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绿色转型：进程和展望

　　【提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带来了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迅速增加。这种以资源、能源和环境质量损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透支发展质量和效益，形成巨大的环境压力。绿色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涉及经济、产业、科技进步和体制机制等各方面，需要长期付出艰苦不懈的努力。中国推动绿色转型，具有制度优势、后发优势和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以及传统产业绿色技术改造空间大的条件，同时也受到“挤压式”工业化、资源禀赋和能源结构、主要污染物排放进入峰值平台期等多方面制约，仍将面临诸多挑战。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拐点期，必须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关键词】 绿色转型；发展方式；生态文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必须探寻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绿色发展之路。过去40年，中国对绿色转型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期，必须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一、中国绿色转型的进展和主要成就

　　绿色转型是指经济发展摆脱对高消耗、高排放和环境损害的依赖，转向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排放减少和环境改善相互促进的绿色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带来了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迅速增加。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46.4亿吨标准煤，是1980年的7.7倍。1990-2017年间，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增加约4.4倍。伴随工业迅猛扩张，主要污染物排放也大量增加。2017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约为33.2亿吨，比1990年增加了5.7倍。这种以资源、能源和环境质量损耗为代价的经济增长，透支发展质量和效益，形成巨大的环境压力。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确立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探索绿色转型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确立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推动绿色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一）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产业发展取得进展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产业链水平是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根据测算，产业结构调整对碳减排贡献度超过5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加快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大力推进结构调整，2012年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三次产业结构由1978年的27.7：47.7：24.6调整为2018年的7.2：40.7：52.2。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第二产业比重下降7个百分点，服务业比重提高27.6个百分点。在工业部门内部，淘汰煤炭、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的落后过剩产能，加快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更新工艺技术装备，降低能耗和排放。比如，有色金属工业全部淘汰落后的自焙槽电解铝生产工艺，水泥行业实现新型干法水泥基本全覆盖。大力培育新能源、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绿色服务，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构建以绿色为特征的产业体系。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智能制造发展，“互联网+”制造模式不断涌现，工业互联网已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钢铁、家电、服装、机械、能源等行业，为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强劲动力。

　　（二）提高能效和能源结构调整成效明显

　　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能源结构调整和现代能源体系建设在绿色转型中的重要性。“十一五”以来，中国将单位GDP能耗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已连续纳入三个五年规划，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耗，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单位GDP能耗呈现下降趋势。2005-2018年累计降低41.5%，年均下降4.0%。2018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到0.52吨标准煤/万元。能源结构调整取得进展，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2012年的67.4%下降到2018年的59.0%。用能方式清洁低碳化进程加快，特别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迈出实质性步伐，累计完成煤电超低排放改造7亿千瓦以上，提前完成2020年目标；新建煤电机组全部为超低排放，煤电机组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清洁能源利用大幅增加，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一，非化石能源、天然气消费比重分別提升至14.3%、7.8%。中国已成为全球利用非化石能源的引领者。

　　（三）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持续推进

　　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是绿色转型的重要体现。2002年中国制定第一部循环经济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标志着污染治理模式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转变。此后，中国加快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进程，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提高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节矿标准。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节能减排，推行企业循环式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式改造，推动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增长模式向物质闭环流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换。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主动实行碳排放的有效控制。推动实施资源节约利用行动计划，如实施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绿色建筑行动、车船路港千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循环经济典型模式示范推广等，推动资源绿色低碳循环利用，不断拓展绿色发展新空间。

　　（四）绿色科技创新和标准体系建设得到加强

　　科技创新有效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集约化水平，是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投入大幅增加，2014年中国超过日本和欧盟，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经济体，研发总支出占到全球的近四分之一。2018年中国研发总支出接近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19%，超过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绿色技术的研发投入也大幅增加，1990-2014年间，中国与环境相关的专利数量增加了60倍，而OECD国家仅增加3倍，中国“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数增速在过去10年特别是2005以来超过所有技术专利数增速。与此同时，降低绿色技术的转移成本，推动绿色技术的示范和推广，促进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等新技术的利用，绿色科技创新日益成为绿色发展的源动力。推进绿色技术研发与标准一体化，加强科技对标准制定的支撑作用，并动态提高行业绿色标准。如目前中国大规模火电机组的实际能耗和排放标准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 。2绿色技术的发展和扩散，为中国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战略支撑。

