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的文学“金课”

　　顾随生前曾在一次讲课后感叹“惜不能有学生以笔记记之”。相比其在诗、词、曲、散文、小说、诗歌评论、佛教禅学方面公开出版的著作，顾先生或许认为形诸文字的论著不足以囊括其识照、学力、性情与胸襟。不想学生中竟有有心之人：如今名满天下的叶嘉莹教授当年不仅认真记下笔记，还在半生流离辗转的生活中一直随身携带，晚年更陆续整理出顾先生讲授先秦《诗经》、楚辞，魏晋三曹、陶潜以及唐诗、唐宋词、宋诗、元曲、静安词、《人间词话》等专题以及古典诗歌综述、中国古典散文集包括《论语》、《中庸》、《文赋》、《昭明文选》、《史记》等，得以将这位教育史与学术史上被低估的学者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

　　叶嘉莹说：“凡是在书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属于所谓记问之学的知识，先生一向都极少讲到，先生所讲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学、锐感、深思以及丰富的阅读和创作之经验所体会和掌握到的诗歌中真正的精华妙义之所在，并且更能将之用多种之譬解，作最为细致和最为深入的传达。”顾先生讲课，不是学究式千篇一律的文字、段落、篇章、主题等程式化、模块化的方法，也非今天人文学者挂在嘴邊的目录、版本、问题意识、学术范式之类。他直面文本，时而典肃，时而诙谐，时而凝重，时而舒徐，有时不发一言，得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趣；有时又以一话头大量引申发挥，层层深入，接连讲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周，似乎不太受现代大学刚性化的教学计划所束缚。他长于感知，重审美直觉，往往以精妙的譬喻或“大言断语”醒人耳目：“曹公是英雄中的诗人，老杜是诗人的英雄”，“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震烁古今流传不朽，多以其伟大，而陶公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杜是排山倒海，李是驾凤乘銮”等。在审美领域，不是严密的逻辑与概念，而是体现着敏锐感知与艺术直觉的话语更能契合人心，无需繁复琐碎的论证，只需简单一两句话直击人心，直指本质，这种巧妙的断语或譬喻既如老吏断狱，又似老僧谈禅，精警、睿智，妙不可言，有一颗玲珑妙心的讲者才会道出此种玲珑妙句，这恰是传统诗论文论曲论画论的精髓。且不说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还是严羽《沧浪诗话》这一脉蔚为大观的传统批评话语，就连王国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闻一多“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之类的判语也是承继这一路传统，斩钉截铁而自信满满，虽只片言只语，却能看出学养深浅与悟道高低，不似巍然成体系的大部头学术论著，拆开来却无片瓦只砖可用，满篇陈词滥调，几百页一路读下来，常识而已。

　　顾先生说，一切文学的创作皆是“心的探讨”，诗根本不是教训人的，只是在感动人，是“推”是“化”。文学的初心与魅力是美的创造及审美，不是令人生畏的知识谱系、逻辑框架与概念术语。难道不是因为文字的美感可以引领心灵世界从俗世中提升，不是因为阅读经典时能感知到“异代萧条不同时”、与历史上那些生动的心灵与灵魂共振，才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去涵泳、诵读、揣摩与品味历代不朽的文字？如果文学创造、评论者们不再依靠强烈的直觉，文学欣赏不再需要丰富有趣的心思，只是将诗句作客观与逻辑的分析，以科学之“真”来代替审美创造与体验，那文学会不会沦为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附庸，它还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吗？

