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重度咖啡患者

　　烂苹果

　　那种气味，对席勒有益，对我则像毒药。

　　——歌德：《歌德谈话录》

　　据歌德说，他与席勒截然相反，甚至在写作习惯上也是如此。席勒去世二十年后，他向传记作者艾克曼回忆起两人的不同。他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来反映这种差异有多大。有一次，他顺道去拜访席勒，发现这位朋友出去了，便决定等他回来。这一小段等待的空闲，多产的诗人没有浪费，而是坐在席勒的书桌前，匆匆记下了些笔记。这时，一股奇怪的恶臭使他不得不停下。不知怎的，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渗入了这个房间。

　　歌德循着气味找到了源头，实际上就在他坐着的地方。气味来自席勒书桌的一个抽屉。歌德弯腰打开抽屉，发现里面有一堆烂苹果。迎面扑来的气味如此有强烈，以至于歌德感到头晕。他赶紧走到窗户跟前，去呼吸新鲜空气。对于发现的垃圾，歌德自然很好奇，但席勒的妻子夏洛特的讲述令人咂舌：席勒有意将苹果放坏。这种“芳香”不知为什么，能带给他灵感。而据夏洛特说，“没有它，席勒就没法生活或写作”。

　　多年以来，席勒与歌德金石相契。他们就各种话题进行谈话和通信，互相砥砺，甚至合写了一些作品。然而，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席勒却坚信，他们永远不会莫逆于心。这次相遇发生在1788年9月。在由伦格费尔德家族主办的一个聚会上，两人同时被邀请参加。对于这次聚会，席勒极为兴奋，因为歌德的名字也出现在客人名单里。但是到真正见面时，席勒发现，歌德只热衷于谈论自己不久前在意大利的旅行。谈话缺乏深度，席勒感到失望。在给朋友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的信中，他描述了这次毫无闪光点的会面，说：“我怀疑我们是否还会彼此走近。”但六年后，两人又一次相遇。他们谈起席勒创办的新杂志《时序女神》，这次会面的谈话要愉快得多。最终，两人的联系紧密到如歌德所说，“[我们中的]一个离了另一个，真的没法活”。

　　既然是好友，席勒欢迎歌德兴之所至随时来串门，就像在烂苹果事件中。然而，没熟到这份上的意外之客，则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席勒讨厌被打扰，尤其在他努力工作的时候。歌德发现，“遇到这些场合，他会不时地表现出缺乏耐心，有时甚至会显得粗鲁”。如果一个人贸然来访，席勒不会掩饰自己的懊恼。他明显的愤怒会使见面过程很快结束。

　　为了确保奋笔疾书时无人突然造访，席勒通常在晚上写作。在星辰升起、可能的来访者熟睡之时，他会工作上数小时。他的身体对上夜班发出抗议，睡意不可避免，但疲倦的痛苦不是他的对手。夜里写作时，他会用浓烈的咖啡来提神。有时，如果实在困极了，就需要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为避免在桌子上睡着，席勒会将双脚放进一桶冷水里。

　　如果听到席勒为了在夜里保持清醒这么费周折，他的邻居可能会吃惊。1797年，席勒在德国耶拿西郊买了一栋房子。花园里有一座两层的塔楼，夏天的几个月，他在这里工作。他的书房就在这座方形建筑的二楼。深夜，邻居们会听到席勒一边大声说话，一边来回踱步，思索着他的下一行诗。这种活跃的写作过程，会持续到大约凌晨三点到五点。

　　席勒并不总是在夜里写作。如果在白天拿起笔，他会把房间弄得很昏暗。书房的红窗帘闭掩着。阳光透过织物照进来，为工作提供了一个亮度很低的环境。在塑造环境以适合他的创作需要方面，席勒是个大师。窗帘、苹果、咖啡……都会成为这位剧作家写作时的“道具”。随着红窗帘在书房的起与落，各色作品在纸上登场。

　　在青年时代，席勒不是塑造他的环境，而是逃避它，以宏伟的文学抱负为名义。第一部戏剧《强盗》上演时，他只有二十二岁，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在斯图加特当军医。处在人生这一阶段，对于席勒来说，戏剧的分量大过军事责任。对一个年轻作者来说，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成就。尽管充分意识到这么做会破坏规则，席勒还是悄悄离开部队，参加了在曼海姆的首场演出。如果重返职守，他还能够避免麻烦。然而，他又去看了这部戏剧的另一场演出。这一次，没法再保密了。回到斯图加特之后，这位年轻的反叛者，被卡尔·欧根公爵施行了两项惩罚——十四天禁闭，以及更糟的，除了医学论文，不准再写其他任何东西。

