宦海沉浮、商海角逐或朝廷权位更迭，这些盛氏家族的立身之本，哪怕是食指浩繁的生活開支，她并不了解也不关注。所以整部回忆录聚焦于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家族女眷命运、游园购物、人情往来等家庭事务和生活日常，也是作者兴趣所在。譬如，年过四十便病逝的父亲：“他要了六个太太，还老是出去寻花问柳，不老而夭，是自己找的呀！”而五位姨太太得为他守孝三年后才被允许自寻出路；六姑母因婚姻不幸而精神失常，只得重又寄居娘家；五姑母、七姑母“为争自身权益勇敢地跟兄弟们诉讼法庭”。男女不平等，居然连佛门和地狱都概莫能外，即使身为名门之女，对此也不能不感慨万端：“女香客写上‘×门×氏，男家姓写在门字前面，女家姓写在‘氏字前面。女人不写自己的名字，连庙里都男女不平等。”“还有一种花样叫作下‘血湖池，因为女人身上生孩子时有血，死后要进入‘血湖池中受难，所以在做七时要孝子为母亲尽孝。……我们在庙中看到地狱世界的图画上，有些鬼上尖刀山，受火刑、磨刑，下‘血湖池受难。阴间阎王永远在任上，他也永远是男的，而女人比男子多一刑罚，男女永远不会平等！传统下来如此，女子生孩子就够痛苦了，死后还要被他们做出这些花样来，请问阎王你想过没有？”

　　对丈夫的诸多朋友，这位邵家主妇笔下均以外貌勾勒为主：“外国音乐家派栖……矮胖个子，穿了白衬衫，外穿一套黑色‘燕尾服，活像一只‘企鹅。”梅兰芳先生“穿了西装，神采丰艳，在台上可算一位佳人”，郁达夫“很瘦，削脸，高颧骨，小眼”。泰戈尔“身材高大，灰白的大胡子散在胸前。他穿着灰色的大袍，一顶黑色平圆顶的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好像我看到过的大寺院中老方丈的打扮。老人态度严肃慈祥……他们的谈话我不懂，觉得不是很流利”。而对年轻的同性，目光中更多了一份挑剔和审视，她笔下的项美丽“身材高高的，短黑色的卷头发，面孔五官都好，但不是蓝眼睛。静静地不大声讲话。她不瘦不胖，在曲线美上差些，就是臀部庞大”。王映霞“身高，体壮，尚文雅……我不大喜欢与她交谈”。陆小曼“穿了一件粉红衣，身材不高，瘦瘦的，不笑时还算美，笑时微露虎牙”。至于这些友人各自有着怎样的专长或实力，作者未作简单交代。

　　女性特有的眼光、口味、兴趣和心理贯穿整部回忆录。如观看文明戏或话剧“看完后也不明白，根本没进我脑子”。但是演员的行头或装扮，她却眼不错珠仔细研究：“皇后的那件披肩，大而长，拖在地上，全用银鼠皮加上小黑貂皮尾巴做的，一顶皇冠也像真的闪闪发亮，是用白的水钻加上几粒红宝石镶制成的。”戏院包厢里某个交际花的穿着、长相、嵌了金刚钻的牙齿乃至她脸上的刀疤及来由，作者都记忆清晰并详加记录。抗战时期某些汉奸的阔太太如何在“打扮方面‘别苗头，首饰方面勾心斗角地换花样”，作者自然也是津津乐道：“衣服漂亮不稀奇，一粒大钻石还算不了，要一套头钻石戒、钻石耳环、钻石别针、钻石手镯。或者要蓝宝石的一套，或者是翡翠的一套……到戏院里看得到的。”洪深导演的《少奶奶的扇子》一剧能被提及，归因于令她“既心痛又后悔”的深刻记忆：就是在观看该戏时吃冰糖山楂，弄脏了一件心爱的蓝缎子白纱边新衣服。由是观之，戏院或剧场，实为女性魅力的竞技场。相形之下，舞台上的剧情、演技、编导水平，她们根本无暇关注！这可真应了吴地谚语“看戏看的卖甘蔗”了！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自己的容貌乃至笑容、眼神，作者显然兴趣浓厚，所以不厌其烦多次描绘：“我家亲戚朋友中认我是唯一的美人，大家都关心我。”“我的笑原是很讨人喜欢的。人家说我眼睛‘花，来奉承我。记得有次在外国照相馆拍照，外国摄影师也赞美了我的眼神，便想摄出这种独特的眼神来，照了好些特写镜头，未成功，大约是灯光照明技术上还达不到理想效果。”“（密姬）有一次和我去拍了两个人并肩的照片。在外国人开的一家照相馆内拍的，摄影师是外国人，见我的脸觉得别致，特别是一笑的神态，他要摄出此神态，这可是我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了。可是每次拍后冲出来，总感到不理想，大约是灯光打得太强，明暗对比度不够之故吧！”“那些长辈们见到我总是喜欢轻轻拉一下我的手臂，叫我回头看看。我心中有数，报以一笑，如她们的愿，她们说：‘茶宝一笑真像一朵茶花。”“我的生日在冬天，所以在秋天我提前去拍了照片，秋天衣服穿得少，可以照得好看些。这次的确照得很漂亮。我印了十吋的各两张，两个式样的，马上配了镜框挂在墙上。”