　　（五）绿色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逐步推广

　　绿色消费对促进生产过程的绿色化和推动绿色发展具有重大作用。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广高效照明等绿色节能产品，鼓励选购节水龙头、节水马桶、节水洗衣机等节水产品，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2012-2016年，中国节能（节水）产品政府采购规模累计达到7460亿元。阿里零售平台绿色消费者人数在2012-2015年间增长了14倍，占活跃用户数的16%。据测算，2017年国内销售的高效节能空调、电冰箱、洗衣机、平板电视、热水器可实现年节电约1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650万吨、二氧化硫1.4万吨、氮氧化物1.4万吨和颗粒物1.1万吨。各地方开展创建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商场、绿色餐馆等行动，倡导绿色居住，节约用水用电，合理控制夏季空调和冬季取暖室内温度，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励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出行，建立居民垃圾分类制度，鼓励居民广泛参与垃圾分类、废物回收利用。绿色生活方式促进绿色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六）绿色金融和绿色服务市场加快兴起

　　发展绿色金融和绿色服务市场是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绿色金融有利于引导资金流向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环境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引导企业生产绿色环保产品。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金融业积极为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提供金融服务。如绿色信贷与国家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专项相结合，优先支持绿色发展项目。2017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支持地方发展绿色金融。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行用能权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经过前期试点后，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研究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则，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监管体系。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扩大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为进一步发展排污权交易创造条件。绿色金融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为绿色转型提供了融资渠道和市场化工具。

　　（七）污染防治行动力度空前

　　污染防治力度不断加强，在推动绿色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九五”时期首次制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后，中国污染物总量控制纳入五年规划并从“十一五”起作为约束性指标。“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两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将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扩大至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四种主要污染物，提出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减少8%、10%、8%、10%的约束性目标。“十三五”以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修订后《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并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部分污染物排放进入峰值平台期。2018年，全国338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达79.3%，比2015年提高2.6个百分点；重污染及以上天数比例为2.2%，比2015年降低1个百分点。温室气体排放大幅降低。2018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5.8%，提前完成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的目标。地表水水质总体向好。2018年，全国地表水1935个水质断面（点位）中，Ⅰ-Ⅲ类比例为71.0%，比2016年上升3.2个百分点；劣Ⅴ类比例为6.7%，比2016年下降1.9个百分点。污染防治力度加大，改善了生态环境质量，为绿色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环境。

　　（八）绿色发展体制改革加快推进

　　推动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体制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度出台频度之密、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相继出台，并制定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确立了生态文明体制的“四梁八柱”。各项改革任务进展总体顺利，自然资源資产产权制度改革积极推进，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日益加强，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试点全面启动，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不断强化，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持续推进，环境治理体系改革力度加大，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基本建立。特别是建立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按照督查、交办、巡查、约谈、专项督察的程序，开展了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实现31省（区、市）全覆盖，并对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行业进行专项督察。监管执法力度加大，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追责问责，严肃查处违法案件，推动解决一大批突出环境问题。推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改革，为绿色转型提供了更有效的制度保障。

　　二、中国推进绿色转型的有利条件和严峻挑战

　　绿色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涉及经济、产业、科技进步和体制机制等各方面，需要付出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中国推动绿色转型，具有制度优势、后发优势和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以及传统产业绿色技术改造空间大的条件，同时也受到“挤压式”工业化、资源禀赋和能源结构、主要污染物排放进入峰值平台期等多方面制约，仍将面临诸多挑战。

　　（一）中国具有推进绿色转型的有利条件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绿色转型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市场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职能。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确立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推进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加之政府科学有效的决策体系和强大的执行力，以及全社会对绿色发展的高度共识，在推动绿色转型上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二是绿色发展的“后发优势”。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新增的工业产能和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可通过发展绿色产能和绿色基础设施来实现，避免工业化城市化的“锁定效应”3，能带来巨大的绿色收益。比如，中国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60%，未来城市化率有可能超过70%，这意味着还将有1.5亿人口转入城市，这不仅为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而且将获取避免“锁定效应”的巨大绿色收益。

　　三是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6%，稳居全球第二。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为绿色技术研发和形成完备的绿色产业链提供了强大支撑。经济体量大，可以分摊绿色技术研发的初始成本，而且初创企业可以依托国内市场进行孵化。加之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完备制造体系，既有处在或接近全球前沿的产业和技术，也有处在追赶阶段的产业和技术，为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发挥不同领域的产业和技术优势创造了条件。

　　四是传统部门的技术改造空间巨大。中国传统产业部门依然庞大，效率提升空间巨大。比如，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利用空间巨大，而且能源技术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全球最高，提升燃煤电厂效率已取得显著成效。