　　席勒自然不愿服从公爵的限令。为了确保文学上的自由，席勒与朋友安德列亚斯·施特赖歇尔共谋，一起逃到曼海姆。但在这次紧急的过程中，席勒创作的兴致胜过了一切。动身的这一天，席勒在灵感的激荡下，拟了一首颂诗。尽管施特赖歇尔担心如此耽搁会增加他们的危险，席勒还是坐下来创作了一首新作。出发时间被延后了数小时。他们原计划早晨离开，最后到深夜才乘马车出发。幸运的是，他们安全抵达了曼海姆。

　　席勒的逃离，最终比他预期的，要艰难得多。新作打不开销路，经济拮据困扰了他好多年。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背离文学志业。在他的職业生涯中，他主要写戏剧，包括《威廉·退尔》；也写诗，如《欢乐颂》；此外，还有历史与哲学论文。他以同样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发展出一种方法，帮助他创作出这些伟大的作品。这个高挑瘦削的作家，沉浸在昏暗的光线里，啜饮含咖啡因的饮品，闻着烂苹果的气味写作。

　　夜生活

　　像席勒一样，另一些伟大的作家，选择在晚上写作，但原因五花八门。对于有些人，创造的轮子在太阳下山后才转得最快。“夜晚的时光唤醒了我更敏锐的化学反应。”汤姆·沃尔夫说。他的《电子“酷爱”迷幻派对》就写于深夜。他每天下午开始工作，到晚饭前，能写多少算多少。晚饭后继续写，直到完成每天规定的十页纸。写完后，沃尔夫不会立即上床入睡，而是会在电视机前做仰卧起坐，给夜晚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夜晚写作，同样是被创造力驱使，尽管他骨子里害怕黑暗。这种恐惧症困扰了弗罗斯特整整一生，以致他都十几岁了，还要睡在母亲的房间。多年以后，已经成年的弗罗斯特在走进自家大门之前，不再要求别人先为他开灯。不过，尽管有着惊恐，他却选择在夜里写作。他发现夜里的时光是迷人的。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时常盼望我们能有两个月亮。看到它们在天空晃悠——那将多么不寻常。”作为新罕布什尔州德里的农民新手，弗罗斯特制定的工作日程表可谓激进。夜里，当星光在农舍的上空闪烁，他创作他的诗歌。之后，当天光破晓，他并不跳下床照料他的牲口，而是一直要睡到晌午。奶牛们也尽其所能，把挤奶时间调整到正午和午夜。

　　另一些作家在晚上写，是因为太阳升起后，他们的注意力需要用来对付白天的工作或学习。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工程学校时，就在夜里抽时间写作。当别的学生在屋里熟睡，他坐在桌子前，在毯子下缩成一团，一页页地写他的散文 。甚至在成为全职作家后，陀氏依然在夜里写作。深夜的时光提供了必要的平静，尤其在名声增长之后。直到1881年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在一封信里提到他夜晚工作的习惯。白天，他会被数不清的要求打扰。他写道：“为什么我要在夜里写作？[因为]在这里，当我下午一点醒来，会有一波接一波的造访者前来。”

　　还在十几岁上军校时，塞林格便决定找时间写作。《纽约客》编辑威廉·麦克斯韦描述過这个年轻作者的努力：“夜里在床上钻进被窝，借助手电筒的光，他开始写小说。”后来，当他可以支配自己的写作时间，塞林格就把工作时间转到了白天。他的家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康沃尔镇，在家后面的混凝土掩体里，他每天花十六个小时写作或修改文稿。这位遁世的作家很少准许别人进入他的书房，伯特兰·伊顿是其中之一。伊顿指出，“在工作室的墙上，杰里有一溜杯钩，上面挂着他一沓沓的笔记。”房里其他必不可少的工具是一个打字机和一个分类账本，其中包括手稿页与笔记。

　　晚上，卡夫卡的写作总要持续很久。创作于1912年9月的短篇小说《审判》，便是他一口气从晚上十点到次日清晨六点写出来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够写作；只有以这种连贯性，才能够完全打身心。”工人意外保险机构的工作使卡夫卡没法在白天写作。夜里数小时的写作之后，他会在早上八点带着一身的困倦去上班。尽管下午很早就干完工作，卡夫卡剩下的时间却被午饭、长午觉、锻炼（光着身子进行）、散步和晚饭填满。一直到晚上十点，他才会有时间写作。当月亮高高升起在夜空，他的笔底开始奔涌了。

　　琼·狄迪恩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奔涌吧，河流》时，还得努力应付着《时尚》杂志的工作。当她从杂志社办公室回到家，她会盯着家里的墙看，上面覆盖着来自书里的场景。她会选择一个已被搁置数月的场景，然后再做一次尝试。这一仪式持续了多年，直到她将尚处于半成品的书卖给出版商。从那一刻起，她一连几个月离开办公室，为了完成这本书，不分昼夜地赶工。

　　极少有作家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或她既能写作，同时又能维持生计。在锅炉房里上夜班，听起来并不吸引人。但对于福克纳，发电厂的夜间管理员这一工作，却无比适合。在漫长的夜里，他并没有打盹，而是写作。仅用六周，福克纳就完成了《在我弥留之际》。在上班的时间里，他获得了双倍报酬——一份稳定的薪水，和一部完整的小说。

