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 内部结构分化与外部风险增加

　　【提 要】2019年前三季度，面临内部结构调整和矛盾释放、外部世界经济和贸易下行、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等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较为平稳，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并没有消失，更值得关注的是宏观经济下行期中出现了诸多结构分化迹象。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内部结构分化和外部风险增加，我国需要做出积极应对。

　　【关键词】 宏观经济；下行期；结构分化；宏观调控政策

　　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一）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尚未逆转，产业结构延续调整趋势

　　2019年前三季度，面临内部结构调整和矛盾释放、外部世界经济和贸易下行、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等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较为平稳。1-3季度我国GDP实际累计增长6.2%，其中，第一产业累计增长2.9%，第二产业累计增长5.6%，第三产业累计增长7%。3季度，我国GDP实际增长6%，与2季度相比下降了0.2个百分点，与2018年同期相比下降了0.7个百分点。3季度当季GDP实际增速以及前三季度GDP累计实际增速均维持在全年政府预定的目标范围内。面临内外各种矛盾与不利变化的交织，我国能够维持整体经济平稳增长，是难能可贵的。虽然GDP增速的下行趋势没有反转，但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对比中，2019年以来我国实际经济增速是最高的。

　　在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在所有产业中，第三产业保持最快增速，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1-3季度，第三产业累计实际增速比整体GDP高0.8个百分点；3季度第三产业实际增速7.2%，比整体GDP高1.2个百分点，比2季度提高了0.2个百分点。从2季度的情况看，在第三产业内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的实际增速超过了20%，远远高于第三产业整体；金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实际增速也高于第三产业整体；这四个细分服务行业拉动整体GDP增长1.9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等的增加值增速均低于第三产业整体。

　　工业部门增速回升，内部结构不断优化。1-2季度，工业部门累计增长5.8%，较2018年同期下降了0.6个百分点；工业部门累计拉动GDP增长2个百分点，较2018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2季度，工业部门当季同比增长5.6%，较2018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持续下滑，创下了多年来的新低，但同时也呈现出兩个积极变化。首先，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内部结构维持不断优化的趋势。1-9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5.6%，9月当月增长5.8%；制造业累计增长5.9%，9月当月增长5.6%。分行业看，高新技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医药、化纤、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专用设备和仪器仪表等行业的增速均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增速。分企业类型看，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增速也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其次，工业部门在9月份出现环比改善的趋势。9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41个大类行业中有35个保持了正增长，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产品、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和电器机械及器材等行业的增速较8月份明显提高。

　　（二）就业形势基本稳定

　　2019年1-9月城镇新增就业数量达1097万，已经完成全年目标1100万的99.7%，年内完成政策目标是毫无问题的，这说明当前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但也要看到，与2018年相比，城镇新增就业数量开始下降，2018年前9个月城镇新增就业数量为1107万，同比减少0.90%，减幅有所收窄。实际上，自2019年以来，各月城镇新增就业数量均比上年同期有所减少，这在以前还是少见的，说明当前就业增长动能有所衰减。

　　2-3季度调查失业率再次攀升至5.3%的相对高位，说明就业风险尚存。由于样本覆盖面较广，且涵盖农民工群体，城镇调查失业率是较为科学的反映就业形势的指标。自2018年公布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都在5.1%以下，但2019年2月份突然升至5.3%，当时引起了一定的焦虑情绪。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和经济弱企稳，城镇调查失业率很快回落至5%，至7月份又突然升至5.3%，8月份略微回落至5.2%，9月份继续维持在5.2%。年内调查失业率两次窜升至5.3%的相对高位，说明当前就业形势并非高枕无忧。

　　（三）净外需增长缓解了内需下行压力

　　从总需求构成看，最终消费需求依然是我国GDP增长的最主要需求力量来源。2019年1-3季度，最终消费拉动实际GDP增长3.7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05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45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0.5%，环比提高0.4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7.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最终需求和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下降，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显著上升。2019年1-3季度，在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拉动下降的同时，资本形成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较2018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6.7和1.2个百分点，净出口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较2018年同期分别上升了33.8和2.2个百分点。净出口对实际GDP增长的拉动力达到了2015年1季度以来的最高点。在国内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净外需对总需求增长起到了很好的弥补和支撑作用。