　　五是新能源发展引领全球。中国拥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页岩气和沼气资源。自2005年以来，风力驱动涡轮机容量几乎每年均成倍增长，目前仍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制造国，光伏发电装机全球第一，这使得中国在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和改善能源结构方面有更大空间。

　　（二）中国绿色转型面临的挑战

　　一是“挤压式”工业化带来污染物排放的集中释放。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明显的“挤压式”特征，各种工业品生产在短时期内爆炸式增长并在多个领域达到史无前例的生产规模。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温室气体和废弃物，这不仅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也带来了巨大的治理成本。近年来，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去除高能耗高污染过剩落后产能，但淘汰过剩落后产能要影响就业，大幅度增加失业人员社会保障和救助等各种支出，支付巨大的资金补偿和人员安置成本，金融机构还要支付银行壞账等债务处置成本。

　　二是能源结构调整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面临挑战。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特征，使得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由于能源生产与消费中心错位分布，清洁能源发展在消纳和输送通道、国内市场培育等方面仍面临难题，弃水弃风弃光现象时有发生。与此同时，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根据OECD测算，2016年中国能源产出率为美国的84%，德国的57%，日本的59%。中国每排放一吨CO2可以产生2150美元的经济价值，而OECD国家达到4240美元，是中国的近两倍。过去20多年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称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即经济增长中不被人力资本、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投入所解释的部分）的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30%，而OECD国家这一贡献率达到60%。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程度，仍然要明显高于OECD国家。

　　三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价值链提升任务艰巨。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服务业占比由1978年的24.6%上升至2018年的52.2%，但相较于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服务业比重仍然偏低。而中国工业占比长期稳定在40%以上。2011年之后工业占比虽有所下降，但2018年仍保持在40.7%，明显高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2010年，中国继德、日、美之后，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中国生产了全球约一半左右的粗钢（8.32亿吨）、煤炭（35.2亿吨）和水泥（23.4亿吨），以及近四分之一的汽车（2902万台）。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超过四分之一。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步伐加快，正在由低端产品出口为主向以中高端产品出口为主转变，但基础制造能力与先行工业化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工艺流程创新、数字化管理等方面能力仍显不足，产业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四是生态环境治理仍面临很大压力。尽管近年来部分污染物排放已跨越峰值进入下降通道，但排放规模仍居高不下，生态环境压力仍然很大。据统计，中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生活污水就会增加11.5亿吨，生活垃圾增加1200万吨，建设用地增加10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增加12亿吨，能源消耗增加8000万吨标煤。空气质量总体进入改善阶段，但形势仍然复杂。2013年以来，中国城市PM2.5年均浓度已呈下降态势，但季节性波动仍然很大。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流域水质已进入“稳中向好”的阶段，但湖泊水质不容乐观，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地下水污染状况仍然堪忧。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仍然较重，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仍然突出。

　　三、中国绿色转型的发展前景展望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总体上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期 ，污染排放拐点、二氧化碳排放拐点和能源资源消耗拐点将渐次出现，资源环境压力依然很大。“十四五”时期是绿色转型的攻坚期，必须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碳排放强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巩固主要污染物排放和经济增长脱钩的态势，加快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绿色转型之路。

　　（一）今后一个时期是资源环境压力的峰值期

　　能源需求峰值预期在2030-2040年之间出现，但化石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有望在2030年左右达峰。中国能源需求峰值约在60亿-80亿吨标煤之间，人均能耗峰值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人均能耗峰值的32%-42%，日本的65%-84%。从能源结构看，2014年后中国煤炭消费进入“平台期”，但仍将长期扮演主要能源供应品种的角色，预期到2030年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仍将在50%以上；石油需求将缓慢增长，到2030年或将超过8亿吨4；天然气消费量将稳步增长（年均增长率5%左右），在初次能源中占比从2018年的7.8%提高到2030年的15%左右；在可再生能源中，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需求将大幅增长，预计到2025年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超过石油。

　　主要常规污染物排放已经并将继续进入拐点期。中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已先后达峰并步入下降通道，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氨排放有望在2020年前达峰，主要大气污染物叠加总量的峰值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出现。在水污染物方面，受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大致在2020-2025年达到峰值，随后进入“平台期”。

　　生态环境质量全面达标的时间仍有不确定性。大气环境质量总体已进入改善阶段，预期2025年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有望提高到50%，338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进一步提高，城市空气PM2.5年均浓度将持续下降，但臭氧可能会成为新的污染物。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主要流域、湖泊、地下水、海洋等水环境质量改善的进程差异较大。相对于大气和水环境，实现土壤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的难度更大。