　　咖啡重度患者

　　咖啡在我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其作用可以史诗级来论之。

　　——巴尔扎克《咖啡的愉悦与痛苦》

　　十六岁的巴尔扎克又向门房下了一个订单。他想要更多的咖啡，这种东西在勒皮特寄宿学校被禁止。但在全是男生的寄宿学校，规则经常是用来被破坏，尤其在一个有头脑的校役想赚外快的时候。巴尔扎克叫门房帮他偷带咖啡用的是赊账，债务使他最后不得不向暴怒的双亲坦白自己的非法活动。这个叛逆的学生一定会觉得，惹这样的麻烦值得。对他而言，咖啡不是一时的爱好，而是他写作时永恒的伴侣。他习惯从夜里工作到白天，中间很少休息，正是咖啡推动着他前进。

　　最早打算成为一个职业作家时，巴尔扎克二十岁。令父亲失望的是，他选择了这条不合常规的路，而不是在法律界任职。在做了几年低级法律文书后，巴尔扎克认为法律程序令人沮丧。此外，他不想被单调乏味的日常工作束缚。尽管巴尔扎克的父母持批评意见，他们还是支持了儿子的抱负，前提是以两年为限。

　　带着稳定的生活补助，巴尔扎克得以搬进巴士底广场附近的一个阁楼公寓。在这个新地方，不需要干正职，巴尔扎克将全部时间都致力于写作。这段时间里，他继续发展自己对咖啡的喜爱。实际上，除了咖啡，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招待来访者。1819年10月，他写信给妹妹洛尔·絮尔维尔，问她：“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你可以来我这里烤火、喝咖啡、吃炒蛋，只是你得带一个盘子来。”

　　与此同时，巴尔扎克为他的新职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一放下笔，他就到附近散步，寻找灵感。在一篇自传性质的故事中，他回忆说：“我穿得像工人们那样褴褛，不拘礼节，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在这篇故事里，他甚至跟随行人，偷听他们的谈话。这些出行虽然很短，却还是让作为叙述者的巴尔扎克，感觉自己是另一阶层的一分子。他将这种经历形容为“就像一个醒着的人的梦”。

　　眼看两年的期限就要到头，巴尔扎克快马加鞭。他只剩下几个月来完成诗体悲剧《克伦威尔》，而他的名声，至少小范围内的名声，就靠它了。巴尔扎克打算向家人和朋友朗读这部作品，以证明他作为作家的能力。所以他日以继夜地写。1820年9月，他写信给叙尔维尔，谈到他艰辛的努力。这位有抱负的作者借助一个他了解甚深的东西，来解释他对《克伦威尔》的情感。他写道：“我对待我可怜的悲剧，就像对待咖啡渣。我预计自己将会从中萃取出什么，让我获得独立。”他显然认为《克伦威尔》会使他走向成功。巴尔扎克完成了这部作品，听众却一致认为很蹩脚。尽管如此，他不允许自己在失败面前泄气。这个意志坚定的作者拿起咖啡壶旁的笔，继续写了起来。

　　巴尔扎克深夜写作，也许是出于遇到最后期限的实际需要。然而，他决定把一做法变成常态。多少年来，他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夜里上床后几个小时就醒。他的工作时间始于星光依然闪烁之时。当别人在睡觉，他的想象力却在闪烁着火花，文思泉涌。

　　1830年代，巴尔扎克经常从巴黎退隐到小城萨谢。在这个宁静的环境里，没有了大城市的嘈杂，他能够集中精力写作。他会待在让·德·马戈讷（朋友兼母亲的情人）的城堡里。即使是作客，他也严守作息，晚上十点上床，凌晨两点在闹铃中醒来。他会一直写作到下午很晚，一整天也没别的进食，除了吐司和咖啡。然后，他会放下手头的活，花几个小时与城堡主人及其他客人一起吃晚饭。对于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总是优先的，远比社交和睡觉重要得多。这个勤勉的作者相信，“睡得太多会让人的头脑反应迟钝”。他依靠他钟爱的饮品，让自己的脑子保持活力。

　　巴尔扎克每天要喝五十杯咖啡，而且浓度不够还不行。在萨谢的时候，他要花半天时间外出采购优质咖啡豆。他喜欢劲头非常足的土耳其混合咖啡。为了确保强有力的效果，巴尔扎克甚至自己发明出一套做咖啡的方法。按照他的推论，少量的水和更精细的研磨，可以导致饮品的效力极其强大。当觉得咖啡的作用在减弱时，巴尔扎克就加大摄入量。而当他需要应急时，便直接嚼生咖啡豆。咖啡有副作用。他承认，是咖啡让他变得“莽撞，脾气暴躁”，变得喜怒无常。尽管如此，他还是选择继续喝咖啡。他就依靠咖啡保证他长时间的工作。他说，“[咖啡]给了我一种能力，让我能够从事较长时间的脑力劳动”。

