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借故旧话津门（上）

　　想起第一次独自一人去天津，那时网络远不如现在这样发达，手机支付、电子乘车等等还只是设想，手机地图的导航也动不动就将人带进沟里，像如今这样只带一部手机出门的旅行还没有迎来它的春天，彼时我开玩笑地问天津的同学，这要是在天津走丢了可怎么办？同学也开玩笑地回答我，在天津你只要沿着河走，什么都能找到，沿着最宽的那条河走，一路上不论是风景还是商业的繁华，准能让你找到一个落脚之处。等我真正到了天津，看着大大小小交叉纵横的河流，形态各异的桥梁，和沿岸那些地标性建筑，我才知道，同学所说绝不仅仅是个玩笑。而后的几年一直到今天，只要是去天津，我都会在河边走一走，看一看这座大河孕育的城市的新与旧。

　　2019年国庆假期，我又一次来到天津，这一次干脆来了个徒步，早上到达火车站，便直接走到古文化街，途中也没有什么规划，走到哪里算哪里，不免有些绕远，却别具趣味。天津这座城市有许许多多吸引我的地方，这座城市，在商周时期即有人类居住，但作为城市则形成较晚。隋朝大运河的开通，使位于运河北部、兼有河海运输之便的天津地位日渐重要，运河与“五河尾闾”（今海河）在市区三岔河口交汇，天津便以“三会海口”名于史册。唐朝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在历史的长河中，天津成为一个独具自己魅力的城市，它保留着那些故旧，也有自己的新潮，在这些新旧交替中，“哏都”谱写着自己的赞歌。

　　大悲禅院

　　不是第一次来天津，却是第一次来大悲禅院。从“天津之眼”摩天轮走到大悲禅院，实际上还是很便捷的。来到禅院时，天气不是很好，雾气濛濛的，恰逢十一假期，若是人多且赶不上一个好天气，这可是糟糕得紧，不过好在门票十分便宜，对于不是信徒的人来说，还是很好接受的。大悲禅院的门前是一片小型的广场，有几个孩子在玩耍，还有些鸟雀在地上跳来跳去，人一走过去，鸟便飞起来，来来往往几个回合，像是人与鸟在打擂一般。

　　本打算在进了院门后再好好拍摄一些建筑图片，后考虑到宗教习惯，终究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禅院的僧人十分和善，只是院中还有许多信众虔诚礼佛，这样一来倒是真的不好意思打断。

　　大悲禅院始建于清代，是天津市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一座八方佛寺院。由西院和东院两部分组成，西院又叫旧庙，始建于清顺治年间，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扩建，由文物殿和方丈院等组成，东院又叫新庙，建于1940年，由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地藏殿、配殿、耳房和回廊组成，是寺院的主体。大悲院因供奉大悲观音（又叫千手观音）而得名，庙内原有柏木雕千手观音像，毁于“十年动乱”之中。

　　这里的建筑其实算不得十分奇特，和大多数北方民居相近，因此看上去倒有几分烟火气，令人颇感亲切，本想着看看弘一法师纪念堂，可惜由于纪念堂前拦了一道线没能得见，不过好在还有李叔同故居纪念馆这个选择，因此倒也不是特别遗憾。几个连廊之间静悄悄的，游人不是特别多，除却几位在每个殿前所设的拜殿上虔诚礼佛的，剩下的游人也都十分安静，偶有交谈也不会高声。

　　这座禅院给我的印象的确不错，一进门时就看到墙上贴着的公告，不接受外来香火，烧香庙中自取，分文不收，走到正殿时，就见一个大炉，不远处还有一个小车，车上放着香，由人自取，甚至不必拘礼，敬上一炷便好，这样洒脱率性，倒真是颇显大气。我一直想，真正的宗教从来不应该是苛求世人的，它只是信众自身的行为准则。