　　社会零售品总额的增速继续下滑，消费结构延续过去的升级趋势。1-9月，社会零售品总额累计名义增长8.2%，较上年同期下降1.1个百分点；累计实际增长6.4%，较上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分类别看，农村社会零售品总额的增速比全社会高0.8个百分点，网上零售增速比全社会高8.6个百分点，网上实物商品零售增速比全社会高12.3个百分点，除汽车以外的零售增速比全社会高0.9个百分点。这一方面反映社会消费结构维持了继续优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反映出汽车销售下滑对全社会零售增长具有很大的拖累作用。

　　1-9月，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实际增长6.1%，与GDP实际增速基本持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了更快的增速，实际累计增长6.4%，比城镇居民高1个百分点。全国人均消费性支出累计实际增长5.7%，比同期收入增长低0.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累计增长6.7%，比收入增速高0.3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實际累计增长4.7%，比收入增速低0.7个百分点。

　　1-3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4%，增速与2018年同期持平。其中，第一产业固定投资下降2.1%，第二产业固定投资增长2%，第三产业固定投资增长7.2%。全社会固定投资保持平稳增长，第三产业投资增速的提高缓解了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速下滑的趋势。与2018年同期相比，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固定投资增速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第三产业投资增速提高了1.9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速提高了0.6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较2018年同期提高了3.2个百分点，对于保持全社会固定投资平稳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固定投资的产业结构继续得到优化，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和整体服务业的固定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速。

　　（四）消费物价迅速上升，但全面的通胀压力并不存在

　　2019年1-9月，我国CPI累计同比增长2.5%，其中食品类CPI累计同比增速高达6.5%，非食品类CPI累计同比增速仅为1.5%，与2018年同期相比增速分别提高0.4、5.1 和-0.7个百分点。9月当月CPI同比增长3%，食品类CPI同比增长11.2%，非食品类CPI同比增长1%。我国CPI时隔67个月重回“3”时代，但我国并不存在全面的通胀压力。在细分类别上，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8.4%，影响CPI上涨约2.49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上涨69.3%，仅此一项就影响CPI上涨约1.65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教育文娱、衣着、居住和生活用品及服务等价格上涨较为温和，交通和通讯价格下降了2.9%。因此，如果扣除食品类，我国CPI中反映出来的甚至是通缩趋势。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农村CPI增速超过了城市。1-9月农村CPI累计同比增长2.6%，城市CPI累计增长2.4%。4月份以来，城市CPI月度同比增速持续低于农村，这是2014年以来首次出现。从细分类别来看，城市CPI增速低于农村CPI增速主要表现在禽肉、蛋、水产品、鲜果和交通通讯及服务等类别。农村地区在几个主要食品类别上面临更高的价格涨幅，意味着前段时间增加供给和控制价格上涨幅度的政策主要偏向于城市市场。农村地区在交通通讯及服务上的价格降幅小于城市，意味着农村在改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以及服务可获得性等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空间。

　　2019年9月，全部工业品PPI同比增速-1.2%，较上月下降了0.4个百分点，较2018年同期下降了4.8个百分点。在大的趋势上，PPI增速延续了2017年以来的下降趋势。7月份出现了2016年9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到9月份已经连续三个月负增长，并且下降的速度不断提高。在全部工业产品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2%，降幅较上月扩大了0.7个百分点，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1.52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1.1%，涨幅较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28个百分点。

　　生产资料价格下降主要来自原材料工业价格和加工工业价格的下降，两者分别下降4.8%和1.2%。生活资料价格上涨主要来自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了3.3%。分行业看，下降幅度较大的行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以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9月分别下降了13.4%、9.6%、5.8%和5.5%，比上月分别扩大了4.3、3.7、2.7和0.9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在短期依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景气状况在短期内难有较大改观，全球大宗产品价格处于下降趋势，上述几个行业价格在短期内难以止跌回升。一个较大的变数是，如果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可能推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反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国上述行业的价格跌幅会收窄，甚至止跌回升。目前我国的物价走势总体上是处于紧缩状况，虽然消费价格指数重回“3时代”，但是政策层面无需对此进行反向调节。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主要是因为食品特别是禽肉价格过快上涨，其背后的原因又在于供给层面出现问题。所以，为了扩大生产和供给，需要的是支持性政策，而不是抑制性政策。而PPI出现负增长，同样反映出工业生产面临紧缩压力，由此需要的同样是支持性政策。所以，无论是最终消费需求侧还是工业部门供给侧，价格动态所要求的政策导向是较为一致的。