　　顾先生本人为韵文、散文作家，通美学、擅书法，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古人酬酢唱和，故授课时左右逢源，舒舒然说出自己的通观妙解，不比那些没有创作经验的只会隔靴搔痒，体味不了文字的质感、声音、色泽。“一切美文该是表现不是说明”，即是文学的不二法门，它给人印象而非概念。顾先生以觉、情、思（也用气、格、韵）来衡量“三曹”，对才高八斗的子建重新打量，也对东坡、山谷、介甫之作进行了重新认定，甚至连常人视为杜甫名句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他看来亦属“夸大之妄语，乃学道所忌”。吴梅《词学通论》反复告诫读者，切忌“浮响肤词”，学习苏、辛这样气魄雄大的豪放词人，往往易流于表面，以为古往今来、天地宇宙便是格局境界，实只能博得庸人叫好，病在“叫嚣”。顾先生英雄所见略同：“后人学稼轩多犯二病：一为鲁莽，稼轩才高，才气纵横，绝非鲁莽，不是《水浒传》李大哥蛮吹，忘此而学之乃乱来。二为浮浅，不能如稼轩之深入人心，深入人生核心，咀嚼人生。”两人同为“具法眼人”，可谓莫逆于心。

　　红学家周汝昌也回忆先师授课：“正如名角登场，你没见过那种精气神，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如果说审美能力是一个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这种能力的培养要依靠老师的学养、识见与智慧慢慢熏习，顾先生的授课本身就是美的化身，那么将文学审美知识化与科学化、动辄满口的专业术语只会令人望而生畏。这也许是先生的授课笔记被大家广泛阅读与推崇的原因。好文章要水自流花自开，审美品位的培养，何尝不是如此？

　　二

　　尽管顾先生著述丰厚，但在传法弟子叶嘉莹教授眼中：“先生在其他方面之成就，往往尚有踪迹及规范的限制，而惟有先生之讲课则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歌最能得其精髓，而且也最富于启发性的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教师。”讲录中有一些诗论，只要稍加引申、补充些材料，便可成为开创性的论文。比如其中关于曹操、陶渊明和杜甫互文的复调的观点，当年闻一多、傅斯年也曾想展开来写成古典诗学的诗论，但世不遂愿，顾随提纲挈领，已经将主要观点摆明，也将框架搭好了，只要再作申发，就可有开创之功。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叶嘉莹和刘在昭老师的记录，这些传经者保留先生弥足珍贵的思想的同时，也留下了些许遗憾。

　　问题是，顾随先生为什么选择了述而不作，他难道不知道文字比声音更持久？为何不选择将自己的想法抢先发表，填补空白？个中原因当然不好妄加猜测，或是限于个人精力，或是论文这种舶来的文体在表达审美发现时不如课堂上三言两语提点学人来得直接，甚至与传统的以少驭多、以心传心有隔。但这个问题本身所反映的，却是今天“不发表就死亡”的高校学术生态所导致的郁躁心理对彼时学者相对优裕从容的隔膜。民国时期固然名家林立，学术名著蔚为大观，但教授们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人才培养上。即使由后世学人的回忆与转述所传奇化与神圣化的西南联大，也将本科教学放在核心位置。盖本科教学乃大学之本，知识传承与人才培养实为大学首要任务，这是当时的共识。此种氛围之下，就可理解学者们的“一本书主义”，他们能深植学养，不必过快出手，拿现成知识装点门面，也不用拿“半部杰作”或急就章来应付考评。杨振宁曾谈到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而叶嘉莹将老师“所传述的精华妙义”，视为“其他书本中所绝然无法获得的一种无价之宝”，大概也因老师在上课方面花费了绝大部分的精力与心血。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顾先生的课无疑是颇具“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这一点是相对“低阶性、陈旧性和不用心”的“水课”而言的。

　　百度百科“黄仁宇”词条介绍其工作经历时写道：“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在六十二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排除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的人事纠葛，黄被解聘写得上桌面的原因是选课学生过少而并非没有新著问世，或者情况恰恰相反，他获得校外科研机构资助之多甚至令同事眼红。与对顾先生不抢先以论文发表成果的追问一样，这一词条反映了大众对于大学教师职业的某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即把创造新知识、提升人类知识增量看得比知识传授传承与人才培养更为重要。此种理解，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大学被赋予了科技创新、知识创新桥头堡的功能。有学者认为，“作为知识生产的中心的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将会在经济增长中居于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为适应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也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活动方式，把知识创新作为其核心目标”，这已经远远超越了“通过科学研究方法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去追求纯粹知识”的洪堡理念了。另一方面，高校也越来越屈从于各种排行榜，以致将论文、课题与经费作为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而润物无声、无法量化的教学被弱化也在情理之中。