　　一杯接一杯地，巴爾扎克写着他的《人间喜剧》——由相互连接的故事和小说组成的史诗般巨著。在写作时，这位结实健壮的作家，穿着一件不同寻常的衣服：僧袍。白色的长袍以丝绸衬里，用相配的细绳束腰，再加头上戴着的一顶黑丝绸无檐帽，这就是他的全副装备。据叙尔维尔说，巴尔扎克从住在巴士底广场附近的公寓开始，就戴这一款式的帽子。她还说，“我妈妈经常为他制作这种帽子”。

　　巴尔扎克痴迷于修改，从未停止对自己作品的缝缝补补。伊芙琳·韩斯卡是巴尔扎克的长期笔友，最后成为他的新娘。在创作小说《乡村医生》的中间，这位三十三岁的作家给她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正处于创作的冲动中，只能说一切都进行得很好。而当作品完成的时候，你将收到一个人的绝望，他的眼里只能看到它的缺点。”巴尔扎克并不将校样作为快完成的作品那样对待。相反，他把它们当作初稿一遍遍地修改。他的短篇故事《比哀兰特》，便经历了十七个校次。

　　巴尔扎克手写的初稿在移交给排字工之后，会被排在一张边缘很宽的大纸上，这样他便有地方作出大量修改。每一校次过后，由于补充的内容远多于删除的内容，他的手稿都会增长而不是缩小。巴尔扎克的修改在每页纸上，杂乱无序地四处蔓延。满是标记的校样令排字工沮丧又困惑。在那个修改即意味着重新排版的年代，要把巴尔扎克的修改输入进去，非常辛苦费力。事实上，巴尔扎克的印刷商订了一个规则，排字工看他的校样超过一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

　　巴尔扎克差不多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写作。他待在书桌边笔耕的时间，比大多数作家都多。他无止境地投身的结果，就是他的大量作品。1833年4月，在写给叙尔维尔的信中，巴尔扎克说，“一个人在十二个小时内，可以让很多黑字落在白纸上”。而总有一杯像恢复剂一样的咖啡在手边，以帮助巴尔扎克刺激他的突触 。对于巴尔扎克来说，要想维持他的不懈计划，灵丹妙药必不可少。即使他的写作工具，也在努力跟上这种近乎残忍的献身。在给苏赫维尔的同一封信里，巴尔扎克说：“可怜的笔！它应该是钻石做的，才不至于这么快就用坏！”

　　伴着墨水的饮品

　　无论是选择茶，还是选择咖啡，许多名作家都发现，一杯合宜的热饮是写作过程的理想补充。对巴尔扎克来说，咖啡是一种精神的兴奋剂。然而，他并非只在书房喝。巴尔扎克喜欢到巴黎历史悠久的普洛可甫咖啡馆过嘴瘾。伏尔泰——他去世比巴尔扎克出生早二十余年——也曾频繁光顾这里。

　　伏尔泰喝起咖啡来，与巴尔扎克有的一拼，他一天要喝多达四十杯。对于热衷咖啡的人来说，普洛可甫是个理想的去处。伏尔泰开始频繁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已经八十出头。那时，他正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剧院导演他的戏剧《伊蕾娜》。排练结束后，他会穿过马路，来到这家咖啡馆，坐在他最喜欢的桌子边，一杯接一杯地喝一种风味独特的、加巧克力的咖啡。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普洛可甫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主顾。他于1776年到达法国，大约同一时间，伏尔泰已然成为咖啡馆的一道固定风景。普洛可甫是富兰克林喜欢去坐、喝东西、聊天的地点之一。富兰克林去世时，巴黎人为之哀悼，其悲痛之广泛，可见之于普洛可甫咖啡店，它被黑布遮盖了三天。

　　乔纳森·斯威夫特也非常喜欢啜饮美味的咖啡，而且喜欢在家里备存他钟爱的饮品，数量似乎还很可观。他的分类账显示，他曾花1.2先令买了7磅咖啡豆。在给情人海丝特·范霍利——他叫她瓦内莎——的信中，斯威夫特说：“在生活中，我所知道的最好信条是，在你能喝到咖啡的时候，你就尽情享用，喝不到，就淡然处之。”尽管斯威夫特被公认是个酷爱喝咖啡的人，但许多学者认为，在给瓦内莎的信中，他提到含咖啡因的饮品，是作为性接触的暗语。

　　亚历山大·蒲柏对咖啡的使用则完全不同。他会在午夜召唤仆人赶紧做一杯咖啡。这一要求是出于医学目的。他发现，从一杯热咖啡里散发出的蒸汽，对治愈他的头痛有神奇的疗效。除了咖啡，人们还知道，蒲柏在夜里被缪斯女神击中时，会按铃向仆人要墨水和纸。蒲柏这种在工作时间以外的要求，使他和仆人们相处得不是很融洽，蒲柏因此有了一个难相处的访客的名声。