　　（五）货物出口稳定增长，进口加速下滑

　　2019年1-9月，我国对外货物出口累计同比增长5.2%，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1.3个百分点；对外货物进口累计同比增长-0.1%，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14.4个百分点。对外贸易增速逐月下滑的趋势较为明显，9月份出口和进口双双出现负增长。特别是9月份的进口当月同比负增长6.2%，出现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低点。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对外贸易维持了较好的表现。受经济低迷、贸易摩擦和政策不确定性等的影响，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可能会降至危机以来的最低点。世界贸易组织对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的预测仅为1.2%。这样的全球态势更是凸显了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平稳和稳中提质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对外贸易增速逐月下滑的趋势值得关注。特别是，前期存在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预期所导致的提前出口和提前进口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今后几个月的贸易潜力。

　　在我国对外货物贸易总体增速下滑的同时，贸易结构维持良性变化趋势。民营企业的贸易增速明显高于整体贸易。1-9月民营企业的出口累计增长13%，增速较2018年同期提高了3.4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进口累计增长 5.9%，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13.6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增速明显高于整体贸易。1-9月一般贸易出口累计增长8.7%，比整体货物出口增速高3.5个百分点；进口累计增长0.7%，比整体进口增速高0.8个百分点。

　　分国别或地区看，2019年1-9月，我国对美国出口的累计增速为-6.0%，较2018年同期下降了13.4个百分点；对欧盟、日本和东盟的出口累计增速分别是10.7%、3.7%和15.4%，较2018年同期分别提高了4.6、0.6和4.1个百分点。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作为我国传统出口市场，在我国总出口中占比变化不大，一直维持在54%左右。增長速度的差异改变了这四个传统市场在我国出口中的相对地位。欧盟在我国出口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取代美国成为我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东盟作为我国出口目的市场的地位不断提升。在这四个传统出口市场之外，其他市场在我国出口中的占比较为稳定地维持在46%左右，这意味着对其他市场的出口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但是，在四个传统市场相对地位消长变化的同时，新兴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整体吸纳能力并没有显著提升。需要强调的是，在贸易摩擦导致我国对美出口大幅下降的同时，对其他市场特别是欧盟和东盟出口增速的提高极大地缓解了我国整体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这反映了我国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外贸政策的有效性和我国整体出口的韧性。

　　2019年1-9月，我国自美国进口的累计增速为-22.5%，较2018年同期下降了26.3个百分点；自欧盟、日本和东盟的进口累计增速分别是5.5%、-2.7%和7%，较2018年同期分别下降3.8、9.7和7.3个百分点。美国在我国进口的占比不断下降，欧盟取代美国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东盟在我国进口中的占比不断提升。此外，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在我国进口中的总占比有所下降，从2017年的43%降至2018年的41.6%，再降至2019年1-9月的40.4%。对比自不同市场进口增速的变化，一方面看出整体进口增速的大幅下滑，另一方面也看出进口增速的下滑幅度从美国到日本和东盟、再到欧盟的梯次收窄。其背后有两种力量在起作用。首先是我国整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增速的下滑，导致对进口需求的整体下降。其次，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中美贸易的负增长，而在价值链条上存在从日本和东盟到中国、再到美国的序贯联系，对美出口下降必然导致我国从东盟和日本进口的下降。自欧盟的进口同样也会受此影响。但是由于目前的全球价值链较为明显地分为亚洲、北美和欧盟三个区域，欧盟在全球价值链中与中国的联系明显弱于日本和东盟。所以，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自欧盟进口的负面冲击相对较小。