　　目睹“教学是底线、科研是自留地”，“教学是成全他人、科研是照亮自己”盛行，国家大力打造“金课”以对治其弊，算是猛药治疴。也许更应该思索的深层问题是：中国读书人向来有强烈的用世情怀，即便不能有事功，立言也要入“道学”，再不济，“儒林”、“史林”、“文苑”也成。顾先生那个时代，到底营造了一种怎样的大学文化、设计了怎样的制度保障，让大学教师能体面而不失尊严地生活，“精进无有息时，树人唯恐或倦”，自甘淡泊，无怨无悔地做一个教书匠？

　　三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人格的引领总是胜过具体技艺的学习。叶嘉莹教授之所以将笔记整理出版，意在嘉惠后世学人。与一般学术著作大多是知识性的、理论性的、纯客观的论述不同，笔记是一种源于知识却超越于知识的心灵与智慧和修养的升华。顾先生说，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凡讲学的若成为一种口号或一集团，则即变为一种偶像，失去其原有之意义与生命。读者自可闻风相悦，在字里行间遥想当年教室何等情惬意洽、法喜充满。针对文人多“忽于操持，果于进取”，顾先生始终将学文与学道、作诗与做人相提并论，告诫学子修身修学当以立诚为本，不诚则无物。

　　文学艺术最能代表一国国民最高情绪，但是，在顾先生看来，说情绪不如说情操。“情操”二字代表了中国士人君子立身的根本，情是情感，操指纪律中有活动，活动中有纪律。人情之兴发感动在所难免，以“赋比兴”为根脉便可以串起整个中国诗学的特征，但若放任情绪肆纵，不能收视返听，缺乏自持功夫，不知检点收束心中喜怒哀乐，纵有周公之才之美，难免骄、轻、吝、薄，亦不足观。所谓诗教，即是教人平和，得温柔敦厚之旨。凡人格物致知即为求做人的学问。学问虽然可以从知识中得到，但知识不等于学问，学问关键还在自己受用，在举止进退、一言一笑、接人待物中得以体现，即便感恨牢骚，表现出来也该是和谐婉妙，因为作诗与做人都要感情与理智的调和。

　　牟宗三先生曾谓：“人总须亲身在承当艰苦中磨练。”此是世法，亦是诗法，通于佛法的“法”与哲学的“道”。顾先生于古今诗人，最推重陶渊明，即因其不离世法，能实际踏上人生之路，亲历民间生活，而不是妄想以雅救俗，逃避苦难。此即所谓“佛法在世間，不离世间觉”，离世觅不得菩提，人只有不去病苦、不免烦恼方能体悟人生：“陶渊明真了不得，有生活挣扎而是诗人，且真和谐，诗的修养比老杜高，真是有功夫。”阅尽人间艰辛，悟出生活残酷，但不愤慨不偏激，“人吃苦希望甜来，但甜不一定来，而且还一定不平，但还是要吃苦。这是热烈深刻，便陶写来还是平淡。无论多饿，无论遇见多爱吃的东西，也还要一口口慢慢吃，说话、作文也还是一句句慢慢说，不必激昂慷慨，不也可以说出来吗？”慢慢地说，即顾先生特别拈提出来与“锤炼”相对应的另一种文字风致：“夷犹”。这是越读韵味越深长的文字境界，也是不同于“狂”与“狷”、只是如实生活的心灵境界。

　　“去昏散病，绝断常坑”，陶渊明到了这一境界，更为可贵的是，它并非为了成佛作祖，只为做人。

　　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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