　　相比咖啡，其他一些作者会选择茶。西蒙娜·德·波伏瓦就会用一杯茶来作为自己开始白昼的方式。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中，波伏瓦承认，她是个不怎么早起的人。她说：“一般来说，我不喜欢一天开始的时候。”一杯茶会帮助她从床上来到她的书桌前。喝下一杯热茶后，她就准备工作了——通常是在上午十点左右。

　　C. S. 路易斯曾经对他的朋友沃尔特·胡珀说：“再没有比一杯茶或者一本书更适合我的了。”对路易斯来说，茶是文学完美的伙伴。他更喜欢在阅读或写作时一个人喝茶。在上午工作几小时后，路易斯盼望在他的书桌上会有一杯茶。在自传中，他写道：“如果十一点左右，能够喝到一杯好茶或可口的咖啡，那就太好了。”

　　塞缪尔·约翰逊则不分早晚地喝茶。他是茶的狂热拥护者，一度为了捍卫茶而挥笔攻击乔纳斯·汉韦的《论茶》。在这篇随笔中，汉韦不赞成英国人对茶叶的消费，甚至极端地说，他宁愿叫“啜饮的习惯”终结。在对汉韦文章的评论中，约翰逊详细地谈到了自己喝茶的习惯，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顽固的、无耻的饮茶者，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对饭菜兴趣不大，只对泡饮这种令人着迷的植物感兴趣，以至于烧水壶几乎没时间凉下来。茶为晚上提供了消遣，为午夜提供了慰藉，也使早晨变得受欢迎”。显然，约翰逊是一个忠诚的茶的爱好者，他永远不会放弃他深爱的饮品。

　　感受蓝色

　　秩序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大仲马《基督山伯爵》

　　大仲马空手走出一个文具店。令他失望的是，在第比利斯没有一个地方有他急需的那种蓝色大页纸。1858年夏天，大仲马去俄国参加一个婚礼。婚礼庆典结束后，他花了几个月时间考察东欧，最后，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停留。这时，他的宝贵的蓝色大页纸用完了。数十年间，大仲马都用这种特殊颜色的纸写他的小说。最后，他被迫使用一种奶油色的纸，虽然他觉得颜色的变化对他的小说有消极影响。

　　这位多产的作者用三种不同颜色的纸来写作：诗流泻在黄色的纸上，文章展开于粉红色的纸上，小说则疾驰在蓝色的纸上。大仲马以惊人的速度工作。他喜欢就自己能否在看似不可能的最后期限前交稿打赌。为了证明自己的写作速度，大仲马曾经接受一个挑战，用三天时间完成长篇小说《红屋骑士》的第一卷。最后，他赢得了赌金，在距离截稿时间数小时之前，超额完成了3375行。在大仲马惊人速度背后的一个秘密是，在纸上动笔之前，他让故事情节在内心酝酿很长时间。他说：“一般来说，在一本书完成之前，我不会开始[写作]。”因此，当他在冲刺般完成一部新长篇时，对于故事的发展，大仲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1844年，大仲马因为报纸连载的两部长篇——《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广受欢迎而一夜暴富。他决定用这笔新得到的财富在马尔利港小镇建一宅邸。三年后，“基督山城堡”完工。大仲马声称，宅邸的名字不是他取的，而是一个访客在给她的司机指路时这么称呼它，然后他予以了采用。这座宏伟建筑是文学世界的一次庆典，其雕带上刻凿有整个历史上的伟大才智之士。大仲马这个夸耀炫弄的人，在入口镌刻下这样的话：“吾爱爱吾者。”城堡的庭院里养着各种各样的宠物，包括孔雀、猴子、狗、猫，以及一只秃鹫。

　　大仲马的书房在正房的一边，隔着一段距离。那是一栋两层楼，没什么家具，底层是书房，二楼是卧室。一条小小的壕沟环绕着这座建筑，凸显了其作为文学隐修所或者监狱（如果以它的名字来判断）的角色。大仲马给他的这座小建筑起了个绰号叫“伊夫堡”，《基督山伯爵》中那个可怕的监狱便叫这个名字，其原型来自现实中一座同名的监狱，坐落在马赛港。

　　大仲马并没有固定的安排，而是每天尽可能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写作。所以，在醒来后不久，他的手头就执着一支笔。在办差事和吃饭的间隙，他会在纸上匆匆地写。到了深夜，还能在书房找到他。似乎一有空闲，他便投身于写作。如果没有其他责任需要履行，或者当截稿日逼近，迫使他在某部书稿上集中精力时，他会在一天中写上十六个小时。在这些紧张的时期，饭菜会送到他的书房，以便他能够不间断地写作。