　　另一个佐证是，书中写到抗战期间全家四处逃难，要将一些实用又笨重的家什暂存大麻子刘质夫家：“当他见到我时对我说：‘洵美嫂，我早就认识你的，在你还是小姐的时候，在新世界里，你真漂亮，我盯过你梢。你看到我吗？我也答了：‘怎会不看到你呢？你有这样的特征啊！”诸如此类的细节其实并无多少价值。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对这个大麻子盯梢者，盛佩玉女士不仅毫无厌恶或反感，反而将他作为自己昔日美貌的证人，载入盛氏回忆录。女性对自身姿容的无限兴趣及其自得自恋心理，此中一览无遗。

　　二

　　邵洵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诗人、作家，同时又以出版家和西方文学翻译家知名；既有“海上孟尝君”之美誉，又被鲁迅讥为“捐班作家”；因其曾经多次卷入现代文坛的流派纷争和人事纠葛，以及“唯美—颓废派”诗人的标签，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中，邵洵美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他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坛上的活动与贡献，未能得到公正的评价。

　　这部回忆录的文学史价值，在于全面呈现了妻子眼中的丈夫邵洵美形象。

　　盛、邵的婚姻虽属传统的姑表结亲，但两人有情感基础，系自由恋爱。按回忆录所言：“我是属蛇的，直到很久以后，我读了洵美写的《偶然想到的遗忘了的事情》才明白了我们早就有缘分”。“洵美追求我，从名字上就知道了。因我名佩玉，他就将原名‘云龙改为‘洵美。意取《诗经·郑风》中《有女同车》‘佩玉锵锵，洵美且都之句。”于此也可见出两人当时的热恋情形。

　　盛佩玉没有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当年只是跟着家庭教师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所以，邵洵美的才学、风采令她无比钦慕和欣赏，这在回忆录中随处可见：“洵美给我的印象是个聪明的人。文字好，人长得并不俊，长脸，身材矮了些。家里人说他七岁就能对出他外公盛杏荪的对子。”留学剑桥时的邵洵美“穿着英式的高级西服，双手交在腹前，很有绅士风度”。“洵美懂的事很多，学贯中西”，他二十多岁就到光华大学帮徐志摩代了一两个月课，为此“特地去配了副金丝边平光眼镜，穿上长衫，活像一个大学教授”。妻子眼中的邵洵美爱好广泛，“但他最爱的就是书。外文书很多，不讲究是否精装，故书架很多，放满了长长短短大大小小没有排列整齐的书。中文他还能写，小时候家中练帖，他喜爱的碑帖有张黑女碑，也爱清何子贞的书法”。因此，尽管当初娘家男性朋辈反对这门亲事，但“我”依然心志坚决。

　　邵洵美是当时上海文艺界和出版界非常活跃的出版家。诗人卞之琳在《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三期撰文《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曾如此评价邵洵美对出版的痴情，说他“赔完了巨万家业”却始终“衣带渐宽终不悔”。盛氏回忆录中就详细记载了邵洵美广罗人才“兴致浓厚”搞出版的全过程：

　　文艺家们每天碰头，洵美说：大家要尊重艺术，提高兴趣。意气相投，以致他们经常围了一桌有说有笑，一面开动脑筋孕育出杰出的作品。这段时间里，洵美除了印《生活周刊》、《良友》外，自己先出版了《时代画报》半月刊，由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黄文农编辑；继而又出版《时代漫画》，由鲁少飞、王敦庆编辑；另有《时代电影》，由包可华、席与群编辑；《时代文学》，储安平编辑；《万象》，张光宇编辑；《人言》周刊，邵洵美、顾苍生、周壬林编辑；《十日谈》，章克标、郭明（即邵洵美）编辑。此外还出版了巴金、张资平、沈从文、庐隐等作家的自传。