　　（六）国际收支状况良好

　　2019年1-8月，我国累计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1363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累计顺差3167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42%，服务贸易逆差1804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收窄11%。货物贸易顺差扩大和服务贸易逆差收窄，共同推动了我国整体贸易顺差的迅速增加。2019年8月底，我国外汇储备31072亿美元，较2018年年底增加了345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主要来自贸易顺差。2019年1-8月，我国累计贸易顺差比外汇储备增量高出1018亿美元。在贸易收支以外影响外汇储备规模的因素还有国际收支平衡表口径下的初次收入、二次收入、非储备金融交易和误差遗漏等流量因素，以及外汇储备存量估值效应。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增量之间的巨大差异，意味着推动我国外汇储备存量下降的力量依然很强大。

　　2019年1-2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统计口径中的外汇储备增量仅有24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同期增长了465亿美元。从影响外汇储备规模的新增流量因素看，2019年1-2季度，贸易收支和非储备金融账户的收支均为顺差，规模达到1486亿美元，是推动外汇储备增长的正流量；误差遗漏项下存在大规模逆差，规模达到1553亿美元，是推动外汇储备减少的负流量。进一步把初次收人、二次收入和资本项目考虑进来，我国外汇储备在2019年1-2季度的新增流量仅为24亿美元。外汇储备存量规模的增长主要来自存量估值效应。其中比较大的是非美元储备资产折算成美元之后的价值变化。2018年12月底至2019年6月底，美元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下跌了4.2%左右，这样，用美元衡量非美元资产的价值时就出现了正的存量估值效应。

　　目前来看，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存在一定的风险。首先，在误差遗漏项下存在巨额逆差的情况下，大量私人资本在监管视野之外净流出我国。大规模贸易收支顺差在短期中抵消了这种资本外流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冲击。但是，从我国经济的调整方向来看，大规模贸易顺差并不符合我国经济的调整趋势。短期中，在出口增速下滑的同时，进口增速以更大的幅度下滑，从而导致我国贸易顺差规模迅速上升。这不会是一种常态。其次，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横向比较中，美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是最好的，美元相对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货币会维持缓慢升值趋势。这就是说，美元汇率指数应该会止跌回升。由此而来的负的存量估值效应会推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下降。从7-8月的情况看，美元汇率指数上升了1.5%左右。与此相伴随的是，我国外汇储备在同期下降了120亿美元左右。

　　（七）企业景气出现改善迹象，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化加大

　　9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 PMI 为 49.8%，虽然连续5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但主要指标均有改善迹象。9月制造业PMI指数较8月上升0.3个百分点，是5月份以来的最高值。9月份，财新中国PMI指数为51.4%，较8月上升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处于荣枯线上方；财新中国综合 PMI（产出）指数为51.9，较8月上升0.3个百分点，为5月以来的最高值。从环比变化来看，无论是国家统计局的PMI指数还是财新PMI指数，都显示出我国经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边际改善。

　　两个制造业PMI分项指数的走势也大致相同，在分项指标上，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供货商配送时间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等均实现环比改善，并且都处于景气扩张区间；而新出口订单指数、进口指数、产成品库存指数和出口价格指数等虽出现环比改善，但是仍然处于景气收缩区间。这反映出我国经济的景气改善主要得益于内需的增强，而中美贸易摩擦对于出口、生产成本及企业家信心仍有明显冲击。近期中央不断发力的稳内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外需冲击，缓和了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更加坚定地遵循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政策方向，加快落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更加积极地推进产业升级，进一步释放减税降费红利。在短期中无法推动外需环境出现质的改善的情况下，稳定内需是稳定我国经济的重中之重。但是还必须注意到，企业信心仍然在低位徘徊。稳定或刺激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足以扭转企业信心不足的状况。只有更大力度的改革和开放和更加扎实地改善营商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企业信心不足的问题。改善企业预期和提振企业信心的政策行动与稳定和刺激内需的政策行动结合在一起，是我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和缓和下行压力的关键。

　　二、宏观经济下行期的结构分化趋势

　　2019年，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整体增长放缓，贸易政策摩擦加剧，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提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我国通过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政策较为有效地顶住了经济下行压力，主要宏观指标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在国际横向比较中是主要大型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在我国经济对抗各种压力和解决各种矛盾的过程中，虽然实现了经济的总体稳定增长，但是经济下行压力并没有消失，经济下行趋势仍在延续。更值得关注的是，宏观经济下行期中出现了诸多结构分化迹象。