　　昼夜不停的写作习惯，严重影响了大仲马的健康。间歇热折磨着他，虽然延续时间没几天，但足以阻止他拿起笔。这时他会躺在床上，只喝一些柠檬水，直到身体恢复。一度他还患上了失眠症，向一个叫大卫·格鲁比的巴黎医生求助。格鲁比提出一个特别的训练，以帮助引导大仲马起居有常。他叫他的病人早上早点起床，去买三个苹果，并补充说：“第一个在凯旋门吃掉，第二个在奥赛码头吃掉，第三个在玛德莱娜广场吃掉，然后步行回家。”这就是医生开出的药方，他叮嘱大仲马每天都要“服用”。

　　大仲马的工作方式影响到了他的身体。然而，专注与献身也为他在文学上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他一生创作的作品数量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思议。在十年之中，他完成了二十部小说、戏剧和非虚构作品。他的著作总计超过三百卷。大仲马是如此高产，以致他同时代的有些人怀疑，所有署着他名字的书是否全都出自他本人。事实上，大仲马的确曾请人捉刀，来做历史研究与组织大致情节。所有大仲马的助理中，奥古斯特·朱尔·马盖最有名。他与大仲马合作完成了包括《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在内的几部著名作品。然而，他们的关系未能持久。因为大仲马未按合同付款，马奎特被迫起诉了他。大仲马使用捉刀人一事招来人们经年的批评。不过，许多人仍然是他和他的作品的坚定支持者。萨克雷就曾为大仲马的方法辩护，说：“大厨不是也有助手吗？”

　　萨克雷的比喻与大仲马关于自己写作过程的描述特别吻合，这个描述像一个菜谱。首先，大仲马列举了他的工具：“纸（蓝色大页纸），笔，墨水；一个不高不低的桌子。”然后，他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步骤表：“坐下——想半小时——写下你的题目——然后第一章。”接着，他解释说，一件基本的事情是计算每页的行数，以及每部小说的页数（两部就是两百页，四部就是四百页）。大仲马每次坐下来写作时，不太可能实行这种直截、高效的步骤。而且前面也提到了，每次动笔前，他会花大量时间打腹稿。但不管怎么说，他就像一位娴熟的文学大厨，形成了一个适合他的方法论（和配色方案）。

　　数字游戏

　　据说大仲马曾宣称：“我的每分钟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花在穿鞋上的时间，相当于五百法郎。”对于大仲马来说，哪怕离开书桌一会儿，也意味着产量和收入的明显减少。他是一个写作速度极快的作家。这一点可以从他关于《红屋骑士》的打赌中得到证明。他的一生创作了三百多卷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合作者们功不可没。像大仲马这样，每天都要写上一叠纸的名作家还有不少。因为打字机以及后来电脑的问世，有的甚至写得更快。

　　无论快还是慢，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每天所写的规定字数可以成为他引以为傲的源泉。威廉·戈尔丁曾在一个聚会上说，他每天写三千字。迈克尔·富特质疑这种说法，在威士忌的刺激下，一场争论随之而来。诺曼·梅勒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是每天写三千字。考虑到他好斗的性格，任何怀疑论者都可能会持保留态度。阿瑟·柯南·道尔也能达到这些作家的量，不过得是在他最多产的时候。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速度则堪称闪电，他每分钟可以在打字机上敲出九十個字，有时甚至一百。以这种速度，他一天能写四千字。雷蒙·钱德勒没有规定自己每天写多少字，但他可以一天写五千。钱德勒的文字质量与他的写作速度直接相关。他说：“我写得越快，就写得越好。如果我慢了，那就是我陷入困境了。这意味着，是我在推着词，而不是词在拉着我。”

　　安东尼·特罗洛普极其遵守纪律。他的工作时间始于早上五点半的一杯咖啡。之后的三个小时，他会写新东西或重读草稿。写作的时候，他强迫自己每十五分钟写两百五十个字。他看着表，追踪着时间和他的创作量，以保持这一速度。

　　斯蒂芬·金每天写两千字，无论用多长时间，总要达到这个量。与之相似，托马斯·沃尔夫每天不完成一千八百字的目标，绝不停笔。虽然他每天的字数不如别的一些作家多，但他的页数却真的能堆成山。据沃尔夫回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天使，望故乡》第一稿，有四百万字之多。他说，“其中绝大部分，我是站着写完的。我拿一个旧冰箱顶当桌子”。

　　约翰·斯坦贝克和P.G.伍德豪斯 的每日定额，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斯坦贝克一度每天写三千字，后来逐渐降到两千。伍德豪斯写作之初的目标是，每天写两千五百字，后来降到了一千。格雷厄姆·格林在职业生涯早期，每天写五百字，之后调整到三百，到最后每天只写一百。