　　在这些刊物上，洵美陆陆续续也写了不少作品。有诗，也有杂文、短评、随笔之类，他的笔名有浩文、绍文、邵浩文、郭明、逸名、邵年、闲大、初盦、荀枚等。

　　盛佩玉还记录了1978年以后，施蛰存、秦瘦鸥、孙斯鸣、曾虚白先生等诸多友人对邵洵美的回忆，如秦瘦鸥在《从纨绔弟子到翻译家》（上海《文汇报》1986年10月8日）一文中写道：

　　我最初是在鲁迅先生杂文中见到邵洵美这个名字的。

　　在《登龙术拾遗》一文内，鲁迅用四句话对邵下定评：“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

　　因此一般人都认为邵是一个依仗老婆有钱而舞文弄墨的纨绔子弟。

　　三十年代末，我在很偶然的情况下，巧遇邵洵美于美商中文《大美晚报》编辑部，发现他眉清目秀，长发隆准，俨然是个美男子，他穿的服装质料高级，但并不成套，衣领和纽扣都不扣上，显出一副落拓不羁而又很潇洒的气派，态度倒还平易近人，并不像一般贵家公子那样目空一切。朋友们还说邵写的诗很优美，外文水平也不低，译过希腊女诗人莎弗的名作。

　　至此，必须提到1933年8月鲁迅写的两篇杂文《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目光如炬用笔如刀，但难免也会失察和意气用事。如今看他对邵洵美的评判，就有失客观公正：“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学者文人也不会折本……这又叫作‘名利双收。不过先要能‘投资，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学士也就不大值钱了。而现在还值钱，所以也还会有人忙着做人名辞典，造文艺史，出作家论，编自传。我想，倘作历史的著作，是应该像将文人分为罗曼派、古典派一样，另外分出一种‘捐班派来的，历史要‘真，招些忌恨也只好硬挺，是不是？”“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须，官司莫怕……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身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遗照，盘花纽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所以倘欲登龙，也要乘龙，‘书中自有黄金屋，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

　　鲁迅比邵洵美年长二十五岁，靠教书、写作维持大家庭生计，毕生经济负担沉重；婚姻上虽与许广平自由恋爱定居上海，但在北京畢竟还有“母亲给我一件礼物”、名分上的妻子朱安他得“好好供养”。所以，洋装少年邵洵美含着金钥匙出生，情感上春风得意，外表又风度翩翩，堪比当下所谓的“高富帅”，鲁迅对邵是否因此“羡慕嫉妒恨”？

　　盛佩玉在给秦瘦鸥的回信中，对秦先生用“落拓不羁而又很潇洒”形容邵洵美的神采，表示赞赏表示感谢，另外也对鲁迅当年的讥诮做了回应或反驳：“写文章者一支笔下，有褒有贬，您提到鲁迅的四句话，将洵美下在贬之中。他是见多识广者，难道不懂，人之结为夫妻，便是共同生活。丈夫成家立业的基础是要用钱。开了个小小的书店，他是知道的，也是可以的。这可以算是正当的作为吧！可被他贬为‘作文学资本，何必如此小题大做。句子也顾前不顾后。”

　　三

　　盛佩玉作为妻子，对丈夫可谓时时处处都维护有加。经济上的全力支持自不待言，“我每次听到他提出的要求只要是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事要花筆钱，我总会全盘接受。”尽管这位金枝玉叶其实也有捉襟见肘之时，就“只有将我的首饰拿到当铺里去作押，以后便可再透支”。“洵美的事情多，他出去衣服等都要我浆洗烫平，胡子、头发也要我端详。他的胡子是小八字式，总是要我为他剪，因为胡子是一面厚，一面薄，要用小剪刀修得一样薄，鬓角要一样高低，哪怕是到理发店去理好了发，回来依旧要我修一下。中装里里外外都由去我去做，连皮鞋尺寸也只有我知道，由我去买。只有西装量尺寸他才不得不亲自去西服店里走一趟”。一生生育了九个儿女，以家庭主妇为主业的这位大家闺秀，对丈夫体贴照顾可谓无微不至。

