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与人生

　　本期文艺家：王先霈，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1939年7月生于江西九江，1956年毕业于九江二中，196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主任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曾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课题组主要成员。著作曾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會科学著作二等奖（1996）、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993）、湖北省社科著作一等奖（2007），曾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1993）、首届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孺子牛金球奖（1995）。主编的文艺学教材获国家级教材一等奖（2002），主持的文艺学课程被评为教育部首届精品课程（2003）。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基本理论、文学批评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心理学。著作主要有《小说技巧探赏》（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文学评论教程》 （与范明华合著，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与周伟民合著，花城出版社，1988）、《文学心理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圆形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文学理论学科地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等。主编“文艺学系列教材”（三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魏天无：王老师您好！您正在编选个人文集，能否结合文集的编选，谈谈您是如何开始治学的？周泉教授在文章中说您是40岁才开始做学问，是这样吗？

　　王先霈：我的中学教育、中学以前的教育，不光是正常，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大学教育是不太正规的。我是1956年进校，到1957年就“反右”，以后就完全不正常了。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去跟老先生、老教授一起去编教材。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懂什么？去编教材，是非常可笑的。但那时是很认真地去做的。那时我们年轻，是精力最好的时候，还不是说做不做学问，而是被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做一些很浮躁的事情。精力最好、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实际上也是一个迷误的时期。周泉在文章里说我是1979年4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原来不做吗？也做，但做的是错误的，也写了一些文章，一些“批判”文章。到40岁以后才重新开始。

　　魏天无：我读过您写的《大转折时期一次学术旅行》，文中回忆了那个时期您和几位老师为研究马列文论而游历全国、遍访名家。当时怎么会想到研究马列文论？

　　王先霈：1977年以后，形势允许了，就想到做一点学问了。那个时候倒是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什么有利地位？我们在华师京山分院。京山分院当时可以说是穷乡僻壤，基本上没什么学术条件，但是也就没什么太多的干扰。领导都非常好，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去研究马列文论，确实是我想出来的。那时还不到40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能想你能干什么，就是说环境允许你干什么。研究马列文论，总不能够说不好吧，领导肯定会大力支持。院领导给了我们80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我、周伟民、周乐群，我们三个人，走了大半个中国，最后加在一起大概花了将近2000块钱。三个人从武汉出发，到郑州、西安、保定、天津，到北京、沈阳、大连、烟台、济南、曲阜。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冯至先生带着全所30多位老师接待我们，中央编译局陆梅林先生接待我们。一路走过来的，别人都很奇怪，因为别的地方还在搞运动。最突出的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找程代熙老师，他是很早就研究马列文论的。他还在“学习班”，行动受限制。我们找了人文社外国文学编辑部孙绳武、蒋路两位先生。两位老先生好极了，就请示军宣队，得到批准。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人家都觉得非常奇怪：还有人跟我们来谈学问，这什么时候啊？在社科院外文所，我们三个人去了，连个凳子都找不到。董衡巽先生，研究美国文学的专家，我记得他蹲在那里，就在外文所办公室的走廊里生煤炉子。

　　在那样的气氛中，只能是根据当时能干什么来安排自己的研究。我们想研究马列文论，而且也觉得确实有些问题很有研究的必要。走之前，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把当时能找到的论文，研究马列文论的文章，编了一个索引，然后拟了马列文论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疑难困惑的问题，去向各地老师们请教。

　　魏天无：您后来为什么转向做古代小说理论研究？您和周伟民先生合著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应该说是您早期具有开拓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王先霈：做完访问以后，因为有了很好的反响，我们单位的老师们做起了发起筹备马列文论学术讨论会和成立马列文论研究会的工作，而我很快就退出来了。全国好几十所高等学校的同行，组织编写出版了“马列文论百题”，包括我们所拟的那些题目。那是有一点历史意义的东西。但是我自己知道马列文论研究不是我能够做出大的成绩的。在当时，哪里去找外文材料？我又懂几句外文？更何况研究马列文论要把马列的著作全面深入地反复研读，对于马恩的哲学和经济学理论有所领会，那都不是一下子的工夫。下一步做什么呢？一个是看个人兴趣，再一个是看别人做得比较少的东西。这样就想到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文论总是要方便一点，而中国古代的诗论、文论，前辈大家下的功夫比较多。戏剧理论，1959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就出了一套《中国古典戏剧理论集成》，一共10本。而古代小说理论几乎是被忽略了，到哪里去发掘？只有自己摸索。我在《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的绪论中，专门谈了小说理论史的原始材料从哪里找，一共讲了八点。现在回过头来看，大概还是可以涵括从哪里去发掘、从哪里去寻找材料的问题。

　　我们当时去查资料的时候，去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善本库，那些老馆员都是我们的老师，哪怕是年龄和我相当。一本本捧读那些好几十年没有人借过的古书，偶尔在其中看到前代学人夹在里面的条子，多少有些思接百载、千载的况味。图书馆的规矩是，你把书借出来了，可以到下午下班的时候再还，中午可以不还，不过得有人守着啊。我跟黄清泉老师两个人轮流守着，轮流到街上的小馆子去吃饭，因为没什么钱，也就是充饥而已。但那时候劲头真的很大，找到一篇我们原来不知道的、没听说过的小说序言，里面有很精彩的观点，那种高兴的心情很难言说。我后来在《文学心理学概论》的后记中说到这个事情。如此这般，最后终于写出《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也是当时运气比较好，花城出版社的社长说愿意出这个书。花城出版社此前此后较少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书，我们交稿之前也无法证明自己的稿子是怎样的质量。这本书应该说是最早的一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也算是比较有特色的。