　　少数作家位于这个数字光谱低的一头。在结束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詹姆斯·乔伊斯自豪地宣称，他完成了两个句子。多萝西·帕克修改得太多，以至于她的量按字数计，是负数。她说：“如果没有换七个字，我无法写五个字。”詹姆斯·瑟伯是一个类似的执迷于修改的人。《六号轨道上的火车》他重写了十五次。在他草稿中出现过的词语，只有二十分之一用在了成稿中。在被问及是否嫉妒写得更快的作家时，瑟伯回答说：“噢，不，我不嫉妒，但我羡慕他们的好运气。”

　　软禁

　　[他]进入他的小说，犹如进入一座囚牢。

　　——阿黛尔·雨果，谈《圣母院驼背》

　　维克多·雨果的羽毛笔从一页又一页的纸上飞过，他桌子上的一叠纸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位二十八岁的作家为了一本书，已经几个月从早到晚地埋头苦干，只在吃飯、睡觉，以及晚上与朋友共度宝贵的时光时中断一下。这些受到严格限制的来访者所谈论的话题，不会远离他正在写的书，因为他们的娱乐经常包括一项活动，那就是由雨果朗读他最新完成的一些篇章。雨果是一个囚徒，以自己的家为囚牢。这是一项自我强加的判决，为的是能按时完成《圣母院驼背》（也即《巴黎圣母院》。前者是美国版的译名）。交稿时间就剩几个月了。如果不能按时完成，每迟交一周，雨果就要付一千法郎的罚金。出版商已经两次放宽期限，不会再让步了。

　　当时，雨果住在香榭丽舍大道附近的一条街上，这条街只有他所在的这栋房子有人住。他是在之前的租约到期后，于1830年夏天搬到这里的。显然，这里能够远离各种活动，不会有日夜不断的访客。因为他的女房东就住在楼下。秋天，在搬到新住处不久，雨果就静下心来写他手头的这本书——交稿时间是1831年1月。

　　他弄到了一瓶新墨水，以便为接下来马拉松式的努力做准备。但是，要想做到画地为牢，还需要更多极端的措施。雨果不得不放弃他所钟爱的夜间散步。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为了避免任何外出的诱惑，他将他的衣服锁起来，除了一个灰色大披肩。他买了一件一直可以到达脚面、只适合在室内穿的针织衣服。几个月的时间里，它就充当了雨果的制服。

　　1830年9月，在给朋友维克多·佩维的一封信中，雨果谈到了自己的写作进展。他写道：“我深陷在《圣母院》中。我写了一页又一页，主题在我面前生长和延伸，其范围如此之广，以致我无法确定我的手稿堆起来会不会有塔楼那么高。”显然，自我孤立保证了雨果的写作效率。

　　尽管实际上是将自己锁在室内，雨果却并没有完全自我封闭。通过一扇打开的窗，他与外面的世界保持着有限的联系。无论季节怎样变化，他的窗户总是开着，即使在寒冷的冬天。9月，他看到住户稀少的居民区里，树叶变色。1831年1月初，他还在写这本书，朝外面看，发现北极光正在夜空闪烁。一周后，他完成了这本书，比截稿日期早几个星期。为了写这本书，雨果用完了一整瓶墨水。虽然他在心里想了个巧妙的书名——《从一瓶墨水里能冒出什么》，但最后还是敲定为《巴黎圣母院》（为了突出故事中的驼背，美国版重新取名）。

　　如果没有一个像这样严格的截稿期，雨果经常会在夜里沿着巴黎的街道散步，一边在心里草拟诗歌、对白和散文。他是个大胆的步行者，甚至在香榭丽舍附近遭到扒窃之后，依然习性不改。三十年后，离开了法国，他仍然喜欢一边散步一边工作。

　　1855年，雨果搬到格恩西岛，该岛虽然靠近法国海岸线，却是英国海峡群岛的一部分。从1851年拿破仑三世上台之后，雨果就过起了流亡生活。在他选定的这个国家，雨果买了一栋旧宅邸。房子的内部设计花了他很大力气。每个房间都被装饰得精美别致。

　　在格恩西度过的十五年，雨果的成果很丰硕。史诗般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便是在这段时间创作的。在这座被他称为“奥特维尔之家”的大宅里，他保持着不变的工作规程。每天早上，很早醒来，用冷水洗过脸后，一连写上好几小时。写完之后吃午饭，然后花几个小时运动。他的养生法之一，就是一阵高强度的跑步后，在大海里裸泳。

　　雨果的书房坐落在“奥特维尔之家”的第三层——他戏称为“瞭望台”。因为三面墙都带窗户，还有一个玻璃天花板，所以视野极好，周围的风景尽收眼底。附于墙上的一块木板权当书桌。雨果想写作时，就放低这块板子。它的位置正好可以让雨果在记一些东西的时候，站着面朝海洋。

　　不过，雨果绝大多数时候都会离开书桌构思他的作品。记者莫里斯·莫里斯曾在格恩西岛拜访过雨果，他这样描述雨果动态的创作过程：“甚至在屋子里，他都经常来回走动，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狮子，偶尔停顿一下，或是到桌前写下突然出现在脑海中的想法，或是到窗前，无论天气是冷是热，抑或下雨，窗户总是打开着。”显然，雨果在移动中，思维更加活跃。无论在室内还是户外，随着身体每走一步，他便朝故事、戏剧或诗歌的下一行前进一点。