　　写到丈夫的情人、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特约记者项美丽（Emily Hahn）时，盛佩玉用笔非常谨慎节制：“她和我是同年的，我羡慕她能写文章独立生活……我对她印象很好，她也一见如故。洵美懂的事很多，学贯中西，她找到洵美这条路是不差的。”回忆录中写了他们一家与项美丽的互相帮助，邵洵美帮助项美丽联系采访、收集和翻译资料，使她顺利完成其重要著作《宋氏三姐妹》；项美丽则利用其美国公民身份，在战火中帮着邵家将价格昂贵的“印刷机”转移至安全区。有些文章认为旧式家庭出身的大家闺秀盛佩玉对邵洵美项美丽的婚外情“从不拈酸泼醋，而是和睦相处”。其实，作为妻子她当然苦衷难言，不过表露得比较含蓄委婉罢了。试看这段文字：“项是单身女子，自由得很。洵美，我又不好不放他出去，我应当要防一手的。因此我向洵美提出抗议，我说：‘我不能跟着你走，你不能放弃对事业的管理，也不该对其他朋友疏远交往……现在我只有这种办法，下这个警告给你，如果夜里过了十一点你还不到家，那么不怪我模仿沈大娘的做法，打到你那里去。所以他记着，不敢误卯。沈大娘是一戏中人物，为挽救婚姻，打上门去怒斥第三者。”

　　这种警告背后，透露出多少无奈和痛苦！尽管与邵洵美婚前有过约法三章，但是盛佩玉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吸烟、娶妾是那个时代的风气，我家可以讲像传染病一样的盛行。叔叔们还自我解嘲说：‘我们风流不下流。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种家庭氛围，恐怕也是她能够容忍或接纳丈夫情人的一个原因吧！即便如此，她还处处为丈夫开脱：“洵美和我过的日子是穷而又烦躁的。生病！添孩子！弄得他脑子不得安静……其实他是一筹莫展、愁闷在心，才会这样子的！”

　　朋友兼办刊合作者的章克标先生则认为：“我觉得洵美一个人有三个人格，一是诗人，二是大少爷，三是出版家。他一生在这三个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非常忙碌，又有矛盾，又有调和，因之，他这个人实在是很难以捉牢的，也就是很难以抒写的。”这不由让人联想到，盛家叔长们当初并不赞成这门婚姻，理由就是他们认定“洵美是滑头”，这倒与章克标的评价似乎存在某种暗合。

　　回忆录中，即使面对家产被强行没收、丈夫无辜而入狱，居委会得寸进尺的支使盘剥，盛佩玉从未出过恶声。她的温婉性格和中国传统女性的良好教养，在“说勿清”、“弄勿懂”、“办勿到”、“救勿了”、“来勿及”、“天勿亮”、“写勿灵”、“很厌气”（很难受很吃力之意）等等吴侬软语中，都可见出一斑。丈夫出轨，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在今天都足以导致夫妻交恶婚姻破裂。因此，盛佩玉这个新旧观念兼容并包的大家闺秀，着实有其令人钦敬处。

　　盛佩玉的显赫出身，还赋予了这部口述史另外一些特别意义。首先，它是中国晚近以来一代名门望族兴衰变迁的生动见证。随着盛家长子、“我”父亲的早亡和祖父、祖母的相继离世，为了争夺“两千万两银子的遗产”，兄弟勃谿对簿公堂；叔父和哥哥忙着娶妾玩乐；守成无望，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抗日或媚日的家族裂变，煊赫多时的“清末首富”已然“屋倒瓦散”。

　　其次，它也折射出晚近以来“冒险家的乐园”——上海的现代都市化进程。譬如，交通工具由马车、轮船而火车、电车和私家汽车，电灯、电话、照相机渐次进入沪上大家；跑马厅、跑狗场、轮盘赌场、体育馆到高尔夫球场，新世界、大世界、电影院到舞厅和西餐馆，竞一时之秀；从全日制寄读学校到“读古文，念英文，音乐、美术、体育并重”的世界学校、“中西女中”和“光华大学”、“大同大学”等等，教育机构日趋现代完备；上海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迎接世界各地的文人墨客俊秀豪杰，在音乐会、戏院或文艺沙龙交游往还……

　　回忆录中还披露了一些文坛旧闻，譬如，徐志摩、陆小曼夫妇1929年3月接待第二次到访的泰戈尔时，老人要求住在主人家的中式卧房，结果夫妻俩原先专门为他精心布置的印度式房间，只能留给他们自己住。还有，当年徐志摩因钦佩丁玲女士的勇敢，故“写了短篇小说《珰女士》发表在《新月》第五卷第十一期上”。徐志摩出事后，邵洵美先在《人言》周刊发表《徐志摩的〈珰女士〉一文》，后又亲自“续编”了当年徐志摩这篇一万多字的未完稿，在《人言》“一气连载了三十期”，表达他对这位挚友兼师长的无限怀念。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变幻的风云，在这位名媛家长里短、衣食住行的叙述间隙，也不时飘过。

　　作者在“楔子”中申明：“我今年已经七十岁了……我的亲人们，我记这些，绝不是留恋和夸耀富贵之家，为的是在我脑子还清醒时，分辨好坏。”人生苦乐皆陈迹，往事纷纷何足悲。

　　王澄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