　　魏天无：您是1980年代国内比较早地从事文学心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1988年就出版了《文学心理学概论》，后来又修订再版。从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史的研究，跨到现代文艺心理学领域，这个跨度是很大的。

　　王先霈：把小说理论史做完了以后，我就有点想转移了。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以前接触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很少，而恰好这个时候有西方的很多理论传到中国来，很难再不予理会。治学除了研究古代的，或者“五四”以来胡适、鲁迅这样的学者之外，是不是也要去看一些新的东西—这时有各种各样所谓的新方法新理论，我觉得除了普泛地浏览之外，是不是应该具体地去了解一下心理学，毕竟文学和心理学的关系很密切。

　　除了自己的知识结构上的空缺需要填补，还有在时代变革的思潮中，对人生问题需要深入思考。研读文艺心理学的材料，思考一些问题，有时会触及你的心灵、你的人生的一些理念—这个是当初研究马列文论或者古代小说理论所罕有的。比如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苏联学者也提出他们的无意识理论，其中有鲁宾斯坦讲到“知觉防御”，他讲的是生理上的知觉，比如普通人和染织工人对温度的知觉阈限的不同，“知觉防御”是主体的自我保护。我想，在伦理道德上也应该有一种“知觉防御”。比如，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比较正派也比较通达的人，不是那么斤斤计较，但是，是不是自己的思想就那么纯粹呢？用“知觉防御”理论去检验一下，知识分子中间最容易产生的就是嫉妒。仔细分析一下，在自己单位里面，如果我的老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或者是我的学生做出了突出的成果，我会发自内心地高兴。如果是在系里和外面的地位和我差不多的人做出成绩，我是什么心理呢？那个心理就很复杂。我可能会挑剔他的一些弱点、缺点，而又不承认自己是在挑剔，用“知觉防御”保持道德上良好的自我评价。这就是说，研究文艺心理学，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会触及你对做人、对人生的看法。阅读中国古代心理学材料，庄子一派、魏晋玄学、佛学，陶渊明、苏东坡的材料，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是对人很有益处的。

　　所以，要把治学和追求自己人生的理念有所结合。对心理学有兴趣之后，包括对老庄、对佛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做一些探讨，是给自己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找到一个自处之道。我觉得这起码让我生活的质量会高一些，苦恼会少一些。我写《佛语哲思》，花了一两年时间，看了很多佛书，并没有企图彻底搞懂，佛学太艰深了。但是我总要想想自己人生的一些问题呀。现在文艺心理学热也退了，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了，但是我还是希望这条路能够有人走一走。台湾有位教授叫杨国枢，提出要研究本土心理学。他说现在的心理学全是西方的，现代心理学就是西方人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人的心理跟西方人的心理是不一样的。我非常赞成他的说法和做法，但是这方面始终没有成气候。中国的艺术心理其实是非常有特点的，有许多好的资源，但中国的心理学却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我写过一本《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是这方面的阅读之后的一篇作业吧。

　　魏天无：您在国内高校率先出版《文学评论教程》，开设文学评论课程，也一直致力于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设，提出“圆形批评”说，并且从未脱离文学批评的现场。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和功能，对批评家的身份和角色，质疑和诘难越来越多，不仅来自作家诗人，也来自读者；甚至有人认为“批评家”这个称呼已经被“污名化”了。您能谈谈您从事文学批评的心得吗？

　　王先霈：我们大学中文系里，原先没有文学批评的专门课程，没有专门的教材，20世纪80年代中文系教师对此现状都很关心，许多人参与到当前文学活动中去，我们从1981年开始开设文學评论课程，1986年出版了《文学评论教程》，这是时代思潮的裹挟吧！教材经过多次改写，好几位同事参与其中。此外，还开设了文学文本解读课程，也编写出版了教材，也有好几位同事合作。我虽然早就离开讲台了，但是对这两门课程、这两种教材，还是很关切。在这个领域，教学和研究，理论和现实，学人和社会，会有较为密切的结合。

　　写文学评论既是自己的兴趣，也是社会角色所决定的。就我自己来讲，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发现新作者、新成果。如果一位作家已经功成名就，在全国很有影响了，你再去人云亦云地讲一番大同小异的话，那有什么大的意思？我一直是比较关注还没有怎么出道的或完全不为人知晓的作者。做文学评论，发现新作品、发现新人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愉悦。我曾经建议邓一光下大力气写他的老红军父亲，他后来写出了《战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对刘醒龙、何存中小说的语言风格提过一些意见和建议。我给湖北的老中青几代作家写了不少评论文章，其中有的是在作者刚刚踏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时候。在一位作家成长道路上，能够有一点新的发现，你的意见写出去之后他看到了，或者跟他谈了以后，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接受不接受你的意见，就会对他的创作发生切实的影响，哪怕是从反面激发他。不去说那些人所共知的差不多的话，也不仅仅限于锦上添花，在作者最需要外界关心的时候投以关切，这是文学评论家的社会职责。当然，给青年作家多一点宣传广告，也有它的好处，但毕竟不是主要的。像晓苏，是我的学生，关系一直也很好。他早期的作品有的是我推荐给文学期刊的，他的第一个作品研讨会是我给他办的，研讨会之后湖北作家评论家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他。反过来，交往谈论之中，这些作家也给我很多的启发。我觉得做评论要做得有点趣味，应付的、帮人家做点广告的，有时候也难免，但是很难引起很大的兴趣。我想，一个文科的老师，要是能够把治学和修身，自己的人生追求、人生体验结合起来，那就会是比较快乐的事。

　　魏天无：谢谢您能接受访谈。

　　（根据访谈录音整理，已经王先霈先生本人审阅修订。）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先霈　魏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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