　　（一）供给结构升级动态出现放缓迹象

　　我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延续了过去的调整趋势，但是，调整动态出现放缓甚至是逆转的迹象。在我国工业部门整体增速下滑的同时，内部结构的调整动态出现了逆转的苗头。2019年1-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5.6%，与历史同期相比，这一速度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不仅如此，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趋势有所放缓。与2018年同期相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速下降0.8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速下降3.1个百分点，医药制造业增速下降3.4个百分点，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速下降3.5个百分点，专业设备制造业增速下降3.7个百分点，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下降4.3个百分点，汽车制造业增速下降8.5个百分点。这种变化意味着过去几年的工业结构调整趋势有所放缓。服务业在整体增速下滑的同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租赁和商业服务等细分行业的增速下降幅度明显大于服务业整体，而金融业的增速却大幅提高。这与我国发展高端服务业和解决“脱实就虚”的方向不完全相符。

　　在全社会固定投资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其增长动态出现结构分化。制造业固定投资增速大幅下滑，较2018年同期下降了6.2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较2018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固定投资增速较2018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未能实现稳定，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薄弱。制造业整体以及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与服务业投资增速提升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是好的现象。我国在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产业升级不完全是甚至不主要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提升和强化制造业。服务业的过快扩张和制造业的过快萎缩，不符合我国产业发展和调整方向。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的下滑，也不符合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要求。

　　（二）总需求增长对净外需的依赖性重新上升

　　2019年1-2季度，我国的总需求结构再次出现外需占比上升而内需占比下降的趋势。与2018年同期相比，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别下降了19.3和1.6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别下降了17.5和1.3个百分点；净出口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别上升了36.8和2.4个百分点。从我国经济的现实矛盾和未来发展方向来看，这样的变化趋势与我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方向不完全相符。

　　在我国经济的供给方面，存在供给结构不符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发展生产和调整供给结构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投资增长和资本形成应发挥更大作用。在内外需的对比方面，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以及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内在稳定性，我国都需要通过经济再平衡调整来降低整体经济对净外需的过度依赖。

　　（三）消费新增长点和新动能的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在消费层面还需要关注一个迹象，即农村消费品零售增速和网上零售增速较2018年的下滑幅度均大于全社会整体。全社会零售品销售名义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了1.1个百分点，而农村、网上实物销售以及网上服务销售较2018年同期分别下降了1.4、7.2和10.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过去几年的消费升级趋势有所放缓。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居住类支出的占比呈現更快的上升速度，这和农村地区近年来改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的倾向有关。与其他年份一样，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类占比在2季度开始下降，但不同于以往的是，农村居民的这一比例并没有迅速降至城镇居民之下，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2季度农村地区食品类价格上涨更快。这也意味着，2019年食品类价格上涨对农村居民的生活产生了更大影响，并对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升级能力产生拖累。

　　（四）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的对外贸易增速较大幅度下滑

　　在外贸领域值得担忧的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的对外贸易增速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滑。2019 年 1-8 月，高新技术产品累计出口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5.7个百分点，远高于整体出口增速的降幅。其中，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累计出口增速的降幅分别是36、19.6、15.3和10.9个百分点。机电产品累计出口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1.4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整体出口增速的降幅。其中，运输工具和机械设备累计出口增速的降幅分别是13.9和5.2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进口增速的下降幅度也明显高于整体进口。2019年1-8月，高新技术产品累计进口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15.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整体进口增速的降幅。其中，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和电子技术累计进口增速分别下降了42.9和19.1个百分点。机电产品累计进口增速较2018年同期下降了15.7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整体进口增速的降幅。其中，机械设备和电器及电子产品累计进口增速分别下降了20.8和18.2个百分点。在产品类别上，高新技术产品和机电产品对外贸易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在国家分类上，对美贸易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滑。两者结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美贸易紧张状况对我国外贸的深层冲击。这既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也会对国内制造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产生不利影响。

