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落地苏南

　　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体在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不断演变，而当这种演变从量变达到质变时，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新的经济环境，从而对经济体形成新的约束，由此而产生新的不同的经济变量的决定方式。新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必然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从而要求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此相适应；生产方式的错配（即发展模式不适合现有发展阶段）必然会给经济体带来扭曲，并由此而产生各种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无疑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转变生产方式，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日前，中央和江苏省提出将在苏南六县（市、区）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为全国的现代化发展先行探路。在笔者看来，苏南六区的先行试点本质上就是要利用苏南模式之优势和特点，试行转变中国的生产方式，为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路。

　　新常态带来新挑战

　　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的差异。人均产量低下基本上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均所拥有的资本（机器、设备等）较低，即生产方式主要体现为劳动密集；二是技术水平落后。正因为如此，人均产量的提高可以通过生产方式上的趋资本密集化和趋知识（技术）密集化而得以实现。

　　现实中，人均资本的提高（或趋资本密集化）通常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而与资本结合，这种结合可以通过不断地投资和开工建厂来吸纳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就整个国家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也就是生产方式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逐渐转化的过程，即人均资本拥有量不断提高的过程。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发展中国家在脱离贫困陷阱后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第一阶段。

　　然而，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由资本密集所带动的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的提高是有极限的。经济体一旦达到这一极限，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将无法继续提升。此时，唯有技术进步才能使人均资本和人均产量进一步提升。而技术进步则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趋知识密集化。由此，就整个发展过程而言，生产方式存在着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转移和从资本密集向知识密集转移的两个发展阶段。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目前毫无疑问已基本完成了发展中国家在脱离贫困陷阱后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常态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这实际上意味着在新阶段下，经济增长的方式（或生产方式）必须从之前的趋资本密集化向趋知识密集化转型。这也是我国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

　　为什么是苏南

　　苏南地区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人多地少，毗邻上海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和市场，水陆交通便利。苏南地区的农民与这些大中城市的产业工人有密切的联系，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出了一条快速消化剩余劳动力的先工业化之路。

　　与温州模式发展私有和个体经济所不同的是，苏南模式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的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这种组织方式将能人（企业家）和社会资本结合起来，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与温州模式相比，苏南模式更能体现政府的企业家精神，从而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

　　此外，与温州模式相比，由于是政府组织资源，企业规模一般比较大，可以生产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等。

　　然而，苏南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其现有的生产方式大多是来料加工，产业链相对较短，对外资依赖程度较大，是典型的第一阶段的生产方式。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尽管能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然而，当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将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例如，近五年来，苏南核心的苏州增长开始放缓，大型外企撤离的消息时有耳闻；副核心无锡的GDP总量先后被武汉和南京等城市超越，且差距被逐渐拉大。

　　需要说明的是，苏南模式在生产方式上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因此，以苏南为试点，对中国的生产方式转型具有极大的引领作用。

　　探路先行 引领变革

　　这次所选择的试点县（市、区）均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江宁区枢纽地位突出、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实力雄厚，拥有若干重大创新平台。昆山市连续14年位居百强县市排行榜榜首。苏州工业园区是中新两国政府间首个旗舰型合作项目，经过25年发展，已成为世界一流园区和国际合作的典范。溧阳市在生态经济上成效明显，正着力建设宁杭生态经济带最美副中心城市。而拥有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江阴则更是被誉为中国资本、制造和营商环境第一县。

　　尽管这六个试点区域在产业特色和行政类别上各有千秋，但它们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困境，即如何使其生产方式从过去的趋资本密集向趋知识密集转型升级。

　　必须说明的是，生产方式从第一阶段（即趋资本密集）向第二阶段（即趋知识密集）的转型并非自然而然，其间存在着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在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既包括由资本投入所带动的剩余劳动力的大量使用，同時也包括技术投入（或技术进步）。这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动力充沛。在第二阶段，由于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已不复存在，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于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导致增长动力减弱。更为困难的是，在第二阶段，技术进步的方式出现了改变，技术进步本身也变得更为困难。

　　技术进步可分为引进型技术进步和自主研发型技术进步。中国过去的技术进步最主要的源泉就是技术引进，即充分利用与国际前沿水平的巨大差距，通过“干中学”和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提高技术水平。技术引进的好处在于不需要从头做起，可以节省研发投入。然而，随着中国的技术水平逐渐接近国际前沿，技术引进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有外国政府开始明令禁止相关技术的对华转移，这无疑让引进技术的模式走到了尽头。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自主研发将取代技术引进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模式。

　　然而，自主研发式的技术进步绝非易事。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其它发展中国家，那么，当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自主研发将使中国直接面临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竞争。而这需要无比强大的勇气。事实上，依赖技术引进、缺乏自主研发式的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使中国的生产方式建立于以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为基础、为导向、为引领的知识密集型的现代化生产体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仅仅依靠常规的市场机制是走不出来的，需要在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方面额外发力。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之特征恰恰使得这种额外的发力成为可能。如前所述，苏南地区的政府+企业的模式意味着与其它地方相比，地方政府更具有企业家精神，从而使得苏南模式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此同时，苏南地区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大，从而更能承担企业转型升级和与发达国家竞争所带来的风险。

　　（作者系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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