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学者写作”的现状与突破

来源:创作评谭
关键字:精神内涵,思维方式,成果
发布时间:2019-10-11 19:53

　　“学者写作”关涉到写作者的“身份”问题。写作者兼具“作家”与“学者”双重身份，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个是从他的文化修养和实际的学术成就”；另一个是“从他从事的职业”[1]，既从事文学创作又在研究机构当研究员或大学教授。“学者写作”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作家学者化与学者作家化。20世纪80年代初，作家王蒙提出作家“学者化”的倡议，随之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到大学任教，比如曹文轩、王家新、格非、臧棣等，以及贾平凹、刘震云、王安忆、红柯、毕飞宇等作家进驻高校任职，“作家学者化”当下发展成为一种文学现象。进入校园“客串写作课”的教授，对于作家本人来说是一种荣誉，名利双收；作家在进驻校园之前即已成名，对于学校来说亦可以达到增加知名度的目的。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作家学者化的“身份”转换对其文学创作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驻校作家”并不会改变其职业作家的创作风格。与“作家学者化”相对应的是“学者作家化”。“学者作家化”现象新时期以来得到蓬勃发展，可称之为“学院作家”，他们任教于高校，并且在专业学术领域具有较高的造诣，同时对文学钟爱无比，文学创作在质量与数量上都属于佼佼者，比如杨绛、凌力、李洁非、马瑞芳、杨剑龙、徐兆寿、汪果、於可训、雷达、徐坤等，更有一些学者如戴厚英、王晓玉、蔡翔、赵毅衡等是因为作家身份为世人所知。笔者所要探讨的是“学者作家化”的“学者写作”现象，即学者在治学同时所进行的文学创作。

　　“学者写作”与视文学为生命的作家创作在精神内涵、思维方式、身份认知、写作目的等方面都有不同。首先，在精神内涵层面，学者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是更倾向于思想理性与知识的、客观的特征；而作家的文学创作是更倾向于情感体验与个性的、主观的特征。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学术研究是逻辑思维，以抽象为对象的；而文学创作更多的是形象思维，以感性世界为对象。再次，在身份认知上，学者写作的创作者的主要身份是学者。[2]最后，从创作目的来看，学院作家的创作与职业作家的创作风格有着较明显的差异，他们的文学创作并不是以“文学生产”为目的，更多的是将文学创作视为一种精神的满足，学术思想的传达与人生理想的实践。文学批判者在文学创作中融入富于个性的文学研究成果，也会在学术研究中增强对创作的体验与感受，使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学者散文与学者小说都是学者写作进行努力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学者散文的出现是20世纪90年代末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其创作者以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为主体。如果按照代际来划分，大体可分为老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三个代际阶段。老生代主要代表有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等；中生代主要代表有余秋雨、陈平原、雷达、赵园等；新生代的代表有林贤治、祝勇、余杰等。学者散文的异军突起大体和市场的介入有很大的关系，出版业的“二渠道”采用高定价低折扣的方式进行销售，零售商获利提高，“丛书系列”受到市场的青睐。学者散文现象与市场经济下的文化消费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对社会物质化与消费性文化的认同。除此之外，这大概还与现代生活节奏骤然加快有莫大关联。花费大块的时间阅读学术著作的“福利”只有一部分“小众”才能享受，而“大众”如果要有追求形而上的需求，学者散文以其“益人心智而又快性怡情”[3]的特点迅速被大众所接受。学术随笔异军突起地“热”了起来，比如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智者心语丛书”，1999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学苑丛谈”，200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拍案文丛”等。一个时代的结束，所有人都难免会产生各种情绪，而怀旧情绪最具普遍性。对于上世纪的人与事都要有所回忆与记叙，此时产生一批学者回忆性的文字，采取随笔丛书的出版方式，比如199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学人文丛”等。但更多的是学术随笔与怀旧回忆二者兼而有之的，1999年岳麓书社出版的“长河随笔丛书”，2000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文丛”，2000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女学人文丛”，2001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轻阅读书坊”丛书[4]，2007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火烈鸟文丛”[5]等。这一系列丛书以其专题性、学术性、当代性、文学性见长，学者使科研成果、专业知识转化为具有阐释性的、文化韵味浓厚的文字，具有学者写作的学术与艺术相融，行文严谨与洒脱兼具的特色。

　　世纪之交的学者小说也得到长足发展，创作内容在体现高校知识分子生存状态题材方面相对集中，比如马瑞芳的“新儒林长篇系列”（包括《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李劼的《丽娃河》，朱晓琳的《大学之林》，南翔的《大学轶事》，汤吉夫的《大学纪事》，还有《教授之死》（史生榮，2004）、《遗忘》（李洱，2002）、《沙床》（葛红兵，2003）等。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说商业化、大众化、私语化成为典型的时代特征，而学者小说以其思想性的高扬使小说文体观念得到转型。这类高校知识分子题材的学者小说的创作内容有其特殊的深刻性，作家知识结构完备，其创作思维方式具有学院派的严谨，具有很强的主体性融入。