　　（五）再次出现“衰退型顺差增长”现象

　　在对外贸易上，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衰退型顺差增长”再次出现，即在进出口总额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贸易顺差反而扩大。在内需低迷的背景下，顺差的扩大提供了更大的外需力量的补充，对于维持我国短期宏观经济稳定有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存在诸多潜在的问题。首先是总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再次出现，对净外需的依赖性再次提升。在全球经济低迷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升的背景下，总需求的不稳定性乃至整体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增加。其次，贸易总额下降和贸易顺差扩大结合在一起，在需求层面带来的改善作用掩盖了在生产层面带来的抑制作用。

　　近年来，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我国经济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向上对外部的依赖性变得更加平衡，对国外市场净需求的依赖性降低。置身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环节，我国国内经济运行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向对外依赖。利用国外供给满足国内生产和生活的投入需求，利用国际市场解决相关产出的市场实现问题。

　　在進口和出口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即便贸易顺差没有减少，在增加值意义上似乎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国内生产和生活的投入约束与产出的市场实现约束都强化，国内生产和生活都受到负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出口下降及其引发的进口下降，对国内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并不是相互抵消的，而是相互叠加的。从数据的变化来看，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底，我国产品贸易处于较大规模的顺差状况。在其背后，出口下滑导致出口对贸易顺差的贡献逐渐由正转负，进口更大幅度的下滑使得进口对贸易顺差的贡献由负转正，并成为维持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力量。在这一阶段，以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衡量，整个工业部门处于低位运行。2019年我国产品贸易顺差再次扩大。在其背后，进口对贸易顺差的贡献不断增加，并在5月份以后由负转正；出口对贸易顺差的贡献逐渐减小，并在9月份由正转负。这预示着我国工业部门的低位运行状态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六）局部地区和局部行业的就业风险加大

　　我国总体就业形势在总量上不存在大问题，但是区域性和行业性就业矛盾持续发酵。分地区来看，东北、京津冀的就业形势没有根本改观，有的还在持续恶化。截至2019年9月，中国总体就业景气指数为 1.92，东北地区只有 0.9，京津冀地区只有 0.872。东北和京津冀地区就业形势紧张主要源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困境。

　　分行业来看，汽车和手机等行业仍处于较为严重的下降通道，房地产、建筑业和信息服务业的收缩也比较明显，这些行业的销售和生产下行使其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未来一段时间，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演变为冲击中国就业的一个风险点，可能在局部行业和局部地区率先爆发。根据各行业销售利润率进行的测算表明，加征关税的幅度如果达到21%-24%这样的阈值，对就业的负面冲击将会迅速显露。目前美国已经实施的关税行动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如果关税进一步提高，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以及金属制品等行业可能会出现较大规模的失业。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等对美出口行业较为集中的省份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

　　三、政策建议

　　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内部结构分化和外部风险增加，我国需要做出积极应对。第一，加大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力度，通过货币政策降息来应对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的宽松货币政策竞争，为财政政策的进一步扩张创造有利的利率环境，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调整政策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政策之间形成合力。在更为宽松的利率环境下，通过财政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来引导和培育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有效投资和需求，在国内需求增长、投资增长和有效供给增加之间形成不断强化的良性互动。第二，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整体低迷的背景下，利用我国大市场的优势和吸引力，深化与日本、东盟、欧盟、俄罗斯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水平经贸合作。积极开展双边、区域和次多边层面的合作和政策协调，为我国应对外部贸易摩擦创造有利条件。第三，积极参与和有效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在WTO框架下采取更加灵活和务实的谈判策略，推动多边贸易和投资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从根本上推动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在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政府采购、投资政策、数字化、金融科技和包容性增长等方面提出务实的“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吴思）

　　CHINA‘S MACROECONOMY：

　　INTERNAL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CREASED EXTERNAL RISKS

　　Yu Chunhai

　　Abstract： By facing the adverse factors such as internal structural adjustment， release of contradictions， slowdown of external world economy and trade， increasing uncertain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nvironment，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in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2019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 main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are remained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However， the downward pressure on China’s economy has not disappeared. It is more noteworthy that there are many signs of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during the downward period of macroeconomy. In the face of downward macroeconomic pressure， internal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creased external risks， China shall make positive responses.

　　Keywords： Macroeconomy； Downward Period；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Macro-control Policy

于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