　　（二）“十四五”时期要加大绿色转型的攻坚力度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期，必须加大绿色转型的攻坚力度，加快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一是培育绿色产业发展体系。实施绿色产业转型升级行动、绿色经济新业态培育行动、绿色科技创新行动、绿色经济新主体培育行动，发展节能环保和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绿色工业，生态循环农业等绿色农业，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绿色科技服务等绿色服务业，鼓励绿色生产和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针对具备基础条件的重点产品开展全产业链系统提升，加强各相关主体在技术合作、产用衔接、服务配套等方面的协同配合，构建绿色产业发展体系。

　　二是建设绿色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基础研究，开展污染及其危害的机理研究，为优化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路线提供科学依据。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特别要加大绿色工艺装备的研制力度，增强为企业绿色技术改造提供装备的能力。加强产学研用结合，加强创新链各环节的衔接，鼓励国内大企业与研究机构合作的技术创新联盟，加快绿色技术产业化。加强绿色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在绿色科技创新、路线选择和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

　　三是完善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体系。实现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企业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广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3R”生产法，制定重点行业循环型企业评价体系。对园区进行绿色化改造，推进产业链接循环化、资源利用高效化和污染治理集中化，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提高产业关联度和循环化水平。完善资源循环利用制度，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立再生产品和再生原料推广使用制度，完善一次性消费品限制使用制度。深化循环经济评价制度，强化循环经济标准和认证制度，推进綠色信用管理制度。

　　四是构建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体系。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建立并加快实施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健全空间治理体系，推动一张蓝图干到底。开展国土综合整治行动，深入推进城市化地区、农村地区、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集中开发区以及海岸带和海岛“四区一带”的综合整治，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五是建立绿色发展市场服务体系。进一步发展绿色金融，积极探索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证书交易等各种绿色金融工具的运用。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大碳排放配额分配的透明度，完善碳交易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开展交易产品和交易方式多样化试点，研究制定相应的监管规则。探索建立与碳资产和碳交易相关的会计准则。加强与境外进行碳交易的监管。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扩大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将更多条件成熟地区纳入试点，完善企业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减排收益的机制。在重点流域和大气污染重点区域，推进跨行政区排污权交易。

　　六是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消费体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鼓励使用节能减排的绿色产品，增强绿色出行激励有效性。加快建立绿色产品专门的流通渠道，鼓励建立绿色批发市场、绿色商场、节能超市、节水超市等绿色流通主体，推动市场、商场、超市、旅游商品专卖店等流通企业在显著位置开设绿色产品销售专区。推广利用“互联网+”促进绿色消费，推动电子商务企业直销或与实体企业合作经营绿色产品和服务，鼓励利用网络销售绿色产品，推动开展二手产品在线交易，满足不同主体多样化的绿色消费需求。

　　七是完善绿色发展监管体系。开展改革评估工作，加快相关制度落地。深化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完善环境监管法律法规，优化监管组织结构，增强专业性和监管能力，提高环境监管有效性。改革完善资源环境生态管理体制，推动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实现绿色转型的攻坚期。加快推进绿色转型，才能为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创造条件。与此同时，中国绿色转型的成功探索，也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发展模式的新选择，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參考文献

　　[1]陈健鹏.能源消费、空气污染物排放、碳排放达峰时序国际比较及启示[R].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专刊》，2017年第43期.

　　[2]李维明，高世楫，陈健鹏.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中国绿色增长进程与对策[R].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专刊》，2018年第22期.

　　（责任编辑：吴思）

　　* 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1 199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格罗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将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原理应用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当大规模工业化展开时，由于资源投入大量增加，带来更多的污染排放，从而对环境产生负的规模效应，环境质量不断恶化；而当大规模工业化进入深化发展阶段时，由于新技术应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清洁能源的推广，环境改善出现正的规模效应，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逐步改善。

　　CHINA‘S GREEN TRANSFORMA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Wang Yiming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economic achievements， and brought about a rapid increase in resource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emissions. This kind of economic growth at the cost of resour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overdrawn development quality and benefit， forming hug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Green development is a complex systematic project and a long-term task， involving economy， indust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other aspects. It will take a long time and hard work. China’s green transformation has the advantage of institution， late developing， super-large economies and large improving space of green technology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but it will still face many challenges due to the constraining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squeezed” industrialization， resource endowment and energy structure， and peak period of major pollutant emissions. In the certain coming period， China is still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d we must continue to pursue green development， build a green development system featuring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nd strive to form a new pattern of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Keywords： Gree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Mod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