　　对于“学者写作”，既要看到学者写作给文学创作带来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的长处，也要看到思想理性过度阐释所带来的弊端，学者写作表面风光实则潜隐着重重困境。首先，“学者写作”提升文学作品的品位与深度，但同时也会使其作品过于强调思想价值，忽视文学的诗意存在，使文学的审美本体特性丧失。其次，随着社会分工与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致，以及大众对专业系统化知识接受的排斥，知识分子启蒙叙事的专业学术思想很难在大众中传播。学者是学术思想的产出者，对于基层大众来说，学者的思想犹如三山五岳，悬在空中。如何在浮躁的读图时代，使启蒙叙事的专业水准与普及大众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具体来说就是学者写作如何“接地气”，努力寻找自己与大众最真诚最恰当的沟通方式，是摆在学者写作面前的一道难题。这是对“学者写作”所面临困境的一般性描述，具体到学者散文、学者小说等具体的文学类型又有不同的原因，而每种学者写作的文学类型所遇到的困境原因都值得思考。

　　学者散文在蓬勃发展了一段时间后，逐渐备受冷落。首先，世纪交替之年，学者散文契合了变革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再加上市场炒作的因素，学者散文盛行，可是变革结束，人们重新面对日常生活，“阳春白雪”的学者散文呈现了颓势。其次，“浓郁的知性虽然磅礴大气，然而也会削弱散文灵动的特点”[6]。最后，精品匮乏也是其疲态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学者散文一向被认为是五四散文的真正回归。老生代作家的创作是得了五四一代，如鲁迅、周作人的散文的真传，成为新时期散文与“五四”接轨的源头；很多作家都在现代散文中寻找自己模仿的对象，例如余秋雨、周濤的文化散文可以看到林语堂的身影，汪曾祺也与废名、沈从文存在师承的关系等，而这种模仿的成功也恰恰限制了当下学者散文的思想艺术的拓展。在学者小说这里，则是创作题材集中、单一化，表现高校教育问题，犹如官场小说的权力叙事，表现出了严重的模式化倾向。已经有学者指出其“历史维度与文化的欠缺”的弊端，小说创作“被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牵着走，停留于新闻化、纪实化的表层写作，缺乏对生活的深入开掘与提炼；沉溺于知识领域的权力叙事套路，人物标签化、符号化，情节奇观化、荒诞化，导致趋于模式化的隐喻写作”[7] 。

　　但“学者写作”种种困境并非不可突破，随着《海殇》（汪应果，2007）、《汤汤金牛河》（杨剑龙，2007）、《鸠摩罗什》（徐光寿，2017）以及曹文轩儿童小说等学者小说的出现，学者小说突破其所熟悉的高校知识分子题材的写作，克服其“同质化”[8]的弊端，不断挑战“现实境遇书写”的舒适区，转向多维的文化维度。比如《海殇》探讨的是中国海权问题，剖析中国文化，针砭时弊，体现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度思考；《汤汤金牛河》“力图写出艰难时代中的人情人性，以及生命的挣扎与奋斗”[9]；《遥远的祖父》（汤吉夫）体现了现实与历史的思索以及对复杂人性的追问；徐兆寿的《鸠罗摩什》（2017）则向“叩问佛教传统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伸展”[10]等。

　　问题的解决与困境的突破，首先要求学者的文学创作既传达学术思想，更要与社会相联系，反之则思想文字毫无价值。正所谓“把人间情怀压在纸背，方为第一流学术”。所谓“人间情怀”就是作家要“看得见生活在身边的普通群众，体会到他们的哀乐，然后写下带着你生命温度的文字，给群众以思想”[11]。学者“人间情怀”的保持就是学者把理性思考与生存的个人感受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知识分子关注现实问题和参与现实文化建设，“以文化的、艺术的眼光来审视人生，又以哲学家的智慧来观照文化和艺术”[12]。但对于多数学者来说，在学术研究的“严谨”与文学创作的“洒脱”之间寻求契合实属不易之事。其次，既要求学者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又要有真诚的生命体验，达到“知”与“识”的融合，张扬作家的主体性，文学创作具有深邃的思想力度。好的文学创作既不能缺乏丰富深刻的生活体验，也不能囿于艺术规范的束缚，而是相互融合，所以，当下的文学写作应该是严谨与洒脱融合、作家与学者两栖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23页。

　　[2]夏一雪：《学者创作：打通文学与学术—新时期学者创作研究述评》，《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李元洛、周实：《百幅锦帆风力满—〈长河随笔丛书〉总序》，余杰：《尴尬时代》，岳麓书社，1999年。

　　[4]包括《天天觉悟》（吴迪）、《现在活着》（葛红兵）、《补丁爱情》（《生活周刊》供稿）、《故事的事故》（张远山）、《妖媚的城市》（王唯铭）等。

　　[5]包括《奥斯维辛之后》（邵燕祥）、《半九别集》（绿原）、《后虬江路文辑》（阿垅）、《三五成群集》（何满子）、《文途沧桑》（罗飞）等。

　　[6]董正宇：《表象繁荣中潜隐的困境—论当下学者散文写作》，《求索》2004年第3期。

　　[7]王姝：《转型社会与高校知识分子题材创作》，《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8]洪治纲：《论新世纪文学的“同质化”倾向》，《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4期。

　　[9]杨剑龙：《金牛河·跋》，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年。

　　[10]刘艳：《学者写作叩问文化传统及其可能性—论徐兆寿新长篇〈鸠罗摩什〉》，《南方文坛》2018第3期。

　　[11]王家辉：《对话孔庆东：学者写作如何体现“人间情怀”》，《中国艺术报》2015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