　　户外书房

　　纵观历史，名作家们都会去户外“冒险”——去野外，或者上城市的街头。远离书房与办公室，在行走中，他们会生出一些新想法，这些想法随后会被他们写到纸上。

　　在随笔《徒步旅行》中，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赞美了远足的价值。他发现远足非常有助于激发灵感。他写道：“这个快步行走的人，眼中透着敏锐的神色，全然专注于他的思想，仿佛正站在他的织布机前，不停地织啊织，将风景织成词语。”不过，他澄清道，“我不赞成跳跃和奔跑”。在他看来，人在徒步时，步调应当始终如一。史蒂文森认为，不规律的行走速度，会使注意力分散。1876年8月，也就是在发表上面这篇随笔两年后，他徒步穿越法国南部的塞文山脉，为期十二天，共跋涉一百二十多英里。这期间，他唯一的伴侣是一头被他叫作“慕德斯婷”（Modestine）的倔驴。就步调而言，他并没有跳跃与奔跑的危险，最大的挑战之一，只是保持正常的行走速度，因为他身边的这头驴子走得很慢。史蒂文森的旅行被他写成了回忆录《带着驴子在塞文山脉旅行》。

　　梭罗曾说，散步是一种高贵的艺术，鲜有人掌握。梭罗在散步中获得了大量灵感。他同样赞赏华兹华斯，后者也热衷于此道。据梭罗说，有一次华兹华斯的仆人将一名访客带到诗人的书房，不过又指出，“他的书房在户外”。托马斯·德·昆西曾估算，华兹华斯一生所走的路大约有十八万英里。尽管没有地图呈現华兹华斯走过的路线，但有他的诗为之提供文学上的里程碑。在乡间漫长的远足中，华兹华斯创作了大量诗歌。

　　罗伯特·弗罗斯特经常隐退到荒野。在斑驳的树荫下，他能独自走上好几个小时。早在上大学时，弗罗斯特的同学就取笑他[由于散步]从校园里消失的习惯。当他们探问他，在这些孤独的远行中，他都干了些什么，他回答说：“我啃了树皮。”

　　还在牛津大学做学生时，阿道司·赫胥黎就有半夜一连散步几小时的习惯。每当情绪低落，这种夜间活动总是能帮助他振作精神。他说：“在风中、在月光下待个把小时后，一个人想要感到沮丧是不可能的。”多年以后，他仍然坚持散步。赫胥黎的日常生活是很容易预见的。他将他的时间分为写作与散步两部分。上午他写作，午饭后离家去爬好莱坞山，探索几个小时加利福尼亚的风景，然后回家。

　　狄更斯经常被迫行走。在伦敦街头，认出狄更斯的行人会以为他有紧急的约会迟到了，因为狄更斯的步调特别引人注目，每小时达到4.8英里。他就像拉链被拉开一样，从悠闲的散步者和步履轻快的行人中穿过。狄更斯这么做，是被创作的火花推动，而不是因为需要到达某个目的地。每当陷入创作的困境，他便这么大步流星地走。狄更斯给他的朋友约翰·弗罗斯特写信说：“如果不能快步地走很远，我就要爆炸和毁灭。”

　　叶芝经常被创造力的迸发所裹挟。这时诗人会快速穿过城市的街道，如同一阵龙卷风。他一边挥舞着手臂，一边喃喃自语，沉浸在冥想中，以至于忘了身外的世界。瑞典大使埃里克·帕姆斯蒂纳是叶芝的朋友，他有一次在伦敦外出时认出了诗人。处于狂热创作中的叶芝，不知不觉地吸引了一群人。在帕姆斯蒂纳轻柔地拍了一下之后，诗人才停下来。

　　无论在乡间还是城市，弗吉尼亚·伍尔夫都喜欢走很长的路。外出走动时，她经常能获得灵感。1932年末，在伦敦闲逛时，她发现自己陷入创造性的失控中。在这一年11月2日的日记中，她写道：“当我走上南安普顿路，我置身于迷蒙、梦境和陶醉之中，一句句话借我的嘴说出，一幕幕场景在我眼前呈现。”这个在想象的迷雾中抓住她的故事，最终发展成长篇小说《岁月》。

　　因为不会开车，华莱士·史蒂文斯步行去上班。他在哈特福德意外事故保险公司做副总裁。从他的家门口到公司的办公室，大约有2.5英里的距离。在上下班往返的路上，史蒂文斯写诗。在一次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他说，“在我能全神贯注的时候，我写得最好。而在我走路的时候，我最能做到全神贯注。”史蒂文斯把他的诗记在纸条上，到了办公室，就交由秘书打出来。

　　注：以上译文译自《怪作家》。文章题目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