　　走出大悲禅院前，还查到了关于这里的一段历史，1944年，日本侵略军在南京中华门外建神社时修路，从地下发现了供奉玄奘法师顶骨的石函。当时日本侵略军拿走一部分，留下来的一部分共分成五份，分别供奉在北京、天津、南京、广州和四川。天津一份于1954年供奉在大悲禪院。1956年应印度政府的请求，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将天津大悲禅院供奉的这块顶骨送往印度那烂陀寺，以加强中、印两国文化及佛学的交流。现在纪念堂内，还设有一个供奉玄奘顶骨的模拟塔，塔内顶骨以照片代替。我不禁在离开时又望了望这座禅院，想从这祥和的禅院中看到历史上那个传奇的身影，那个不远万里前行的僧人。

　　李叔同故居纪念馆

　　从大悲禅院离开，便步行前往李叔同故居纪念馆，这一路上，果然是在沿河走，还是沿着最宽的那条河——海河。其实如果时间足够，还可以在海河中乘坐观光船，一共四个码头，买一张票，一天之内可以在每个码头各上下一次，那体验绝对难忘。相比较大悲禅院在周边高楼大厦中开阔的一片平地，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可真是有些不好找，他藏在道路深处，要在笔直的路上拐个弯儿，走进一片露天停车场之类的地方，才能看见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赵朴初书写的几个大字“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如今这几个大字已被雕在了汉白玉上，迎接着每一个前来参观的游人。

　　⑤赵朴初书写的“李叔同故居纪念馆”

　　梁启超故居纪念馆相较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就要宽阔很多，地方也很好找，周围是一些小洋楼，曹禺的故居似乎也在附近，这座故居也是修复的，修复后的梁启超故居，分为书房、起居室、家族纪念室等十二个展室，再现了梁启超当年居住的环境。展室分六个部分，分别是“勤学苦读的神童”“戊戌变法的主将”“君主立宪的鼓吹者”“反袁护国的组织者”“享誉中华的学术巨擘”“寓居津门的饮冰室主人”。故居展室里陳列着梁启超的书信、书籍、历史文献以及活动照片等。地方不算大，不一会儿也就参观的差不多了。

　　相比故居，我更喜欢饮冰室书斋，“饮冰室”书斋是梁启超晚年开展学术研究和写作的地方。楼内居室九间，均恢复了当年的场景。一进门是大过厅，再进去是书房和休闲娱乐室，二楼则是梁启超的卧室、餐厅等。

　　“饮冰”一词源于《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这是讲叶公子高出使齐国时内心的忧虑情形，梁启超当时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那种焦急与忧虑也深深地灼伤他的心，“饮冰室”书斋也就因此得名。这座书斋是1924年建成的，它见证了梁启超诸多思想与著作的产生。可惜的是1929年，梁启超不幸逝世，一家人的生活状况也迅速恶化，梁夫人王桂荃将旧楼卖给了天津富商郝莲舫，梁家则全部搬进了新楼（饮冰室），两座建筑之间砌起了高墙，门牌号也分成了两个。郝家入住时看到楼内散落着很多书，还有一摞一摞的信件，便知原主人搬家时很仓促，随手抽出一封信，原来是梁启超与宫廷人士的往来函件。但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些是有价值的东西，就全部被打包后丢进了地下室。新中国成立后，新楼和旧楼全归公产，先是有军属入住，后居民越来越多，院内也陆续搭建了许多临时建筑，在筹办纪念馆前的腾迁过程中，这里一共迁走了91户居民。梁公的那些气息也就在那些居民这样杂乱的生活居住中一点点消失殆尽，如今只是慢慢拼凑回来。

　　临走时，我又回看了一眼这院中的石榴树，它们正热烈地结着果，有些石榴甚至裂开来，完全不知这座纪念馆中主人曾经的忧愁，是啊，它们也只是后来者，正和我们一样，在故居的新与旧中穿梭。（未完待续）

　　穆斋